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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诗学随笔：诗人是荣誉的象征等四篇

上一篇：刘诚执笔整理：第三极：2006’极地风暴

　　　　　　　　　　　　　　　　　诗学随笔

　　　　　　　　　　　　　第三极文学运动首倡人：刘诚

　　　　　　　　　　　　　　　　诗人是荣誉的象征

　　无用才写诗，此言不虚。以我而论，原本也可能成为一个其他身份的人，有时几乎已经是了，结果无一不功败垂成。我别的什么也做不成，我的命太硬，与外在世界太对立，最后被命运驱赶，不得不退了回来。我之成为诗人，不是选择的结果，乃是出于命运的分派，是我与命运长期对峙、谈判所达成的一个妥协。可有朋友不信：诗人的称谓这么好听，还有出于被迫的吗？在故里，人们并不知道我还有一个诗人的身份；或有知道一二的亲属，问我：诗人是个什么官啊？我心里清楚得很，当今这个年代，只有傻瓜才留在诗歌的领域，而聪明的人则不——诗是一点实际用处也没有的。诗不能直接干预实际生活；对于生活而言，诗人可有可无，没有诗人，人们照样生老病死，历史照样书写不停。对大部分人而言，如果不是身边忽然有了一两个以写诗弄了点名声的人，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写诗这个营生。诗与一般人生活实在是太远了一点；在讲究实际的人看来，诗人的聒噪完全多余；整天说些疯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委实让人讨厌。诗人甚至不如现实生活里一个实权在握的小小科长，能以自己的职权影响生活进程，决定事情的成败利钝。在一个完全按物质的铁律运行的世界上，诗人和他的事业找不到位置。这种情况也并非始自今日；中国号称诗国，可是在历史上，诗人一直身份可疑。杜甫一生穷愁潦倒且不去说他，李白运气稍好一点，碰上一个对诗歌没有恶感、而又对才华感到好奇的皇帝，时唐明皇闻听李白诗名，特颁诏召李白进京待诏翰林，李白因而得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只是好景不长，诗人就是诗人，弄不来政治，不到三年就被“赐金放还”。大词人柳永，虽然有井水处即有人歌柳词，可谓有宋一代宗师了，照样得不到官方的认可，反而莫名其妙地开罪皇帝，一怒之下手批：这个柳三变官就不要做了，却去“花前月下填词”。本是挖苦，柳永却来得符合文人性格，接过来到处行走，每有题咏酬唱即落款“奉制填词柳永”。“诗穷而后工”，“文章憎命达”，古今皆然，只不过在一个物质主义的年代，诗人处境更为严酷罢了。诗人不但不是一种官，甚至不是一种职业——在当今的社会里，老职业千千万万，新职业层出无穷，实在不行，摆一鞋摊擦鞋，也可勉强糊口，惟独诗歌不能。诗歌的船太小，载不动养家糊口的重任。杰出诗人海子在昌平的日子里，有一次兴冲冲走到酒店，对酒店老板说：“我为你们朗诵刚刚写的新作，你给我酒喝。”老板回答得很干脆：“给酒喝可以，但是请你不要在这里朗诵诗歌。”诗是卖不出去的，人们宁可在麻将桌上一掷千金，也不肯花钱购买一本当代诗人锦心绣口的诗集。在开什么会议、或是在什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场合里，也可能给诗人发一个请柬，在介绍来宾的时候，会在名单的后面偶然提到诗人的名字，可提到归提到，过后又是一回事，诗人这个称谓可以捡起来，也可以随意丢弃。诗歌不影响政绩；诗歌写作数量的大小、成色的好坏，丝毫不影响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与这些东西相比，孰轻孰重判若云泥。身为诗人，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是真傻。
　　诗人不是一种职业，只能是一种荣誉。不是能写诗吗？那就给你一个荣誉，至于经济报酬，最好别谈。诗人能得到的最高待遇，就是一点诗人的荣誉。就这一点荣誉，还得付出代价，得来那么容易，岂不便宜了你？就这么一点荣誉，还很不稳固，没有人打保票的；今天你写诗、发表诗，有诗歌在传诵，你就是诗人；明天你不写诗了，没有诗歌被传诵了，就不再是诗人。诗人是流动的，不断变动的，不是一种官位，只要不犯错误，差不多可以一直坐到退休。诗人这顶帽子谁都可以戴，全看自己的意愿和努力的程度。为了显得有秩序，人们也苦心地为诗人文士排序，但常常就有人冷不丁将这个名单撕得粉碎——诗人是没有终身制的，即使作为荣誉，也显得很不可靠。诗人也没有资源可供调动，常常是光杆司令，手下一个喽罗也没有，没有人跑前跑后，整天围着你转。在这个国家，目前活跃在文学前沿的被认为很大的诗人，归根到底也只是在外面听起来大，到了自家的城市，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也不过一平常角色，连一个实权在握的小小科长都不如。他只是在自己的领域里，才被人羡慕和谈论，所谓大诗人，也不过是被人谈论得较多而已。生活的意思，无非是判诗人以流刑，或者干脆将这些奇怪的人从这个世界上逐出，以便大家干净。而相比之下，这样的下场还是好的——在文网密织的清朝，不少诗人因为一两句诗、或诗里的几个字，糊里糊涂掉了脑袋。读中国历史，我常常为这些诗人前辈的悲惨遭遇惊出一身冷汗！
　　糊里糊涂地做了诗人，怎么办？总不能被这个荣誉的荆冠给困死吧？诗人虽为诗人，可也是活生生的人，也得养家活命啊。老婆孩子天天看着你，指望你在人前长进，捧着一大堆金元宝回来，你就是捧不回来。你回来了，只带来了谁也不要的手稿。穷则思变，穷则思富；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当代诗人的大体走向：在当代，诗人几乎没有专业的。动作快一点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做起了诗歌编辑，既能做诗，又能编诗，成了比较上等的职业；心野一点的，到京城做起了书商——诗人的敏锐感觉，使他们得以准确地发现一本书的卖点，不时在书市掀起风暴；还有的进广告公司，为广告人写起了广告词，这又是诗人的看家本领，结果弄得广告写手丢了饭碗；还有的转而写起歌词，手头日益活络；也有一些老牌的高校，看到诗人的名份不光是一个虚名，还是一个金字招牌，乐于把诗人供养起来，延请诗人做了“驻校诗人”。这些都不好做，那就到媒体做个记者，或者做一个城市建设策划师，干着最实在的职业，业余写诗，用其他职业的收入，来填诗歌写作这个无底洞。诗人名有了，钱包也慢慢丰厚起来，只是这些收入，都不是来自诗歌。不过诗人还是不能满足，其中一条是没有权力，于是摇身一变，办起民间杂志，办起网站，在互联网上办起论坛；论坛不断分裂，今天你办了论坛，你就是老大；明天你再办一个，你就是老大。一个个诗歌社团成立了，一个个流派诞生了，诗人有了组织，手下有了喽罗，相当于鸟长出了羽毛，老虎插上翅膀，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有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能量。这些与诗歌创造原本不大沾边的运动性质的小小动作，大大地满足了诗人们的权势欲、称霸欲。也有的野心更大，到处串联，像敬爱的毛主席当年领导中国革命一样，以农村包围城市，还时刻不忘培养接班人，准备有朝一日走上前台接管诗歌权力。这些诗歌的活动家投入的精力大，收效也颇为可观——这就是当代诗歌里运动情结挥之不去的根本原因；而有的诗人发现编书是一个好办法，毫不客气地将天下诗歌任我取舍的大权抢了过去，趁机将自己一党的作品塞进这个名单，起名干脆叫“世界经典”或“百年经典”什么的，往往惊得外行直发愣——这就是当代诗歌选本迭出、而且书名一个比一个唬人的根本原因。还有的诗人，看着别的诗人整天在那里胡说八道、信口雌黄，气不打一处来，还不如自己出来说事，于是一篇一篇写起评论，诗歌慢慢荒废了，却做成了一个小批评家，与一些气味相投的诗人结成“死党”，彼此呼应相互吹捧，自己跟自己玩，俨然成了诗歌界的大人物。
　　老实说，当代诗人从事诗歌事业的这些小小的“阴谋诡计”，在我乃是洞若观火。这当然不能怪诗人，都是时代给逼的。对诗歌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好坏两方面都逼近了极限——这里完全用得上狄更斯《双城记》开头的献词。就我而言，多年来一直在与杜甫式的诗歌命运作顽强斗争，不想再落一个杜甫式的悲惨下场。直到今天我仍然在设想着各种实际的职业，想在时代紧密的两壁打开一条生存的通道。这种努力常常使我内心充满了悲壮的情怀。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从时代的内部穿过，最强烈地感受到它那躁动不宁、异常紧张的氛围，我和普通百姓一样，深深地呼吸着这个年代日益浑浊的空气，对于生活的无着和焦心，对于被社会运动的离心力量日益边缘化的惶惶无着和恐惧，有着切肤的感受；对于一个普通人在这个年代里生活和生存的极端艰辛、以及屡屡被强势力量愚弄和倾轧的屈辱感、辛酸感，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我不是为了当诗人才写作了诗歌，而是因为要依靠诚实的劳动在这个年代像一个人一样有尊严地生活，才“意外地”收割了属于我的诗歌。诗歌从来不是我的主业，如果真有主业，我敢肯定，它还远远没有开始。
　　诗歌是这么无用，以致诗人们不得不“曲线救国”，走一条与诗歌无关的路线，以解决必须解决的生存问题。只是无用到极点，也就有了大用。诗歌可能不会为诗人、也不会为读者带来实际利益，然而对于一个民族，诗歌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生活的不能割舍的部分，实际上就是那个被称为“诗歌”的部分。一个没有诗歌、视诗歌为草芥的民族，注定也只能是一个命如草芥的下贱的民族；一种语言如果没有诗歌，这个语言注定只能是没有任何美感和表现力的垃圾语言。如果把诗歌从一个民族的生活中抽走，这个民族将成为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文学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诗歌则是文学的王冠；如果文学是精神前倾的躯体，诗歌就是这个前驱最前锋的那个部分，前锋所指，代表着民族文化的前进方向。在时代的队伍里，诗歌一直走在前面。这个年代的小说家、思想家，反而要从诗歌汲取思想和灵感，其中一些本来就是诗人出身。直到我们看到，诗人一但进入散文领域，立马成为优秀的散文家，让所谓“散文家”望尘莫及；一但进入小说领域，立马成为杰出的小说家，这时候才发现诗人的爆发力不可小看。事实上，诗人的自我成就的能力、自由行走于事物之间的行动能力，无与伦比。正是这些卓越的努力，将世人的眼睛重新擦亮，庶几为诗人在这个年代的存在争得了一份应有的光荣。如此看来，诗歌还是值得投入生命去经营的事业，它首先使诗歌的写作者在精神上得救，然后帮助诗歌的阅读者在精神上得救；从诗歌的生态环境看，一个诗歌的冷酷时代，反而有可能恰恰是诗歌所能摊上的最好的时代，它可以使真正的诗人专心写诗，同时又适时地劝退了伪诗人，为诗歌清场；它在将极端冷酷的一面呈现给诗人的时候，也不断地为诗人打开新的生存通道。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诗人没有饿死，反而越活越精神，到处都有诗人的消息传来，作为一种特殊的生物，当人诗人们以大无畏的气概展开自救，在时代的两壁开辟道路，庆贺着诗歌及其写作者成就的时刻。当一个时代的生存斗争趋于平息，将属于他的事物席卷而去，生活的现场被新的内容代替，这时候时代开始显示出它的轮廓，人们会发现空荡荡的大地上，还剩下一些东西，其中就有诗歌——它是诗人的，也是民族的，因为诗歌和文学属于民族。

　　　　　　　　　　　　　　　文学：存在就是胜利

　　1989年3月26日，杰出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消息传来，举世震惊！无独有偶，创作了一大批传世名画的世界级大画家文森特•梵高，先是用刀子割掉自己的一只耳朵，最后干脆把一支手枪的枪口对准胸口，扣动了扳机。写作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不朽名作的奥地利杰出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因对纳粹的行径感到绝望，愤而自杀。美国作家海明威，因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硬汉形象而驰名世界文坛，并以不朽名作《老人与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最终也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我国，《骆驼祥子》和《茶馆》等不朽作品的作者老舍，也因不堪凌辱，在“文革”中愤而投湖。这里，最美好、最温软的文学艺术，反过来充当了杀害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冷血杀手，起码充当了那个冷血杀手的帮凶。
　　最美好的东西，也最经不起打击。艺术的性质是阴柔，即使是金刚怒目、充满了崇高感、悲剧感的作品，其核心仍然是温暖和柔弱，在生活被暴力的东西屡屡伤害的时候，透骨的痛感总是最先传递到这个被称作艺术的部位。这些很有潜力的天才诗人和驰名世界的艺术大师，不是毁于对文学艺术的盲目，而是毁于对文学艺术的透彻理解——他们因透彻地了解世界的大美和与之相对照、而又不可逆转的人生之悲剧性质而自杀。这样的作家艺术家不在少数，在广袤无边的文学艺术领域，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世界现象。
　　文学艺术不仅毁灭最纯粹的艺术圣徒，成为他们殉道的地方，也毁掉刚刚入门、或永远也入不了艺术法门的文学艺术爱好者。我们看到过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因为热爱文学艺术而被弄得很惨。不管你是否相信，文学正在将一些好人逼向绝境。他们因为“搞文学”而家不能成，业不能就，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正所谓高不成低不就，有的不惜倾家荡产，到处参加文学速成班，被文学艺术界的骗子哄骗，神魂颠倒，夜不成眠。直到我在写作这篇文章的当下，仍有不少这样的醉心于文学艺术的狂热信徒，风尘仆仆地奔走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地域，他们身上揣着一些名人的电话号码和信件，在陌生的城市之间流浪并以此为荣，充满了为文学艺术献身的悲壮情怀，有的最后居然弄成了神经病。这样的不幸个例真是太多了，它们随时都在发生，最终既没有得到文学，也没有得到生活，只落得两手空空。也有的人据说一直在写作伟大的文学，却最不通情理，成为人人侧目的怪人——你能相信这样的人，真的会搞出什么伟大的文学吗？他们的文学，往往不是使人更聪明、更高尚、更细腻和丰富，反而使人越来越愚蠢、心灵越来越粗疏和干枯，越来越浑浊、越自私和暴力，与美格格不入。这样的文学被排斥是对的：对于这一类人，在埋怨文学粗暴地对待了他们的时候，其实是他们自己先粗暴地对待了文学。这些人不是毁于文学艺术，而是毁于对文学和艺术的错误理解。
　　文学艺术的从业者及其狂热的爱好者，其实都是同一种类型的人，只不过有的得道，有的不得道；有的得道早些，有的得道晚些，而有的也许永远也不能得道，或自以为已经得道，其实并没有得道，一生都在文学艺术的外面活动。这类人往往是人群中那个最敏感的部分，每当新的时代当前，总是这批人最先作出反应；在总体缺氧的情况下，总是这些人最先感到窒息。每一个时代都携带着它的事物，这里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它们总是乔装打扮，以新的面目与时代同时登场。每当这样的时候，总是文学艺术家最先作出强烈指认，并过早地对所有与时代之美对立的事物进行宣判，因而在丑恶太过强大的情况下，最先被压碎的往往是文学艺术家。社会的运动如果一定要牺牲一些东西，不如此就不能使掌管社会进步的神感到满意的话，往往最先被拿出来的部分就是作家和艺术家。林黛玉最敏感、最善思、最通灵，是出现在小说艺术里仅有的最标准、最纯粹的诗人形象，因而也最脆弱，结果远在荣宁二府覆灭之前最先殒灭。世界是暴力的，作家艺术家却正如盛开的花朵，对暴力的一面缺少准备。他们是准备爱的，世界却每每把丑恶呈现在面前，让他们的心灵深深受伤并措手不及；即便如此，他们仍然愿意把爱毫无保留地给予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到粉身碎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决不允许自己随波逐流，苟且偷生，更不允许自己奴颜婢膝，为了在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而与随着时代的变动，通常以新面目出台的罪恶势力同流合污——与其这样换取生存，反不如死。他们与古今英雄相通；只有在这些人身上，你才会真正理解何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何谓“贫贱不能移，宝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因为如此，艺术家在本质上都属于理想主义者，最容易采用极端的手段作出抵制。这种极端的敏感性，是艺术家的天性，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再是文学艺术家。对于那些过早殒灭的艺术圣徒，我们只能深表敬仰，无权指责，与他们相比，我们这些文学的后来者，或多或少都有苟活的嫌疑，只能遥望着他们光荣的背影而望尘莫及。但似乎也不就此得出结论说，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致它的从业者于死地，否则就不能成就伟大的文学，那样显然也十分荒谬。文学艺术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文学艺术才能成为有益于人生的建设性力量呢？或者用一个相反的说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既从事文学艺术的心爱事业，同时又能够成功地避免这种事业对人的损害，使它不至于将艺术的生产者逼入绝境呢？文学艺术能不能宽容一点，放它的众多崇拜者和追随者一马？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长期思考，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存在就是胜利。
　　是的，存在就是胜利。艺术和文学的虔诚的信徒们！我亲爱的同行们！记住，你们永远不可能改变世界的性质，如果世界注定是悲剧的，你们不可能将这样的进程逆转，除非你们及早离开文学和艺术，跻身于伟大政治家的行列。既要留在文学艺术领域，则永远不可能强大，在争夺生存资源的如火如荼的生存斗争中，你们永远不可能武装到牙齿，你们永远不可能抢先一步，占据险要的地形。在饥饿的情况下，你们永远会为弱者留下最后一滴活命的水滴，你们只能共享，却不屑于独占。你们永远不会得意而忘形，面对弱者，你们永远不会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你们须深深地理解世界的构成，知道事物不可能越来越好，反而只会越来越坏，越来越好是建设的结果，越来越混乱才是生活的常态。你们必须中庸一点，冲和一点，平淡一点，耐心一点，因为你们绝对脆弱，永远不会把艺术以外的胜利看作人生的成功，因为你们信奉着文学和艺术的真神。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文学存在，并且永远神圣；因为与文学永在，也使你们自身披上了一袭神性的光辉。你们不能改变世界的性质，艺术也不能，但是可以对照——艺术和文学原是为了对照而来。你们永远不要心存妄想，虚构一个理想的世界——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任何事物都只能越来越糟，除非加倍地作功才有可能逆转，但任何一次作功，都造成更大的混乱，使世界的总熵值增加，更快地走向“热寂”。你们必须明白，人生的斗争远远没有完毕，过早地牺牲自己，即使是牺牲120次，丝毫无助于世界的清明，反而使丑恶的比重加大。亲爱的同行，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活下去，并且确保自己的品质不被改变，首先是生存——生存下去，你们就为生活的美好部分保存了力量，艺术的河流将因为你们的存在而壮大，变得水量充沛。文学和艺术为了对照而来，为改变生活天平的力量对比而来，但首先是为了文学艺术家个人成圣而来，如果能有助于提升艺术家个人生活的质量，它的目的已经部分达到。市场当然也会回报高质量的文学艺术，事实上也正在对这样的文学艺术作出回报，但市场通常盲目，因为有人在操纵市场，首先是阴险的书商，其次是庸俗的大众，有时候是书商和庸俗的低级下流的大众阅读合谋，让一些不值得回报的书，大大地火上一把，真正的好书却被它们联手从市场上逐出。但越是这样的情况，越是要保持警惕：只有两种书能够得到回报，即特别伟大的书和不值一读的垃圾书，你准备为哪一种书写作？
　　存在就是胜利。永远不要让急功近利的要求压垮文学，事实上，对生活、对写作的理想主义态度，是所有危险的根源。文学艺术喜欢自由地活着，它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副产品，是文学艺术家人格力量的投射。你们永远不要准备走向前台，而是从靠前一点的某个位置退回来，坐在灯下回忆、思考和写作。永远不要喧哗，不要羡慕，不要被异彩纷呈、而又泥沙俱下的复杂现实搞乱了心境，你们永远要安分守己，永远需要坐下来对自己说：你得到的已经足够；你们虽然清贫，但却拥有自由言说的权利，这权利不能被剥夺，也不可能被让渡，文学的引领将使你们在从艺术和人生的双重黑暗里穿过的时候，找到穿越而来的那一线光芒。这些话并不是为苟活找到的遁词，在与存在力量悬殊的对峙中，也许我们根本不可能胜利，但却可以存在，而存在就是胜利。
　　存在就是胜利，你们必须记住这话，并以此共勉——你们，也包括我。

　　　　　　　　　　　　　　　　　当写作指向存在

　　作为生活最普遍的现象，写作当然有不同的形态。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各种各样的诗歌文本，经由不同地域、不同时间里的人们不断地生成，堆满了日常生活，并且在那里继续堆积；有关写作的理论更是千奇百怪、成批产生，每一种都试图让人们相信，只有自己揭示了写作的真谛。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来，会惊奇地发现，古今诗人作家所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你不要以为诗经、楚辞、唐代的李白、杜甫、中世纪的但丁、以及后来的歌德，是完全不同的写作，可以截然分开。真正的写作指向存在；事实上也只有指向存在才获得价值，并有可能将语言中的水分拧干，使诗歌的书写脱离即时性，向永恒的事物靠拢。有一个先在的设定——存在作为前提，是一件幸事：它将不同地域、不同时间里的不同写作统一起来，从此具有可比性，使之纳入同一个坐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成为必需。
　　写作、越是有价值的写作，都是对于时间的排斥。写作排斥了时间，成为对时间的某种抵制，是一种对时间的明目张胆的规避和轻慢。在一些诗人看来，世界所以遮蔽得如此厚实，其原因盖出于语言，其实不是，而在于时间——正是时间的存在遮蔽了世界的真相，语言跟在时间后面，永远显得力不从心。时间造成变化，生生不息的宇宙活火，因急剧的变化而暗流汹涌，本来就很难被认识的本质部分，于是变得更加云遮雾障，且每一代人都面临着大体相同的困境。写作置身于时间之中，却又跳出时间之外，试图脱离时间控制，直击世界本真。对艺术而言，时间是一种有害的、异己的存在，必须予以清除，非如此而不能保持纯粹；清除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清除那些经由时间而造成的杂乱堆积，为世界恢复本真的澄明状态！这就是我们投入生命、力排众议所捍卫的写作的真相！经过了黑暗里的摸索和争论，我相信，写作的秘密就在这里！清除了时间，也就超越了时间，从而不为时间所累。这一点诗歌完全能够做到，诗歌通常不需要任何中介直接作用于读者；诗歌神奇无比，能够在确保拧干时间水分的时候，成功地保持事物的鲜活——这也正是诗歌作为艺术最令人心仪的地方。一首诗歌不需要任何阐释，可以在数千载之下，将一个当代人直接打动，就像刚刚出炉一样鲜活、有效——它和一首写作于当代的诗歌指向同一事物。变化只是表象，只是世界的某种性质，而作为世界恒定部分的那个事物丝毫没有变化——它还是它，既不证明，也不被证明；既是结果，也是原因；既不包含，也不被包含；无所谓开始，亦无所谓终结。在老子那里，被表达为“道”，在黑格尔那里，被叫作“绝对精神”；在当代哲学，则被称之为“存在”。有人试图为自己肤浅的写作辩解，不时作大师状、振振有辞地说，时代不同了，一切都变了，以往有关写作的所有真理都失效了——我理解这样的心情，只是从来不信。
　　从一沙一石一草一木看到俗谛与真谛、以及此二者的圆融合一，是佛；从一沙一石一草一木一虫一鸟看见永恒变化的事物，是道；从生活最普遍的现象看见真理，这真理并且又与美天然地缠绑在一起、难分彼此，是诗。诗歌总是由具体到抽象，从一个具体的点出发，指向无限。再独特的诗歌，也总在某个向度上与世界的绝对精神相通，任何鸡零狗碎的修修补补和惺惺作态都于事无补。只有原生的、不可遏止的创造活力，方能支持持续的写作，使一个诗人保持敏锐；也只有不竭的创造活力，才能够突破艺术的边界，支持写作达致挥洒自如、无所羁绊、无往而非诗的自由状态。完全不必为渺小的趣味分神！不必为某些精神贵族或前朝遗老的特殊癖好分神！当诗歌的书写指向存在会发生什么？你将看到，当代汉诗写作将与最伟大的文学现象接轨——不是与什么国际的“标准”接轨，而是与自有人类以来最伟大的文学现象打成一片，成为它的一部分。诗歌先于、也大于文体，一旦被趣味控制，其生命必将遭致无情减损，成为一种不被人看起的雕虫小技。诗歌也不向什么点石成金的技巧（如果真有的话）或人类在某些特殊时段粗鲁而低俗的要求低头！诗歌就是诗歌，只是要求说出；真正的诗歌只为表达而来，除非根本没有什么表达；除非你没有看见诗歌，你耳朵里只有噪音，根本没有听见它的声音；你没有听见，却要让自己相信已经听见，否则表达的大门总有一天会自动为你打开。不必过多地考虑语言！不必为语言左右为难——语言通常自动生成；关键在于思想；你必须确保它们保持活力，能够在这个表面丰富、实则贫乏的时代不断生成。大师们所以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助，不是因为忽然找到了语言，而是找到了思想——思想的产生正如创世，通常带动句群同时出现。作为思想的物理状态，语言为我们勾画了存在的边界，并答应为存在提供庇护——我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而不是相反。
　　问题在于，并没有人因为我们操作了诗歌的活计，从而对一个人写作的指向作出保证。事实上偏离经常发生，有时候是时代——诗人被时代裹挟，身不由己；有时候是诗人自己出于种种原因对写作的根本指向进行了自以为是的修改，或者干脆主动背弃。以致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在对趣味的嗜好把古典的写作变成一种精致的享用、从而越来越小器、完全失去生命活力的时候，对技巧的过度执迷和对存在的有意轻慢，却又把当代汉诗写作变成了欲望的渲泄或某种炫技的智力游戏——在后现代语境下，诗歌正在变得无所适从，与存在互不相干。

　　　　　　　　　　　　　　　　诗歌以意象为世界命名
　　　　　　　　　　　　　　　——从海子诗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谈起

　　透过泪水看见马车上堆满了鲜花。
　　豹子和鸟，惊慌地倒下，像一滴泪水
　　——透过泪水看见
　　马车上堆满了鲜花

　　风，你四面八方
　　多少绿色的头发，多少姐妹
　　挂满了雨雪。

　　坐在夜王为我铺草的马车中。

　　黑夜，你就是这巨大的歌唱着的车辆
　　围住了中间
　　说话的火。

　　一夜之间，草原如此深厚，如此神秘，如此遥远
　　我断送了自己的一生
　　在北方悲伤的黄昏的原野。

　　　　　　　　　　　　　　　　——海子诗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短诗引自《海子诗全编》。也许在海子这样的天才诗人那里，这只是即兴游戏之作，通常不过一挥而就，海子本人也不大看重，但事实上一个平庸的诗人穷极一生也不可能达到。
　　本诗通篇围绕马车意象展开：一架堆满了鲜花的马车无端而来，打破了黑夜的寂静。巨大的马车，被马匹拉着飞奔而来，在世界的前台嘎然而止；为了克服强大的惯性，驭者不得不用力勒住马缰，以至好几匹奔马头颅高扬、前蹄腾空。我们仿佛看见它由远及近的全程，听见马匹奔走、叩击地面的纷纭的蹄声和粗重的喘息、以及马车轮轴的刺耳的怪响。世界看来不是由创世开始，而是由一架飞奔而来的马车开始。它感动了诗人；于是一系列相近的意象纷纷派生：“惊慌地倒下”的“豹子和鸟”，风中“挂满了雨雪”的众多姐妹；而马车里堆满鲜花，铺满了干草，风就像是绿色的长发，干草为夜王铺就。但巨大的马车，不应当仅仅只是堆满鲜花和铺上干草，乃是为了人的出场——诗人想像自己是幸福的，就坐在高高堆起的鲜花中间，在原野上打马飞奔！
　　马车意象并不说明什么，却有着丰富的暗示。鲜明的经验，无限的大美，通常突然出现，强烈突兀，转瞬即逝，被生活包裹，一经消逝就再不回来，诗人——惟一的目击者，与无限的存在相比也只是瞬间，世界带有一次性消费的特点，明明“透过泪水”看见一切，却不能挽留，只能与无限大美失之交臂。
　　世界本来贫乏、单调，因为一架马车的存在而具有意义。但这远远不是全部；接下来，诗人把镜头拉成远景，马车意象被放大，与黑夜重合：“黑夜，你就是这巨大的歌唱着的车辆/围拢了中间/说话的火。”火的意象突然横插进来，看似漫不经心，却与马车构成鲜明对照——它是在“说话”吗？为什么仅仅与“巨大的歌唱着的车辆”一样的黑夜说话、抑或只是在那里自言自语？它说些什么？一系列意象联翩而来，彼此呼应，连为一体，最终爆发为身世命运的沉重喟叹：“一夜之间，草原如此辽阔、如此宽厚、如此幸福/我断送了自己的一生/在北方悲伤的黄昏的原野”！而诗人意犹未尽，还要加上一句耐人寻味的诗题：“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诗歌是一种意象的艺术。古今杰出诗人，无不在经营意象上竭尽心力。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其实并不是要求语言惊人，而是意象惊人。诗人不是要说出一个惊人的真理——真理当然也有诗的品质，但任何深刻的真理，都必须落实为意象，不然就很难具有艺术品应有的鲜活、圆润与硬朗。诗人的意图，靠意象实现，意象具有多向性和多义性，为审美和批评留下了空间。意象的创造，即诗歌的创造；意象的呈现，即世界的呈现，意象之外没有诗歌。诗人以意象为世界命名，并以它作为世界的象征。正因为如此，为了意象的营造，诗歌通常一意孤行，奋不顾身。每一个意象，都是一个兴奋点，许多小的兴奋点，围着一个中心兴奋点，其他次一级的、更次一级的意象，只是对中心意象的强调和展开，或者为了使中心意象更加顾盼生辉、摇曳多姿。如此看来，诗歌说到底，乃是一个由核心意象统率的意象体系，意象与意象之间通常没有桥梁——桥梁是存在的，可是被有意省略。意象的存在，使无形的流动的诗思，变得确定可靠、可触可摸，也为通常盲无目标的阅读活动插上了路标；当意象在某个位置再次出现，我们会欢迎它，为它感到高兴，如同在异乡见到故人。
　　意象是诗歌的核心元素和传统领地，也是诗歌之为诗歌的看家手段，它使诗歌与以塑造人物为主要手段的现代小说区别开来。并不是只有诗歌史上的意象派才谈论意象，意象是诗歌共有的东西，正是在这一点上，新诗与古典诗歌、中国诗歌与外国诗歌完全相通——它们在意象的前提下统一起来，而所谓意象派，不过是对诗歌意象进行了某种符合自己口味的特殊处理。作为高度紧张的精神活动的后果，意象是自在的和自我满足的，通常一次成型，一经出炉，即具有一切包含一切。它是成熟的生命，其完满性与生俱来。意象来自世界，却不是生活现成物象的照搬，有时候看起来像是照搬，如这里的“马车”、“鲜花”、“火”、“姐妹”等等，但由于有了变形、突出和强调，或者仅仅由于被置于特定的语境之下，而成为一种语言，因而无不被加载上诗人生命的丰富信息。也正因此，通过作品，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一个诗人的内心。结果是，一个诗人有一个诗人的意象，意象成了诗人精神活动的某种产品，打上了特定诗人的精神印记，很容易就能认得出来。这里暴露出一个诗歌创作的秘密，即诗人必须通过生活的操守和修持，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品质的生产意象的熔炉，并确保这座熔炉永不退化，永远保持足够的火候；这当然很难，但所谓诗外功夫，就在这里。意象在技术以外的地方活动；技术使意象加强，某些方面变得突出，但不能保证它一定产生，虽然成熟的技术对于诗歌的创造绝对必需。如此看来，与其在诗歌里犯贱，耍贫嘴，不如弄好一个意象；与其在诗歌里卖弄哲学，不如经营好一个意象——意象才是硬道理。我们太需要这样的诗歌了：它牵引着层层叠叠的意象体系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我们心中却已是回声四起。

　　　　　　　　　　　　　　　　　重现进化的壮丽图景
　　　　　　　　　　　　　　　　　　　——读科普著作《人类的起源》

　　人类是进化的产物，还是神的创造？是某种突然事件的痕迹，还是一个沉闷过程的必然结果？长期以来，神学家和科学家各执一辞，互不相让。科学家信誓旦旦地指称，所有生命、包括人类这样的高级生命系统，都是由单细胞进化而来，但能够佐证这一进化过程的证据如此稀少，以致在很多时候难以令人信服；而《圣经》干脆把人类的产生描绘成一个处心积虑的事件，创造人类的复杂过程，在一天之内完成。“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的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圣经•创世纪》里这样写道。〖ZW（〗见《圣经文选》，第6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1。〖ZW）〗而在中国，口口相传的历史告诉我们，人是由人类的始祖——女娲神用黄土捏成，而女人则来自男人的身体，是从那里取下的一根肋骨所变。但《人类的起源》，以冷静的笔调和令人信服的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人类的起源》是一本科普著作，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作者理查德•利基，是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对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有过深入的研究和重要的发现。作者为我们概括了人类进化的四大事件：大约700万年前人科本身的起源；随后两足行走的猿类物种的“适应辐射”；大约250万年前脑量的突然增大、亦即人属的起始；现代人的起源。接着提醒读者，其中两个最重要的节点，需要给以特别关注。一是食物范围的扩大，即肉食的发现。这也许只是直立行走所带来的众多好处中的一个，但在人类进化史上，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我们的祖先发现了持续地制造锋利石片的诀窍时，便有了人类史前时代的一次重大的突破。人类突然能得到以前无法得到的食物”（见《人类的起源》，第32页，理查德•利基著，吴汝康、吴新智、林圣龙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9。）作者这样写到。根据作者的描述，当大型食肉动物用尽了猎物离去，大地上只剩下一些肉的残片和骨头，这时候我们的祖先，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分享这些碎片和骨头里的骨髓。这也许并不光彩，但食物结构的改变和蛋白质的摄入，对人类智力的发育和体质的改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新的生存法门被打开，人类食物的来源开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为丰富和前景广阔，生存对于人类，成了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正如作者所说：“猎取肉食和采集植物的结合作为一贯的维生策略，是人类所独有的。这种维生策略惊人地成功，使人类能在地球上除南极洲之外的每个角落繁衍。人类能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从水汽蒙蒙的雨林到干旱的沙漠，从肥沃的河岸地区到不毛之地的高原。各种环境所能提供的食物完全不同。”（见《人类的起源》，第46页，理查德•利基著，吴汝康、吴新智、林圣龙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9。）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早期人属在数量上的迅速增加，成为与南方古猿争夺食物资源的主要竞争对手，并最先走出非洲，而南方古猿，却在直立人与狒狒所带来的双重压力下渐渐灭绝。进化的第二个重要关节是脑量的增加。人类学家十分惊讶地发现，在最近大约20万年的时间里，人属的脑量由原来同南方古猿大体相当的400毫升，急剧增加到今天的平均1350毫升，而这被认为是种间“军备竞赛”的结果。这个过程，包括了工具的制造和使用、越来越复杂的社群的协作等的促进，但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显然是语言的产生（理查德•利基这样写道：“口语的进化是人类史前时期进化的一个转折点。人类有了语言，就能在自然界中创造出多种新的世界：内省意识以及我们创造的并与他人分享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世界。”见《人类的起源》第92页，理查德•利基著，吴汝康、吴新智、林圣龙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9。）——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事实上也是人脑生长的发动机，是磨砺人类精神的有效手段——正是语言的运用及其持续不断的强刺激，直接导致了人属脑量的迅速增大——而脑量在进化史上的逐步增加，可能意味着生物学优势更大的进步：较大的脑意味着较聪明的生物。
　　这是一场没有温情、也没有任何公平和正义可言的生存竞争，机会只有一次。在这场以活下来为核心的生死之争中，所有的物种，无不奋全部智力和体力以赴，结果有的成功了，有的却不得不从地球舞台上黯然退出，从而塑造了今天世界上无比丰富多彩的生命形态。人类学家所揭示的真相令人震惊，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项工作的难度。生命如果是一幅壮丽无比的画卷，人类的产生和进化无疑是其中最华彩、也最令人关心的部分，只是证据之少，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事实上，所有人类学家所从事的工作乃是难乎其难。“每一个人类学家都梦想能发掘出人类远古祖先的一副完整的骨架。可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梦想还没有实现。”作者写到，“死亡、掩埋和石化等变化莫测的因素导致了人类史前时代记录的贫乏和破碎。离体的牙齿、单块的骨骼、破碎的头骨片成了重建人类史前时代故事的主要线索。”（《人类的起源》，第1页，理查德•利基著，吴汝康、吴新智、林圣龙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9。）时光带走了所有人群，只有极少部分被大自然的土层掩埋和石化，这少数被石化的证据，即或知道它们的存在，也知道它们的出土非常有助于揭开人类进化之谜，但却完全不知道它们被埋藏在茫茫世界的什么地方，其中或许只有极少的个例，会被地壳的运动抛甩出来，恰好被某个正好从那里经过的人类学家发现。

　　　（原载刘诚纪实与访谈系列《时代前沿》（２），中国广电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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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转载点击：188 时间：20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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