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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存档]张 清华:闪电的和恒常的 ——民间诗刊

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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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电的和恒常的

                            ——民间诗刊

                             张 清华

   每年的上半年民刊数量相对较少。原因很简单,一般民刊都属年刊,多在下半年或年末出刊,所以这里的“观察”有点勉强。加之近年由于网刊崛起,纸刊大有衰落之势,从二○○五年前后的近百种,到二○○七年末大约减到了五十种左右——这当然是据我个人的不完全统计。另外有少量的民刊出刊时也使用了“书号”,尽管同仁性质保留了,但是否还属于“民刊”则令人犹疑。

    我在二○○八年上半年大约只收到了十五六种民刊(包括报纸),另外加上去年底收到的几种,大约有二十余种可供考察。这里限于篇幅,只列举以下几种:

 《剃须刀》,二○○八年春夏季合刊,黑龙江。高档书写纸印刷。

《诗歌与人:五·一二汶川地震诗歌专号》,总第十九期,二○○八年五月,黄礼孩主编。轻型纸印刷,设计考究。

    《存在诗刊:作品集》,总第七期,二○○八年,存在诗刊编委会,执行编辑谢银恩。轻型纸印刷,设计讲究。

    《大象诗志》二○○八年,卷一、卷二、卷三,阿翔主编。轻型纸印刷,设计精致。

    《二○○八·大西南蛮部落诗人群体作品展》(《彝风》创办十周年纪念专号一九九七一二○○七),《彝风》诗丛第十卷,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星工作室编。书写纸印刷,设计一般。

    《芙蓉锦江诗刊(纪念“五·一二”大地震诗歌专号》,总第四期,杨然、凸凹主编。轻型纸印刷,设计讲究。

 《第三极(第三极神性写作理论专号)》二○○八,总第二卷,刘诚主编。轻型纸印刷,设计精致。

   “民刊”这种特殊的诗歌载体,当然是中国特殊的文化制度决定的。这里关于它诞生的种种原因不作讨论,只想说一点,就中国的文化地理而言,它的出现具有强烈的“空间”色彩。也就是说它可能是某种时间范畴中的“流行趣味”的对抗者,原因同样很简单,由文化集权支配的主流刊物,所引导的是一种具有主导性的流行趣味,它制造出关于诗歌的种种时尚政治,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的诗歌生产一直维持着这样一个基本模式。民刊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样一种流行化诗歌生产的反抗,是对恒常性的诗歌价值与美感因素的凸显和守护,因为它的问世有两个特征:一是以“地域诗人”为基本主体,所突出的诗歌美学是地方性的或带有地域观念的;二是诗歌刊物的出刊频率非常慢,基本的方式是“年刊”,这样其流行性因素就被抑制了。但情况也不尽然,七十年代末的《今天》等最初的民刊也创造了某种另类的时尚,只是在九十年代之后,渐渐增多的民刊开始在体制外成为一种有机的运行,各种风格与特色构成了互补关系。如今的情形可以简单地说,民刊所展示的常态是诗歌的地域性风格、同仁性特征、恒常性原则,其“不变”的东西要多于“变”的东西。因此,地理意义上的诗歌美学的出现可以说是当代中国诗歌变革的关键,它终结了流行趣味统治下的美学赛跑和风格泡沫,使诗歌生产开始孕育出真正的深度与多元。

    但这一次又有所不同,对于五月份发生的特殊的重大事件,民刊也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反应——我至少读到了三种民刊的“五‘一二”地震诗歌专号:《诗歌与人》、《芙蓉锦江》、《打工诗人》,共发表了三百四十余位诗父亲。

     广州诗人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也许是最值得一提的一本,它精心设计考究印制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一本上好的正式出版物,它的编辑者为之付出的工作量可想而知。从书的前言中得知,主办者身体力行,不仅是以诗歌的方式、而且是以巡回朗诵的方式为赈灾募集了善款,这可以说见证了这些诗歌的伦理合法性。黄礼孩在题为《我们都是幸存者》的序言中说:“多年前,世宾、东荡子和我提出了‘完整性写作’的概念,‘完整性写作’的诗歌精神就是敢于去担当,去照亮,去恢复人性的高尚。这一刻,诗歌是一个行动者,一个爱者。”我以为这是对其民刊的诗歌理念的一种合适的、好的践行方式。我这里也感到无力评价这些诗歌,但由于上述原因,它们让我感动,由于这样的诗句,它们获得了

 

……今夜,我必定也是

    轻浮的,当我写下

    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

    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

    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

    今夜,人类的沉痛里

    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

    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

    轻浮如刽子手,

    轻浮如刀笔吏。

 

    这是朵渔的一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中的诗句,我赞美它和它的作者,不但写出了爱,也写出了爱的资格和理由,写出了灵魂的惶惑,这比那些试图为死者代言“幸福”的人要高尚和合格得多。我注意到,这次中国人民收获的不仅是感人的文本,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种写作和表达,展示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和守护,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伦理因为眼泪和悲伤的洗礼而升华,而进步。这些诗当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它们保留着仓促而出的些许粗粝,但正是这仓促而出使我看到希望,看到爱的原始与本能,看到人性的光辉和喷薄。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诗歌事件,在以往民间诗歌刊物的行为中从未出现过类似的“集体创作”和“公共主题”现象,可以说它们的使命之一,就是反对这样一种方式的,但这一次不同,它们也使用了类似体制内的组织方式,显现了迅捷而巨大的动员能力,这和历史上任何一次诗歌事件都不一样。

    另一个问题是“常态”,我想以《剃须刀》为例来说明地域性风格或“诗歌地理”意义上的民刊特点也许是合适的。时间和流行因素在这里被隔绝和屏蔽了,这样的所表明的是一种稳定和恒常的力量。顾名思义,“剃须刀”隐喻的是删除、洗练、简约、沉静,是减法或者“少数的趣味”。它还使用了书籍的开本,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限制:杂志形状的开本和书籍大小的开本给作者和读者的暗示是不一样的,前者的流行性质和后者的稳定诉求,即使是对同样一个文本所产生的“修辞效果”也是有差异的。剃须刀在这方面非常合适和得体,设计简练,印行风格和作品风格完全融为一体。它的略近“知识分子趣味”的十净、叙事诉求,比较严格的同仁化组成,同许久以来在东北地区的“知识分子写作”群落的发育成长很有内在关系。它问世以来的三四年问,这种风格保持得非常稳定。它的有意味的名字,在我理解是一种“约定”,一种同仁之间互相的“美学默契”,某种程度上,它可能更接近于一个真正的同仁诗刊,一个风格化的存在。因此我以为它也更接近于一种典型的范式。

    与《剃须刀》类似的是四川的《存在诗刊》,在这块诗歌的“热土”上出现了太多的诗人和群落,《存在》所聚拢的是一批具有形而上趣味和玄理诉求的诗人,他们的写作追求对日常生活的溯源式体验,追求自我灵魂与存在之间的某些对位和细小的感应。也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特色。

    相形之下另一类民刊追求的是比较混合化的风格和较大的出版规模,这类民刊在近年逐渐占据了多数。在一个文化或者美学主张下个人写作的风格差距非常大,类似于一个由民间出资人主办的公共诗歌媒介。阿翔主编的《大象诗志》属于这一类,它基本上是一个网刊的纸质选本,因此发现新人和披炼佳作是其主要目的,这构成了民刊的一种新模式,写作者之间的交汇有很大的机动性和偶然性,不同观念与风格诉求的写作者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上,这一切都是源于办刊者的兼容和暧昧。这种模式的好处是规则限制少,流水作者或者“过客”多,时常有热闹景观。但其“地理意义”却淡化或虚拟化了。

 

推荐篇目:

    1.朵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诗歌与人:五·一二汶川地震诗歌专号》,总第十九期,二○○八年五月,黄礼孩主编;

    2.王家新:《哀歌》,同上;

    3.林雪:《请允许我唱一首破碎的苕西》,同上。

 

《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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