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反抗应该是活着||鲁李王
人大办的诗歌朗诵会。为纪念顾城。
我是通过戈多得知消息的。后来联系上天乐。再后来玲子说张后也去，于是联系上张后。
正如玲字所说，张后瘦瘦高高。一个好人。见面之后，颇为热情。我是读过他的情诗的，想象中是一个温情的人。看上去果然如此。
但是后来我却见着他血性的一面。主持人正要请某人上台朗诵，谁知张后一个箭步窜上台去。等等，我有话要说。
说着，他就把主持人的话筒抢了过来。
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为了纪念顾城。但是我要说的是，有一个人更应该纪念，那就是谢烨。
全场一片哗然。多数为叫好声。
张后于是拿起刷子，把刚才北京文学主编以及顾城诗歌自选的发行者打的广告几下擦得干干净净。在黑板上写道，纪念诗人谢烨。这一行字的右边，是纪念诗人顾城的屏幕。
然后他变戏法似的拿出一条横幅，横幅的内容也是纪念诗人谢烨。他叫人上去帮他牵开，结果任牧以及随张后来的袁艾上去了。我本想上去，在昨天聊天的时候他跟玲子说我去，正好帮他拉横幅，但迟了一步。
等摄影师照完箱后，他就走了。
我大概能理解张后的意思，确实如此，谢烨才是真正值得纪念的。顾城是杀人犯，而谢烨是受害者。晚上回来，在网上跟异客们聊天，我也表达了这个意思。
事实上，我看不起海子、前不久自杀的余地，更看不起顾城。不是看不起他们的诗歌，而是看不起他们的人。
懦弱、不负责任，简直就不是男人。这是我给这些人的评语。他们的自杀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无外呼都是人有决定自己死的权利。
姑且不讨论这种哲学的荒谬处。我要说的是即使如此，那人就没有决定自己生的义务了吗？生命真的就是自己的吗？我们只要想想，这生命是从何而来，是如何得以生存的，就能让这种谬论不攻自破。
很多人沉迷于加缪他们的谬论，认为人生唯一严肃的事情就是思考自杀。他们为自己的懦弱找到了各种各样哲学心理学的基础。然后以为自己的自杀光明正大，天经地义，不用考虑别人以及社会。这些人简直就是些可怜的白痴。
有人说自杀其实是一种反抗。对生命的轻重，对意义死亡虚无。我承认，对诗人来说，有些东西确实过于沉重，而诗人作为诗人，心理多敏感脆弱。但我要说，真正的反抗应该是活着。就算是死也要活着。
海子顾城他们的自杀以及杀人，其实败坏了诗人以及诗歌的声誉。整个社会舆论一致认为，诗人都是一些疯子，或失败者，可怜虫。
朗诵会完了之后，跟戈多聊天。我跟他说，没想到殷龙龙身体有这么大的问题。他说，诗人都是这样，要不身体有问题，要不心理有问题。连诗人自己都这样认为。可想而知，其他人是怎么想的。
后来跟琳子聊天，说到这些。她说，诗人真可怕。我问她怕什么，她说她也不知道，就觉得可怕，但是不怕你。
我说其实没什么可怕的，诗人们都是些孩子，你难得怕孩子吗。有些人虽然有问题，但也不过懦弱而已。
你不用怕他们，相反应该怕我。因为我非常强悍。写诗的时候我是孩子，不写诗的时候我是成人。不过话又说回来，成人就更不用怕了，他们连孩子都不如。
顾城的神话与悲剧○陈立红
11月17日下午：下午2点出发，准备去人民大学参加纪念顾城逝世14周年的诗歌朗诵活动。3点40分到达人大，找到了教学三号楼后面的一个二层小楼，这就是会场。其实是一间阶梯教室。本来是准备3点半开始，我到的时候教室里的人并不多，有20多人，主持人让等一会。大约4点多才开始。中间，我登台讲了讲《海篮——顾城新诗自选集》当时发行的情况。这本书是1993年9月顾城回国时交给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出版社因为发行问题，一直未敢付印。后来就传来顾城杀妻自杀的消息，非常令人震惊。我当时所服务的华语出版公司决定包发，首印51000册。但由于多种原因（杀妻是重要原因之一，搞得许多人都鄙视诗人，台湾《联合报》总编、诗人痖弦来信说，文章见报后接到很多抗议电话，不敢再登有关文章），该书的发行并不顺利，大约积压了10000多册，但仍是发行量最大的诗集。因为他们这个纪念活动的名字也就叫“海篮”，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感到很惊奇，就与活动联系人联系，想看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谁还在关注诗歌和顾城。活动联系人薛赫芳和天乐马上就回了信息和电话，表示欢迎。
纪念会进行到三分之一，中间出现了一个插曲。一个穿灰白短大衣的小伙子拿了一个“纪念诗人谢烨”的条幅，要求挂上，在纪念顾城的同时必须纪念被顾城杀死的他的妻子诗人谢烨。当时我以为他是谢烨的亲戚。在他路过我的座位时，我拍了拍他的衣服，想给他说句话，安慰一下。可能是因为太激动，他没有感觉到。今天上网浏览博客，才发现昨天“闹场”那个小伙子叫张后，也是一个诗人。他昨天前天还写了三篇纪念诗人谢烨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是真诚的，很有责任感，他反对诗人和诗使用暴力。
顾城与谢烨的悲剧，暴露了诗人顾城的精神和做人的局限。如果说在作诗方面顾城是一个天才，那么在做人方面却很弱智。他从大陆去了新西兰后，不会说英语，也不主动学英语，甚至抱着敌视的态度，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妻子谢烨必须像保姆一样照顾他，作他的翻译。他出入一些社交场所，到一些地方进行讲学，妻子谢烨必须跟随，否则寸步难行。谢烨则相反，很快融入了当地社会，后来还出去工作，夫妻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并越来越多，最后酿成了杀妻自杀的惨剧。
顾城是朦胧诗的一个代表，像朦胧诗的其他代表一样，写出了许多经典诗篇，但是也同样留下大量莫名其妙的作品，我把它们定义为“诗歌笔记”。因为交待不清，寓意含混，甚至不知所云。所以，对初学写诗的青年而言，有一本“顾城诗选”就足够了，没有必要爱屋及乌要他的“全集”，因为莫名其妙的作品读多了，反而会失去欣赏好诗的判断力，这样会误入歧途。请年轻的朋友思考，千万不要迷信和盲从。如果从事顾城研究，那是另一回事。
对于张后希望大家纪念诗人谢烨，我是理解的。但我认为，仅仅靠呼吁是不行的，必须把谢烨的作品和人品整理发表，以便人了解和认知才行。或者以谢烨为主角拍一个电影，主题是有意思的，可由此揭示处于颠狂状态的诗人的暴力、自闭、多疑倾向，研究艺术与常人社会的关系模式……总之值得探讨。仅有呼吁是不够的。
在这次活动中，碰见了北京电视台《让生活充满爱》的主持人秦先生，《北京文学》编辑、诗人白连春，宋庄艺术家、诗人刀等。
纪念顾城，意义在于诗歌文本而非塑造偶像○韩浩月
11月17日，人民大学的一个读书社团和两个民间诗歌组织，在人大校园内举行了纪念顾城逝世十四周年诗歌朗诵会。这一天，沈阳、乌鲁木齐、武汉、杭州、西安、南宁、无锡也举办了同样的纪念活动。同人大的诗歌朗诵会一样，各地的纪念活动主办方也全部为当地的文学社、诗社或书店，作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个特别的人物，顾城以这样的方式证明着他在民间、以及对诗人、诗歌爱好者们中的影响。
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北部的一个小岛上，“朦胧派”代表诗人顾城杀妻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留下了《一代人》、《远和近》、《生命幻想曲》等著名诗作，以及一本自传体小说《英儿》。顾城自杀以及《英儿》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关于顾城是“天才诗人”还是“杀人犯”的争议，至今仍然有走向两个极端的迹象。十四年来，如何来定义和评价顾城，依然没有尘埃落定，他依然像一个滴血的感叹号，悬挂在日渐衰落、暮色沉沉的诗歌天空中。
即便在诗人中间，对于顾城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17日人大的纪念朗诵会上，诗人张后自行制作了“纪念诗人谢烨”的条幅，坚持要求主持人将此条幅与顾城海报悬挂于一起，这起突发事件引起不少在场学生的鼓掌欢迎。条幅终未挂上，张后写在黑板上的“纪念诗人谢烨”字样，也被一个穿白衣裙的女孩轻轻擦去。一切如以往一样，这个“任性的孩子”仍然为人们所任性地宠爱着，而被遗忘了诗人身份的谢烨，她的死难日没能成为她的纪念日，她的死，仍然只是现代诗歌史一个可以随意被抹掉的句子。
其实，对于顾城和谢烨的纪念，可以分看成是对于“诗歌”和“人”的纪念。顾城作为诗歌符号，是大于谢烨作为“人”的符号的，这在诗歌尚处于黄金时代末期的1990年代如此，在恶搞体泛滥、人人皆可诗的网络时代也是如此。纪念顾城，是因为他那个纯净、天真、和谐、纯美的梦幻世界，是很多人的诗歌理想，也是人们对诗歌传统审美的认同和怀念。民间自发的组织纪念活动，在促进诗歌向诗本质之美回归是有帮助的。在诗歌圈子日趋浮躁，诗人急功近利、炒作盛行的时候，重提顾城的意义在于寻找诗歌的文本而不是塑造和美化一个偶像。
在探讨诗歌和人的关系中，主流的观点一直认为，首先要做好一个人，其次才是好的诗歌。追求好诗的前提是不能丧失人格和尊严。从这个观点看，顾城和谢烨都是需要纪念的，他们都是诗人，他们在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用自己的悲剧来警醒诗人，如何区分世俗生活的真实和诗歌世界的虚幻。那么，我们为何不在为顾城献上一圈花环的时候，也为谢烨点燃一盏烛光。
社会的漠视，文学的被边缘化，使得诗人成为最容易陷入精神困境的一个群体，前不久，湖北籍诗人余地在家中自杀，再次证实诗人内心世界的脆弱。什么实现自我与社会的价值，维护精神王国的纯洁，唤醒人们对诗歌的关注……这些只是自私自利的借口。在眼下，社会赋予诗人的责任已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但不得不需要一再提醒的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一件神圣的任务。
再没有任何时候能比现在更让人发现诗歌的一无所用，诗歌成为垃圾的唯一好处是：诗人们的脸皮厚了，神经坚强了，每天忙着拉帮结派和出名，虽然少写了不少好诗歌，却也降低了那些毫无价值的死亡几率。什么时候诗人之死不再被美化和崇拜，诗歌写作或许才会回到它应走的道路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