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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友星诗评《升华愤怒的崇高——论陕西诗人刘诚》

                                            ——读陕西诗人刘诚的诗

                                                           丁友星

    借用《歌德谈话录》中的一句话“软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来形容当下的中国诗坛，可能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当下的中国诗坛，虽然诗人辈出，诗歌表面繁荣；但只要认真分析研究一下这一切，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相当一部分诗人和他们的作品缺少筋骨，软弱不堪，荒诞颓废、庸俗污秽，严重缺乏阳刚之美与崇高意义。
    所谓阳刚之美，清人姚鼎在《复鲁絜非书》中指出：“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所谓崇高意义，就是自然界的一定感性形式通过社会实践转化成可欣赏的对象，体现实践主体的巨大力量。在这一点上，刘歌的诗则与众不同，他的诗雄直、奇伟、遒劲，具有较强的阳刚之美与崇高意义，充分集中地体现英雄主义气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努力要创造的，其实是一种更接近英雄的诗歌。”例如《命运·独对永恒》：“巨蟒、恐龙、化石，史前的动物和植物/行星、恒星、古老的星云，星云中心的黑洞/突然爆发的新星和无数未知的天体/那些被无数代诗人们深情歌唱过的/和没有歌唱过的事物，我感谢你们/此刻，我就站立在你们变化的身躯之下/你们巨大的质量，将被我和我的子孙/眺望中的目光掏空”。
    人在面对史前、未知、天体的时候，未免存在一些神密、畏惧心理，于是便会产生图腾、歌颂之的欲望。而刘歌在面对这些事物的时候，无论是“巨蟒、恐龙、化石，史前的动物和植物”，还是“行星、恒星、古老的星云，星云中心的黑洞”，还是“突然爆发的新星和无数未知的天体”，他都没有象“无数代诗人们”那样只发出简单的歌唱，尽管他也对他们“深情歌唱过的/和没有歌唱过的事物”表示“感谢”；但是他并未因此仅仅停留在“歌唱”的表面，而是毫不畏惧地“站立”在他们的“变化的身躯之下”，对他们“巨大的质量”发出探索性的挑战，坚信这些“巨大的质量”一定“将被我和我的子孙/眺望中的目光掏空”，彻底解开其神秘与诱惑，释放其对人类的威胁与恐怖，英雄主义十足。
    不在沉默中消亡，就在沉默中爆发，这是愤怒的两种表现形式。英雄主义，实质上就是愤怒爆发的一种表现，它通过愤怒的爆发达到缔造英雄伟业的目的。西方哲学家柏克曾将恐怖与崇高联系起来，他认为人对对象（如黑暗、孤独、无限等）不能理解感到畏惧，引起自卫要求而起崇高感。同样，愤怒与崇高也能联系起来，我以为人对对象（如打击、压制、苦难等）不能忍受感到痛苦，引起反击要求而起崇高感，愤怒因此得到升华。康德把崇高与美对立起来，认为美在对象的形式，崇高在对象的无形式；美感始终是一种快感，崇高感则开始是一种畏惧或消极的痛感，接着就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快感或精神的提高或振奋，他在《判断力批判》中说：“真正的崇高不能容纳在任何感性形式里，它所涉及的是无法找到恰合的形象来表现的那种理性观念；但是正由这种不恰合（这是感性对象所能表现出的），才把心里的崇高激发起来。”所以崇高的来源不在客观对象而在主体的道德情操和理性观念。黑格尔赞同康德的崇高感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种对立因素的看法，但他批判了康德的崇高与客观事物的内容意义无关的看法。他认为崇高的来源在于要表现的内容就是绝对实体，而用来表现的有限事物的形象对这种内容极不适合，他在他的《美学》著作中这样论述：“内容的表现同时也就是对表现的一种否定，这就是崇高的特征。”其实，我以为崇高与美是紧密联系起来的，美在对象的形式也在对象的内容，崇高的来源在于要表现的内容就是实体；所以崇高的来源既在客观对象，又在主体的道德情操和理性观念。
    刘歌的诗就是由愤怒而崇高，升华了愤怒。他曾在他的诗集《愤怒》的前言《地下的写作》中说：“底层生活的漫长经历，使我有幸看到了比常人所见更多的无耻，更多的人性的恶和人性的善以及人性的全部高尚和卑俗。”苦难的历程使他彻悟了人生，看清了人性的真实面目。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怀才不遇”，二者连接在一起，使他的“愤怒”最终找到了爆发口，升华到崇高美的高度。
    关于苦难，刘歌自己认为：“苦难的存在亦即诗歌根的存在，将成功地阻止诗歌总是向天空蒸发和逃逸的倾向，使诗歌在获得美的灿烂外观的同时，也拥有金属的质地和重量。”（《愤怒·前言》）这就表明了他的诗歌扎根于现实的思想，在现实中他找到了诗歌生命的源泉。例如《裸根》：“它们粗大，有力，年老；饱经沧桑变化/它们像是经过了无数次洪水的咬啮/表皮被带走，只剩下雪白光洁不无细腻的/一副完整的骨头像被沙掩埋的龙体/在沙石中成就，最终高于沙，抓紧沙”。
    苦难给人以太多的痛苦与折磨，有的人能够经受起苦难的痛苦与折磨，最终走出苦难；有的人经受不起苦难的痛苦与折磨，只能被苦难所消磨。但是不管是经受起经受不起，他或她都要付出生命与精神双重的沉重代价，任何人都没有例外。刘歌付出了他的苦难应付的生命与精神双重的沉重代价，使他变得“饱经沧桑”，而且“经过了无数次”岁月“洪水的咬啮”，他已经“表皮被带走，只剩下雪白光洁不无细腻的/一副完整的骨头”像被岁月的“沙掩埋的龙体”；然而，正是由于苦难的痛苦与磨难，才使得他有今天“在沙石中成就，最终高于沙，抓紧沙”。
    关于“怀才不遇”，身处西北地区的刘歌可能比身处沿海地区的诗人有更多的感受。中国的思想开放较晚，一部中国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不重视知识、不重视人才的历史；西北地区的思想开放更晚，其不重视知识、不重视人才的程度更加可想而知。因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出作为一位有知识、有水平、有理想追求的诗人刘歌的处境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诗歌中感受得到。例如《命运·悲恸之一》：“你显然是在病中；虽然没有搔着疏发/拍遍栏杆于层楼，或谛听高空的呼唤/失声恸哭于下等旅店幽暗肮脏的斗室/但你显然是在病中；任何一个成功的市侩/都可以在喜欢和方便的时候，远远的/向你抛来一个或者几个冷笑的石头/承前启后的背负兼以痛苦的无情煎熬/使你憔悴；穿铁鞋踏遍了天涯海角/没有找到一条人生不败或妙手回春的锦囊妙计……”。
    积极入世是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在寻求报国之门，但又有几人寻找到了呢？可以说寥寥无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在政治体制之外寻求报国之门，靠别人的赏赐去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很少有人深入到政治体制的内部去改变政治体制，建立民主政治体制，让政治体制去选择才识，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代又一代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刘歌“显然是在病中”，他的“病”是思想的“病”，之根在政治体制，在怀才不遇，在受打击与压制，他虽然没有落魄到“搔着疏发/拍遍栏杆于层楼，或谛听高空的呼唤/失声恸哭于下等旅店幽暗肮脏的斗室”的程度；但他却不得不忍受“任何一个成功的市侩”“在喜欢和方便的时候，远远的”向他“抛来一个或者几个冷笑的石头”，这样“承前启后的背负兼以痛苦的无情煎熬”也使他倍感“憔悴”。所幸的是刘歌身处改革开放的时代，他虽然“没有找到一条人生不败或妙手回春的锦囊妙计”，找到最终解脱之法；但至少他还可以“穿铁鞋踏遍了天涯海角”，拥有一定的人生自由。不幸中一幸也。
    歌德对他当时代德国文学情况深为不满，希望将来再出现德国启蒙运动领袖莱辛那样光明正大而又坚强的人物，力避颓废，振兴德国文学。这也是我对当下中国诗坛的希望。因此，最后我再一次借用《歌德谈话录》中的话来告诫当下的诗人们：“我们只能把对世界有益的那些高尚原则说出来，把其它原则藏在心里，它们会象潜藏的太阳，把柔和的光辉照射到我们的一切行动上。”同时，我也希望刘歌继续保持自己已有的艺术个性，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特立独行，不失前言，努力创造出自己梦寐以求的“一种更接近英雄的诗歌”来。
                                                                                                         2002年11月8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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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转载点击：2016 时间：200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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