一本好书《往事并不如烟》

楼主能把故事大概说一下嘛....

　　曾经，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书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许多人受到伤害和惊吓，毁掉了所有属于私人的文字记录，随之也抹去了对往事的真切记忆。于是，历史不但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改写。这样的“记忆”就像手握沙子一样，很快从指缝里流掉。从前的人什么都相信，相信……后来突然又什么都不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们长期回避真实、拒绝真实的问题。

　　我这辈子，经历了天堂、地狱、人间三部曲，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拿起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将枯萎的心。而提笔的那一刻，才知道语言的无用，文字的无力。它们似乎永远无法叙述出一个人内心的爱与乐，苦与仇。

　　寂静的我独坐在寂静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眼窝里就会涌出泪水，提笔则更是泪流不止，毫无办法，已成疾。因为，一个平淡的词语，常包藏着无数寒夜里的心悸。我想，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

　　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我仅仅是把看到的、记得的和想到的记录下来而已，一共写了六篇，涉及八个（不包括我的父母）。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前者如罗隆基、聂绀驽，后者如潘素、罗仪凤。他（她）们有才、有德、有能，个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可说而不可看，或者可看而不可想。其实，不论贵贱和成败，人既不应当变为圣像，也不应当遭受藐视。

　　书是献给父母的。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章诒和

2003年8月21日于守愚斋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我一向认为人老了，简单的衣食住行，都是无比的沉重与艰难，他们的内心自不会再有炽热之情或刻骨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忧伤表达出的至爱，令我感动不已。当我跨入老龄，生活之侣也撒手人寰的时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记忆，便愈发地生动起来，也深刻起来。是的，脆弱的生命随时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转瞬间即空，归于破灭，惟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的存在。

◎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走在曲折的小径，便想起第一次在这里见到的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但是，我却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储安平的死境。四顾无援、遍本鳞伤的他，会不会像个苦僧，独坐水边？在参透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断绝一切尘念之后，用手抹去不知何时流下的凉凉的一滴泪，投向了湖水、河水、塘水、井水或海水？心静如水地离开了人间。总之，他的死是最后的修炼。他的死法与水有关。绝世的庄严，是在巨大威胁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顽强中也有脆弱。

◎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有人说：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色，古往今来的月色。可如今，收藏不再是个单纯爱好，它还是个一夜致富的行当。于是，张伯驹的价值便更多地体现在献宝上了。我不这样看。他的一生，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我和他相处，感受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才是永恒的。

◎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

　　我想，这些昔日贵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难，心也太苦。康同璧常说自己的处世原则是“以不变应万变”，然而，现实却在逼迫她们做出“顺适”。出于教养，也出于经验，她们的“顺适”往往表现为一种不自觉其努力的努力……努力的核心内容便是：忍。在云诡波谲、世事不胜其变幻的年头，谁都得忍。普通老百姓，以其渺小而忍。那么，康氏母女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又体现出什么呢？是阅历太多、见事太明的无可奈何？还是抹杀自己、无损于人的智慧生存？

◎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在经过了人生的艰难与惨厉，在体味了反人性的诬陷和背弃之后，聂绀弩带着内心深处的荒凉，带着任何人都无法解救的寂寞，带着最隐秘的生 ** 验，终日写作、抽烟，埋头读书、沉思。他以文学为精神方向，以写作为生存方式，继续活下去，有如一叶孤帆远离喧嚣的港湾，驶向苍茫大海。聂绀弩的晚年生活，简朴，简单，简洁，以至简陋。

◎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

　　罗隆基雄才大略，却又炫才扬己；他忧国忧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维敏捷，纵横捭阖，可性格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长文擅辩；也度量狭窄，锱铢必较。有大手笔，也耍小聪明。他是坦荡荡之君子，也是常戚戚之小人。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少说少错，多说多错，不说不错。罗隆基终身从政，却口无遮拦。

◎人生不朽是文章——怀想张庚兼论张庚之底色

　　政治圈子的人认为他是跳进了学术圈子里的文人；学术圈子的人认为他是来自政治圈子的干部。表面看去，他两头获益。其实，张庚这辈子是两头不吃香。

◎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

　　需要多么酷烈的力量，才能将一个史学家的体魄挤压到标准格式里！

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

    　　自打反右运动一起头儿，父亲（即章伯钧）就开始琢磨着反右的结局和自己的下场，甚至在 *** 还没想好怎么处理他的时候，他就在家里把自己处理了一回——让警卫秘书王锁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东客厅，请他们围着平时吃饭的圆型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亲客气又郑重地对他们说：“你们大概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我现在犯了政治错误。所以，请你们不要再叫我章部长了，可称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名。”
  坐于一侧的王秘书赶紧声明：“在我们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须继续称呼您为章部长。”
  　　此后，父亲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我们准备过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家更好。”
  　　1958年1月底，父母双双获得“又划又戴、降职降薪”的处理。好像上边对父亲特别宽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又特别保留了四合院、小轿车、司机、警卫、厨师、勤杂、秘书。国人社会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于权力所给予物质待遇之厚薄上。父亲既受政治贬损，又得生活厚待。如此发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慢慢地，父母开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与中国历史同样渊远流长的世态炎凉。亲近的、亲切的、亲密的，一个接一个地疏远、疏隔、疏离了。而且，越是亲近亲切亲密的，就越发地疏远疏隔疏离。诸如，二十年代一起参加北伐战争的老友，三十年代共同发起“ *** 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的第三党人，四十年代参与筹措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民盟元老。好像他们当初当年当时结识章伯钧，便是一种错误。唯有57年的政治风雨，才拨正了他们所在党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看着他们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样子，父亲也跟着替他们心痛。
  　　一日，戴帽的母亲到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去参加政治学习。在回家的路上，大老远便瞅见个老熟人。这也难怪，五十整的年纪，眼神正好。老熟人是民盟中央的副秘书长，叫辛志超。他不仅和父亲、母亲熟，而且和我姐、和我也熟。我家的门坎儿，他是跨进跨出的。每每在与父亲谈正事之前，都要给我姐妹俩讲上一段故事。故事多半说的是燕都旧话，再与那满嘴的京腔京韵相搭配，我俩听得津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从沈钧儒开始往下数，来家里开会、谈事、作客、聊天的，不下几十个。要论个生熟咸淡，眼下这位离母亲不远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内。所以，我很能想像母亲认出他时的那股冲动、那般欣喜及那份热情。
  　　母亲挥动着手，向他飞奔过去。辛副秘书长停住脚步,四下里张望。当他那双近视加老花的眼睛透过厚重的镜片，终于辨清来者为何人的时候，即毫不犹豫地转身180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亲傻站在街沿。她对老熟人或许有很多的话要说，或许只想问声好。她有如一个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到家中眼泪便扑簌簌地滚落出来。在父亲的询问下，母亲讲述了街头刹那间的经历。
  　　站立一旁的我，简值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辛伯伯，怎么会不理我们的妈妈呢？”我为如此熟识的人能做出如此绝情的事而愤怒。心底还有一种母亲受辱自己也跟着受辱的感觉。
  　　母亲为自己的不识时务、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叹道：“解放前看的《红楼梦》和解放后读的马克思，都算白费了。连熟识的人才专做绝情事的起码常识，都没能学到手。”
  　　父亲则劝母亲心放宽些、看得开些，语重心长地说：“大到一个政党的背信弃义，小至辛志超的躲避奔逃，自古就是中国官场的传统。”不过，父亲也从中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必是孤独自处的末路。除非钦定的章罗联盟和反右运动被钦定者 ** ，而这个“ ** ”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忧心忡忡的我问道：“爸，人当了右派，怎么别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难过了？”
  　　我的问话，使父亲激愤起来，滔滔不绝：“只有在中国当右派，才是这个样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里晓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体面的。议会里，还有他们的席位呢！与左派仅仅是表明政见之不同罢了。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左派、右派、中间派各自发表看法，陈述主张，申明立场。因为各派所持立场、主张、看法不同，它们之间势必要有激烈的辩论、争执以及相互攻击。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现像，并受法律保障。西方国家的官方政策，往往也都要经过这些辩论、争执和攻击的考验或矫正。现在，老毛把右派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划了个资产阶级成分。那么，左派与右派便不属于思想差异，而视为革命与反动的政治对立了。在我们这个国度，谁一旦成了统治者的政治对头或被看做思想异端，日子就很难过了。国家、权力、舆论、党派、社会、朋友、甚至家庭，都会纠合成为一股力量，不断地打击、迫害、除灭这个对头和异端。在这个问题上，我原以为新社会要比 *** 做得好一点。现在看起来，和过去没有太大的不同。”我自幼就爱听父亲说话。因为他说的，和报纸上登的、收音机放的、课堂里讲的，都不一样。他不从属于别人，他只属于自己。
  　　或许因为情绪激动，父亲说话的声调越来越高。母亲不让父亲继续往下讲，打断他的话头：“当着孩子的面，不要说这些，而且一句一个 *** ，一句一个老毛。从前你可以这样说话，现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这样讲了。你在家里讲，万一传到外面，人家真要说章伯钧反动到家了。虽然我们看不惯黄炎培，儿子划成右派，自己跟 *** 反倒更加亲近。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和过去一样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
  　　我知道母亲“训”父亲，是因为母亲疼父亲。特别是在眼下，知他疼他的人没剩下几个。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整天整天的批判大会，父亲就像吞大鱼大肉一样，全部咽下。而母亲这番雨丝风片般的“训”，对父亲来说，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碟清炒苦瓜。父亲听完“训”，一不反驳，二不申辩，三不坚持。自己一个人回到书房。我也紧跟着进去。当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的皮转椅上，他的脸色分明阴沉了许多。俗话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我在想，社会上已经失去“面子”的父亲，是不是觉得在家庭里开始失去“里子”了。父亲失去的再多，哪怕父亲在外面的存在等于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一声不吭，站立在父亲的身后。父亲也一声不吭，双手交叉于胸。他的外表是平静的，然而心里必定很难受。六十多个年头的人生，在心窝子里一次次跌宕翻腾。
  　　父亲面对政治压力和应付社会环境的唯一选择，是独处，也只能独处。假如他是个埋头做学问的，面壁数十载，独处一辈子，也算不得什么难事。偏偏父亲从中国私塾读到柏林大学，也没能塌心做学问，而是起劲儿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静，得参与，得活动，得闹腾。开会，讲演，结社，游行，拟指示，呼口号，写文章，直至发动战争（可惜父亲的本质是书生，他搞的政治始终未能上升到拿枪杆子的高级阶段）。父亲以此为生活，以此为追求，以此为乐趣。如今这种生活、追求和乐趣，给撅折掐断，戛然而止了。这番光景，好似一个有名气的演员，戏唱得正带劲儿的时侯，被轰下了台。令其振作、陶醉和亢奋的锣鼓，丝竹，灯光，油彩，底班，龙套，跟包，观众，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一大早起床，父亲不必忙着漱洗用餐，既没有机关让他去上班，也没有单位请他去讲话。上午到下午，父亲不必忙着东奔西跑，既没有事情等候他处理，也没有会议需要他参加。从早到晚，父亲不必忙着前庭后院的穿梭，既没有人按动大门的电铃，客厅里也没有响动的电话，书房里更没有摆放好的文件、报告、公函、书信，亟待拆阅。父亲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从洪秘书手里接过当天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厚厚一叠，他的眼睛像架扫描仪，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扫”完了。唯有每日分三版的16开大小的《参考消息》，读得仔细，看的时间也最长。
  　　父亲说：“只有‘参考’上，还有一点消息。”有时侯《参考消息》送进门，正巧父亲要去方便。他能拿着它，在卫生间里呆上几十分钟。要不是母亲催我也叫唤的话，不知他坐在马桶上还得看多久。老实讲，能得到这一点消息，也来之不易。因为父亲在必须接受右派帽子时，向 ** 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希望今后自己能够继续看到一份《参考消息》。把看“参考”的事做毕，父亲也就终日无事可做了。在以往杂乱忙碌辛苦劳累疲惫困乏的时侯，他多么向往安宁清静恬淡闲适的日子。现在，他向往的日子来了，却没能给自己带来安宁清静恬淡闲适。57年以前，那时事情再多工作再忙，父亲每隔一、两个月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家带到郊外去散心。香山、颐和园、十三陵是常去之地。现在，每天都可以搞郊游，父亲却呆在家里，不爱动弹。说来也是，父亲乃职业政治活动家，现在打发他去过既无政治、又无活动的生活，他浑身上下能得劲儿吗？父亲常一个人独坐书房。黄昏时分，书房内一片幽暗，他也不开灯，凄败之色在脸上尽情地铺展，犹如把自己自觉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顾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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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忙,头痛,加上打字慢,所以一直迟迟未把此书作详细介绍.谢谢鱼儿帮我!!!!

版主有吩咐而未照办,累及版主亲劳,我愿认罚!

吼吼.....

那就亲一口吧!!!

去!你又没帮我.起什么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