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颜如玉网 > 写者部落文集：刘诚随笔 转著名诗评家杨远宏：鄙俗时代的神性写作 刘诚 上一篇：转曹英人博客文章：刘诚中短篇小说随 下一篇：著名诗评家杨远宏最新诗评：鄙俗时代 　　　　　　　　　　　　　　　鄙俗时代的神性写作 　　　　　　　　　　　　　　　　　　　杨远宏 　　在一个天空、历史、未来被遗忘，头颅垂落，翅膀只在瞬息、低处扑腾，甚至曲舌为刀，折翅为爪，落眼为金，下半身发酵膨胀，上半身木乃伊化的时代，有人大声疾呼，公然提出“神性写作”，如此明目张胆对时代的冒犯和挑战，就不仅彰显了一种价值指向、尺度和立场，更表现了倡导者的强势人格和道德勇气。就前者而言，从艺术史看，无论在诗学还是文本实践谱系版图中，或许都无甚新意可言，但它无疑是时代顽症病穴上一根光芒四射的银针；从后者看，虽不无末路圣徒的孤凄和悲壮，但无疑是遍地腐臭中一道拔地而起的强光，一种俯瞰、仰视的气象。何况，在一个英雄、圣徒被贬为笑柄的时代，哪怕仅仅是对英雄、圣徒的一个梦想，一声呼唤，也远远盖过、高于遍地群氓愚顽的痉挛和喧哗。 　　我无意也无权阻断、贬低在世俗、日常甚至琐碎中去寻求诗意，任何诗人都可以而且有权选择自己的写作立场、方向和方式。但是，康德的注意力方向和体验是：“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这段话，后来被作为座右铭刻在康德的墓碑上。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还主张，让知识给信仰留下地盘。在基尔凯廓尔的人生三阶段美学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分层中，宗教居于最高阶段。正因为考虑到中国文化积淀和传统中，宗教感、宗教情怀的单薄甚而稀缺，而宗教缺失的文化，往往很难高远恒常、博大精深，所以我才在我1989年发表的《重建诗歌精神》一文中，在确认诗歌的本质是诗歌精神，艺术的本质是艺术精神，将人文关怀、哲学精神视作诗歌精神、艺术精神的重要内涵的同时，也将宗教情怀作为重要内涵三要素之一而列入其中。比利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梅特林克，在他著名的“静剧”《群盲》中，描述、揭示了失去宗教引领的现代人类，找不到灯塔，找不到出路和退路，只有无边失落和遥遥无期等待的精神困境的黑暗和绝望。这在或许什么特色都有，唯独稀缺宗教感特色的“中国特色”国度，更是让人不安、忧惧和惊心！也正因为如此，无论刘诚关于神性写作的多少有些偏颇极端的主张，有多少争议和毁誉，都无损于他的诗学思考在这个鄙俗时代的精神气质和标高。在海德格尔看来，有某一条路，但不是随便哪一条路。那么，我们的诗人到底看到了什么路？到底该走哪一条路？ 　　顺便指出，海德格尔关于诗歌/艺术通过去蔽、敞亮，逼近、呈现存在、本真的命题，其实是值得反思，甚至是有问题的，却被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绝大多数学界朋友，不加追问地认同，并被广泛地引用。如果是对重重遮蔽、甚至人们在集体无意识中毫不知觉的伪饰和异化的去蔽敞亮，如此作为常识性的理解和考量，没有一点问题。但将此理解和考量面对诗歌等艺术作品时，除了尚能保持哲学、社会学眼光和思考的清醒、通透和合理而外，另外的问题立即显现而不可回避。事实是，绝大多数、尤其是优秀的诗歌等艺术作品，恰恰不是对存在的去蔽敞亮，而是在重门深院的艺术迷宫中隐藏得更深，可想象而不可言说，可望而遥不可及，正像我在早年的《诗歌美学》一诗中所说的那样：“诗歌隐蔽在遗忘里/在乱石和树根上闪灼/像不断隐退，远不可及的/天幕。”正因为如此，优秀的艺术作品才可能提供持久而迷人的召唤、期待、想像和阐释。更何况，海德格尔所言说的存在，本身就敞开而不可定义，海氏本人也玄乎其玄（到底是语言哲学，还是生命哲学、心灵学、神学意义上的？抑或兼而有之？我对海氏一直满怀尊重，但卡尔纳普等哲学家，关于海氏是一个无聊呓语、空话连篇的饶舌者的认定，也总在提醒我的理性和思考。）而始终说不清道不明，从理论和经验上讲，也没法说得清道得明，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能说清道明的也就不是存在，而是存在者了。我甚至疑心，海德格尔的存在，离神其实只有一步之遥，甚至简直就是神，或者神的一个代码，只不过穿上了让人眼花缭乱、神秘、深奥莫测的一袭峨冠博带的哲学外袍罢了。如此的存在，谈何去蔽、敞亮而逼近，而呈现？！更何况在经过诗学、美学虚拟、变构处理的艺术作品中！ 　　刘诚神性写作中的“神”，到底指的什么神？众所周知，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中的神，其实是大不一样的。仔细考量，同是基督教经典的《旧约》和《新约》中的神，虽是同一个三位一体的神，但其间还是有不可思议，或叫神意深不可测的差异的。从刘诚有限的文字表述看，他的神性写作中的“神”，大约是指基督教中的神。这与我的宗教意向、关切和情怀，是一致的。坦率说，如果不是认真、仔细、带着思考和追问通读两遍《圣经》，我早就受洗而成为基督徒了。不幸的是，反复阅读、思考《圣经》，反倒让我读出、思出了不少困惑和问题，以至至今尚未圣水加身。如果说观念尚处于变化发展中，在同一经典或教义里前后相左，或难以自洽，尚可理解和体认的话，那么，事实陈述的前后悖反，就实在让人生疑而难以置信了。比如，同在《创世记》，一处说上帝是无形无相的灵，另一处却说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相来造的人！耶稣的家谱从大卫王到约瑟之间，《马太福音》列出的是26代，《路加福音》却列出了41代，整整多出15代！再比如，基督教义讲宽容，但同时却又绝对、极端的排他；在《旧约》中，那个上帝动辄震怒而杀人毁城，典型而遭灭顶之灾、灰飞烟灭的是所多玛和蛾摩拉，宽容何在？！能按基督教教义，设计出一套包括法律在内，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吗？显然不可能，因为如此，不仅将重蹈政教合一惨痛的历史覆辙和深渊，而且，法律等他律、可靠的社会制度，绝对不能以自律、不可靠的良心等内心材料来建构和支撑。就连耶稣也说过，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由此可见，有上帝力量达不到，难以掌控、支配的地方。可《圣经》硬要我们相信，世间一切皆在上帝的掌控、计划之中，上帝全能而无所不能。如此这般的困惑和问题，在《圣经》中可以说比比皆是。早就不断有人问过，创世之前上帝在干什么？马丁•路德回答说：“他坐在桦树下削树条，准备用来抽打那些专好提问的人。”看看，宽容的上帝又不宽容了。看来，我也只有等着挨鞭子的份了。 在这篇诗学文章中，我无意、也不可能深入探讨宗教/神学问题。我无非想借此提醒刘诚、我自己和其他对神性写作感兴趣的朋友，认识、理解、把握、表达生命和世界，原本就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和宗教等多种视角、路径和方式。无论其多么重要，宗教也不过是多种视角、路径和方式中的一种而已。正像各种视角、路径和方式，都有其局限和可能的失误一样，宗教也完全可能有其局限、失误，甚至偏执、迷狂，令人惊心不安的部分。只有对此保持足够的清醒和认知，诗人才可能在神性诗学和神性写作中，领有足够清醒、准确、深刻的理解和表达，否则就只可能加工出一些神学诗意表达幼稚的初级读本，甚至可能以似是而非的诗意想像蔽神、渎神，反倒有违初衷地走向反神性写作。同时，有感于我们时代的诗人太多的无知轻狂、傲慢、不断放大的自我幻觉，我有义务提醒他们，诗歌在人类文化版图中，也就只是那么一小块，也仅仅是上述认识、理解、把握、表达生命和世界的一种视角、路径和方式而已，大可不必在井底洞天中过度自恋、陶醉、迷失和坐大。人类认识、表达生命和世界的时间长得很，空间也辽阔得很，远不只是诗歌的时间和空间！再者，神性写作的主张和范畴，的确显得有些偏狭和自闭，不及包括神性写作在内的“精神性写作”的主张和范畴，显得更宽容、多义和开放。在人学的意义上，写作是人的自由和解放。基督教中的神，也是通过重建人与上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获得人的灵性的自由和解放。如果在神性写作中，人反倒被神所捆绑，这不能不说是对基督教中的神的误解和人的悲哀，诗的悲哀。我宁愿相信，刘诚对此的理解与我不会有太大的分歧。“中国当代文学只有两种向度的文学/即向上的文学和向下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只有两种功能的文学/即有益的文学和有害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只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写作/即神性写作和兽性写作/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之争/中国当代文学的前途和命运之争”刘诚的以上考量和判断，虽力倡神性写作以净化中国诗坛之心可敬，也可以理解，但其片面、极端、武断，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再使用的“只有”一语，也意味深长地绽放出刘诚思维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忽略大量中间地带的专断症候。 　　在一个鄙俗拜金，物质化的消费主义时代，神性写作到底有何意义？如何可能？能走多远？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虽不说一定就是诗意栖居了，但至少在敲响纯正高洁的诗意之门了。 　　　　　　　　　　　　　　　　　　　　　2009年2月18日成都 【 回页顶】 ■版权声明 来源：转载  点击：413  时间：2009-2-27  读者评论 回应 点击 作者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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