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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好：《2007，中国诗歌属于“病态时代”》

2007，中国诗歌属于“病态时代”

——首届“御鼎诗歌奖”得主唐煜然诗歌印象、长诗《海南医院》及“病态主义”

○任意好

授奖辞：

　　唐煜然的《海南医院》的价值不在于简单的“好”或“坏”，而在于以细节呈现的过程中，凸显出诗人无所不在的“劳动”；在于诗人身处常态的社会中，挖掘出社会无所不在的“病态”；在于诗歌快慰的语言中，延伸了诗歌言说“向前”的可能性。

——阿斐

　　　　　　　　　　1．唐煜然：传说中的花枪

　　恕我孤陋，唐煜然对于我而言并不熟悉。作为诗歌标签存在我记忆之中的，我只知花枪。并且对于花枪的了解也仅仅是“只闻其名未读其诗”而已。据江湖传闻，花枪1978年出生于天涯海角，2000年始出现于诗江湖，以诗为枪，其人极有才气，其诗极具爆破力，虽然自称花枪，但枪尖锋芒所及之处，莫不退避。要谈得上了解应该是从编辑上一期《赶路诗刊》开始的。其时老德推荐他的诗歌用于“实力文本”栏目。花枪传话说倘若“赶路”用他的稿件，务必换上“唐煜然”这名字——原因是“唐煜然”这名字和他“本人”有着莫大的关系，包涵了他对一些人、事、物深刻的记念和向往——至此，我方知唐煜然就是传说中的花枪。作为《赶路诗刊》的创办者，我深知“实力文本”在此刊物中的地位和份量。它的对象一定要为当前诗歌界的中坚人物，作品要有足够的实力和代表性。而当时老德却要将一个“名不见经传”（后来我方知道，花枪其实在当前诗歌界独占一席）的诗人用于如此重要的栏目，这引起我的警惕和重视。对于诗歌，“多疑”是我最大的优点，我格外小心，除了认真阅读花枪那不足十首将要刊发的诗歌之外，还通过“百度”等方式多方面搜索、收集他更多的作品，对他进行全方位的“审查”，企图为“传闻多失实”这句真理找到注脚。但是，在读完收集来的所有“罪证”之后，我又相信了另一句古话：盛名之下无虚士。
　　正如传闻所说，花枪的诗歌给我的印象是爆破力强，在你刚读完诗的那瞬间，来不及思索便已被击倒。诸如《空悲切》和《杠上开花》等作品那种无所不能入诗的放纵以及言说的自由不羁，让你在他一马平川的快意和壮士弹剑作歌般的豪情中，不得不为他极强的感染力和爆破力所“撼动”。
　　他的诗歌另一特点是视角独特匪夷所思，如《偷渡去古巴》：

　　我要偷渡去古巴
　　这是个很危险的想法
　　偷渡意味着非法进入
　　但充满了刺激与快感
　　在一个适合作案的夜晚
　　欧阳静睡熟了像只小船
　　我翻了一个身
　　当欧阳静从梦中惊醒
　　已经晚了
　　我已经非法入境了
　　穿过那片幽黑潮湿的热带丛林
　　我感觉到加勒比海起伏的波浪
　　我像一架性能先进的战斗机
　　在阴暗的跑道
　　一次又一次起飞，降落
　　起飞，再降落，再起飞
　　在即将射精的瞬间
　　我问欧阳静
　　到了首都没有
　　当她还闭着眼睛享受的时候
　　我却抽出我的阴茎
　　像抽出一支哈瓦那雪茄

　　我虽然胆子也不小，但绝不可能大到把“做爱”想象成“一次偷渡”。而更绝的是，“偷渡”是渡往古巴。古巴有什么？有“幽黑潮湿的热带丛林”，有“加勒比海起伏的波浪”，有“性能先进的战斗机”，有“雪茄”，这些古巴特有的产物在诗中都得到最恰切的运用，并产生神化的效果。这种精准与体察入微正是一个优秀诗人特有的能力。而整首诗所显现出来的隐秘性、独特性与趣味性，足以构成你阅读上的愉悦与快感。基于对花枪诗作的深刻印象，我非常满意地把他编进“实力文本”栏目。同时把收集而来的花枪的诗歌存进“私人诗库”中“建档”。这种“建档”是我最人性的阅读习惯。不管在何时何地，凡见到喜欢的诗歌，我必然进行备份并加以打分，打分构成了我个人的“诗人喜好指标”，也是其后编辑刊物时的蓄备。在2007年10月，“赶路”开始着手准备编辑新一期诗刊时，我吃惊地发现，花枪在我的“私人诗库”中已排到前五位。也即是说，他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在全国的诗人群中最喜欢的前五位诗人之一。

　　　　　　　　　　2．一首杰作标注一个奖项的高度和厚度

　　在本次“赶路”举办首届“御鼎诗歌奖”时，唐煜然携一首长诗《海南医院》现身“赶路”，宣称“角逐‘御鼎’，用一首杰作标注一个奖项的高度和厚度。”这首诗一经发表即以石破天惊横空出世的气势而备受诗友关注。赵思运认为这首诗是“令人振奋的大诗！无论是文体的探索还是精神深度、人文深度都显现了难得的品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磅礴的思想活力与诗学活力。”阿斐则说这首诗的价值已不能用简单的“好”或“坏”去评价，而应该抓住诗人在“常态”中挖掘出“病态”的能力，以及这首诗对诗歌言说向前延伸的可能性。我非常认同赵思运及阿斐的对这首诗的评价。当我乍一读完《海南医院》时即被这首诗所震撼，其时我这样评议：“2007年中国最具震憾力长诗（不是之一，而是惟一）”。同时表态愿意以5000元为起点对这首诗进行“收购”，事实上其时我几乎已认定，本届的诗歌奖很可能就是属于这首诗的。
　　在我看来，《海南医院》与唐煜然以往的写作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既无快意自由的才气横溢，更无弹剑作歌的豪情放纵无隐秘，无趣味，无速度……。诗人对现实冷眼旁观，眼光看似缓慢眼却格外冷峻锐利，像一把手术刀一样，直接切入社会的暗角，剖开了人性的劣根，把无处不在的“病”毫不遮拦地揭露出来：

　　很多人狼心狗肺
　　很多人狐假虎威
　　很多人獐头鼠目
　　很多人狡兔三窟
　　很多人毒如蛇蝎
　　很多人沐猴而冠
　　很多人鹦鹉学舌
　　很多人指鹿为马
　　很多人对牛弹琴
　　很多人蠢笨如猪
　　很多人成替罪羊
　　很多人做鸡做鸭
　　很多鸟人为食亡
　　很多很多人，只有兽医才能诊治他的病
　　　　　　——《海南医院》之《19．论人与禽兽的病态关系》

　　签完手术责任书
　　她就迫不及待
　　赶去宾馆与情夫颠鸾倒凤
　　这下她不再担心
　　被捉奸在床了
　　丈夫躺在手术台上
　　她也躺在陌生床上一丝不挂
　　花样玩尽
　　在高潮的尖叫声中
　　她的丈夫死去
　　　　　　——《696.家属K》

　　医龄三十多年
　　医术没增进多少
　　骗术倒炉火纯青
　　以看病的名义
　　猥亵女性
　　以治病的名义
　　收黑钱
　　做白衣天使
　　　　　　——《202．妇科医生刘红兵》

　　“很多很多人，只有兽医才能诊治他的病”，但是，医生却“以治病的名义／收黑钱／做白衣天使”，而更荒唐的是，“签完手术责任书的家属”当“丈夫躺在手术台上”时“她也躺在陌生床上一丝不挂／花样玩尽／在高潮的尖叫声中／她的丈夫死去”。“病人”、“医生”和“家属”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常态下是相互配合的、和谐的。而在这里却充满矛盾，彼此错位甚至构成敌对关系。一个场面惨淡、“病情”严重的“病态社会”缩影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传统的中国文学艺术一直把“超然物外”和“物我两忘”作为最高的美学“境界”，其消极避世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中国文学的思想力量。而“现实主义”认为“艺术家的目的是哲学方面的、实用的、功利的，而非消遣型的”。（《现实主义》，1856年12月15日）从《海南医院》来看，毋庸置疑唐煜然是属于现实主义者，但他是现代主义语境下的现实主义者。因而他在诗中自始至终更多以怀疑的态度去分析常态下的现实社会并进行批判，他拒绝无病呻吟的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避世主义，更有别于当前写作中的“心灵叙述”。他让诗歌回到现实和生活本相。因其强健有力的批判精神，当前诗歌的魅力及诗歌对社会的意义得到充分展示。而这要归功于他对事物、对社会、对人性敏锐的“发现力”。他的“发现力”决定了他的写作境界以及成就杰作的可能。他会从崇高的、道德的形象发现出低劣的、邪恶的一面，诸如他治病救人的“医生”中，他发现到躲藏在这张人皮后边的“恐怖分子”和“抢劫犯”：

　　他戴上白帽口罩
　　只露双眼
　　像恐怖分子
　　这样人们就认不出他了
　　即使做鬼
　　冤魂也找不到他了
　　　　　　——《203.外科医生黄林》

　　“别人拿着刀要钱
　　那叫抢劫，是犯法的
　　可我拿起刀
　　你就得乖乖把红包放进我口袋。”

　　“嘿嘿，我这一刀下去啊……”
　　　　　　——《海南医院》之《204.黄林名言》

　　因为这两节小诗我得出一个结论：一切的优秀文学都有能用滑稽的方式轻松表达任何严肃事件的能力，他们的讲述方式是一种黑色幽默的荒诞手法，你看了想笑，但你绝笑不出声。
　　《海南医院》最让我看重的是一点是耐心。也即如阿斐所说——这首诗“凸显出诗人无所不在的‘劳动’”。从“海南医疗违规金额达3.05亿元”到“万物皆病”的各病症、药物名等信息搜集，从“标语”、“老干部病房”到“清洁工”，甚至“住院部里一棵树”都成为诗人观察叙述的对像，这些常态下的、细微到可以忽略的事物，唐煜然都能发掘出“无所不在”的“病态”。对观察和叙述上过人的耐心，确实让人不得不为之折服。
　　在当前浮躁的社会大环境下进行诗歌写作，没有任何一点比“耐心”显得更重要了。人们这么诟病网络时代的诗歌：应景写作的一味追求，促使快感写作成为潮流，从而使我们沉沦在成堆的垃圾文字之中。这种偏激的话自然不可全信。我个人认为当前的好诗基本诞生在网络。但是，作为网络诗歌的在场者，谁也不能否认同论坛中写作者之间的相互摹仿，个人审美的模糊，写作特色的暧昧不清等等问题的客观存在。作为诗人，我们是否应该警惕来自外界的印象，并进行必要的自省与反思？
　　我也愿意相信，有些人是喷射式的诗歌天才。他们创作精力旺盛，十天半月之中便能够甩出一大堆优秀诗歌。但大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自称“天才”者，贴出来的所谓的诗歌还是垃圾占多。“天才”是极其危险而脆弱的幽灵，我向来对它保持着一种怀疑和警惕，因为它的出现过于偶然，一不小心它就会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时间对任何一位诗人而言都是一贴慢性毒药，有的诗人会抵抗不住这贴毒药的侵蚀而倒下，反之则会产生抗体而愈加强壮。而对这贴毒药最强的抵抗莫过于沉得住气。《海南医院》就是沉得住气的作品。三年炼一诗，作为一个接近“80后”出生的诗人，有几个具备了这种耐心？又有谁能克服孤独、敛住才华，沉下气对一首诗歌进行审美梳理，并使之成为一套具有完整美学体系的“创作”？我不给《海南医院》贴上耀眼的光环，也不充当高高在上的评论家去强行标注。面对这种创作，我惟一想做的是当好个认真的读者。我相信这种写作的高度，也尊重这种写作的厚度。我愿意在你们的漠视的眼光中承认《海南医院》就是“赶路”期待的、属于这个时代的一首“杰作”。

　　　　　　　　　　3．“病态主义”的诗学意义

　　我向来侧重诗歌文本而非诗学。除非是有诗歌实践的创作者的心得或经验总结，否则，我愿意以偏概全地认为：诗歌理论仅仅适合于学院的教授或博士们用以评级别套工资的一种途径。我倒无意于否定诗学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文本而言，它永远是第二位的。任何一位诗人都不是因为任何诗理论而创作出经典诗作。理论对于诗歌创作都是一种桎梏，任何一种具有探索意义的诗歌永远都必须与固有的理论为敌。理论指导诗歌创作如果成为事实，这将是多么可怕而荒唐的事。那不叫写作更谈不上创造，那是在制作表格或做会议记录。
　　但是，这并不排斥理论对诗歌的推进作用。很多人不愿意去承认“主义”，但它并不因为谁的否定而消失。存在即合理。有时我会这么看，不少诗人能写出一手好诗，就是不知道好在哪。我们做不到“工欲利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就罢了，但至少不能老当外行。必要的理论修养对于当前的大部分诗人而言，都是必补的一课。因而，对于唐煜然这类能够写出优秀作品的诗人而言，能够适时对自己的诗歌进行思考、梳理、总结，是完善自身的另一种技艺。
　　在中国新诗的进程中，从最早胡适等文学大师对白话诗的尝试，到闻一多、徐志摩的“新月诗派”提出的“三美”的中国新诗学构建，再到顾城、戴望舒的“朦胧诗学”的演变，以及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口语化写作”的裂变，“诗学”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起着无可否认的推进作用。我愿意这么看，作为当前中国诗歌“诗学”方面较有卓越贡献的，首推“下半身写作”的背叛精神与“垃圾写作”的颠覆姿态，事实上，这两种“诗学”本质上比较接近，都是“向下”的。我个人的看法是“下半身写作”更具优势和意义，因为“下半身写作”有大批的杰出文本支撑。当前的先锋诗歌写作也大多是从“下半身美学”的继承和拓展而来。“下半身”的最大成就莫过于彻底地完成了“把中国诗人的身体从诗歌中解放出来”。而如果说“下半身写作”已取得成功，那么唐煜然的“病态主义”则是当前诗歌一股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虽然到目前为止，“病态主义”尚构不成对当前诗歌产生重大影响，但它必然会在中国新诗史上有所建树。这种信任源于“病态主义”的缔造者唐煜然并非在建空中楼阁，他更多致力于文本实践，用成功的文本去支撑这种诗学并且已初显成效。
　　按我的理解，他对“病态美”的构思和有效实践，是从“海南三部曲”之一《海南病人》开始的。在《海南病人》中，唐煜然基本上完成了对“病态美”的切入，将自身的常态与病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将身体与灵魂进行一次彻底的分离，我认为他是企图对自己进行一次自省和拯救。而到了“海南三部曲”之二《海南医院》则已初步完成了对“病态美”较为系统的、明晰的美学探索。同时，另一首作品《欲望诗：胭脂桃花》也是对人、社会和世界“病态”的深度剖析和呈现。
　　“病态”是唐煜然对诗学的“发现”和“创造”。他甚至能够脱离诗学而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去看。“发现”和“创造”是一个优秀诗人必备的两大功能。所有优秀的诗人和哲人一样，都会发现属于自己的世界，创造属于个人的世界。诸如海德格尔、尼采和福柯，他们都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并因此而找到艺术生命的支点，并因此而自足自大：

　　“在海德格尔看来，本真的世界是天地人神自由游戏的四方关联体，而现代世界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和主宰的场域，在此场域中，天地神的本己存在以及所有非人的他者的本己存在都被剥夺了。一个天地隐匿、诸神逃离、万物被掠夺的世界不是真正的世界，而是一个地基被毁的深渊，悬于深渊中的“现代人”是“无家可归者”。尼采将现代世界看作是“奴隶道德”的产物，奴隶道德是病弱生命为自己创造的生存条件，其核心是实现自己支配和统治强健生命的权力意志。强健的生命是“金发的日尔曼野兽”，为了驯养这些野兽，奴隶道德建立了作为“兽拦”的现代世界，在此世界中，现代人都成了被驯养的“群畜”。福柯笔下的现代世界是一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圆形监狱”，如此之监狱是一个由被监禁的人自我编织的权力监视网络，在此居住的人都成了“驯服而有用的肉体”。（《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的引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余虹著）

　　不管是海德格尔的“深渊”，还是尼采的“兽拦”或福柯的“监狱”，都不是常人眼中的“世界”。这个“世界”跟现实的世俗社会有着深不可测的距离和区别，但又完全符合世界某个层面的真实，是既来于现实而又超过现实的艺术发现和创造。这种艺术发现和创造体现在唐煜然身上便是他对“病态美”诗学的倡导和实践。这位“病态教主”认为“人类每一个深重的足迹都是因为人内心深处的‘病态’在起着根本作用，并由此产生最初的、最大的推动和改变的力量所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病人的历史”。他这么阐释他的“病态世界”：

　　在常态下，人们的思想、行为往往平庸守旧，它无法给人和这个世界带来新的可能和事实。我认为“病态”是新艺术创造的基点、源泉和最终动力。“病态”包括人、事、物的非常态和医学意义上的病状态。但是，常态和非常态的界线已经越来越模糊，已经难以辨别两者。非常态并不一定等于病态，只有反映出人和世界深重的矛盾的非常态才是彻底的病态。病态也是不断转化和嬗变的。病态需要一种不寻常“不正常”的精神和心灵去感受和捕捉。也只有处于病态，才能拥有和呈现出这种精神和心灵。只有处于病态，万事万物才可能是真实、本质的，因为“病态”直接穿透重重迷障和各种纷扰，呈现出元状。
　　　　　——唐煜然"《一个病态主义者的“胡诗乱想”》

　　“病态主义”写作的本质审美说到底就是：“常态即病态，病态即常态”。在他眼中，世界就是个医院，社会到处都是病菌。他的“病态”美学和“海南三部曲”之一、之二让我不自觉地联想起波德莱尔及他的《恶之花》。作为欧洲人的经验方式和写作方式发生重大变革的作家，其美学理论被现代主义各流派奉为灵感与理论的鼻祖。他影响最深远的作品《恶之花》有这样的寓意：恶之为花，其色艳而冷，其香浓而远，其态俏而诡，其格高而幽。它绽开在地狱的边缘。（《恶之花》［法］夏尔波德莱尔著，敦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波德莱尔的“那朵花”是悦人的、诱人的，然而它们是有病的。它们借以生存的土地有病，滋养它们的水和空气有病，它们开放的环境有病。一言概之是：社会有病，人有病，作者有病，诗有病。我们不妨把《恶之花》和《海南医院》放在一起作一种简单的比较，你不难发现，唐煜然和波德莱尔对世界的看法相近有十分相近之处，他们都认为“社会有病”。不同的是，波德莱尔是在“恶”与“病”中挖掘希望，采撷“恶之花”，而唐煜然是消极对待，认为人的病只有兽医才能治，包括“医生”也染上重病，治医者无法自救，世界已“病入膏肓”，人类彻底无望，这种更彻底的决绝倍增唐煜然的诗歌力量。

结语：

　　毫无疑义，《海南医院》是2007年中国诗歌最具震撼力的一首杰作。在一个病态无处不在的时代，唐煜然用自己的写作抵达了人类存在的隐秘角落，视病态为常态，并激活了回响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活下去”的勇气与尊严。这首诗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划时代”——让人看到当前诗人正努力对“应景写作”的“快感时代”进行一次深刻的自省与修正。“病态主义”的提出则代表着中国诗歌的“病态时代”正在来临，明证了当前实力诗人并非像人们诟病的那样，盲目地搞“诗歌革命”，并非“只破不立”。它是70后诗人在继“下半身写作”之后又一足以影响中国诗歌现状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诗歌探索。它能否产生恒久的艺术价值，还需要时间去证明，我愿意拭目以待。而“赶路” 把首届“御鼎诗歌奖”颁给唐煜然，授予他“御鼎诗人”及“赶路五星级诗人”的称号，并象征性发给奖金10000元，显然在于为这种新生的、值得关注的诗学主张，以及杰出的文本实践进行力所能及的呐喊助威，至于“赶路”这支微弱的声音，能否稍微触动这个时代的诗歌神经，或者引起诗歌界对唐煜然足够的关注，我们已无暇顾及，正如《赶路诗刊》创刊辞中说的那句话一般：赶路，我们只顾日夜兼程……

　　　　2007年12月15日初稿，2007年12月25日改定
　　　　　　　　任意好于佛山

【

来源：互联网点击：1464 时间：200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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