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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汪馥泉
汪晓彤
自从2006年10月在余杭热线上看到汪馥泉的信息以来，已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关注。特别是余杭区、仁和镇政府非常重视，还打算在东风村上欠阜恢复汪馥泉故居，建立纪念馆，以此作为共青团教育基地。
发掘历史人物汪馥泉，不但是余杭人民历史的荣耀，更使我们家族感到欣喜。看到社会的进步，使人们拨乱反正，使历史的瑰宝恢复了其原来面貌。特别是长春籍诗人李磊“沉潜在中国现代文学河床中的馥泉”一文发表后，对汪馥泉的研究已进一步的深入，并作了较为准确的评价。
但因事隔久远，在发掘和回忆之中，不免有所误差。奶奶汪自新，曾用名汪如心、汪慈生，在五四活动时期和爷爷都是学生会干事而相识的；因奶奶晚年在大连我家居住，在和我父亲的交谈中，以及父亲的回忆，使我知道一些情况，把所知道的写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
爷爷汪馥泉属猪，生于巳亥年腊月二十三（祭灶日），所以记忆深刻；其实，公历已跨入了1900年，生日是1月23日；兄弟姐妹六人，其中兄弟三人，依次为普泉、松泉、馥泉，爷爷最小；大爷爷逝世早，无后人，所以过去连我父亲都不知道。
爷爷的忌日是1959年春节刚过，巳亥年正月初二，公历2月9日。爷爷汪馥泉因被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前身），党委错划为右派，不承担他的医疗费，在贫病交加中逝世。我父亲汪泽德当时在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三年级就读，正值春节寒假，去长春奔丧；在长春居住的奶奶，大姑汪梅梅、小姑汪瑞辉、叔叔汪苏苏都参加了葬礼；在新疆日报社任编辑的伯父汪新泉，因受株连也被错划成右派，远在新疆博斯腾湖以南的库尔勒农场劳动，当时的通讯和交通都不甚方便，未能回长春。
我父亲汪泽德是1936年10月26日出生的，而不是1933年。其时朱德、毛泽东已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并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鲁迅祝贺之后，而在西安事变前夕。
抗战时期汪馥泉的经历与潘汉年有着密切的联系。1925年爷爷汪馥泉办《语丝》时，就认识了潘汉年，通过创造社，左翼作家联盟，已有较深交往，1937年8月，潘汉年组建《救亡日报》，原定国共双方出人，由于国民党上海社会局长潘公展迫于当时的抗日形势，居然也提议郭沫若为社长，正在潘汉年所期待的，潘汉年旋即提议夏衍为总编辑。接着，国民党推荐樊仲云、共产党推荐林林任编辑主任；因樊仲云不懂办报，并对抗日信心不足，不愿就职。潘汉年乘机就让郭沫若提议用当时无党派民主人士汪馥泉为编辑主任，潘公展也只好尊重社长的意见；夏衍与汪馥泉还是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的前身）时的同学。只有总务主任是地道的国民党。
1940年《救亡日报》被迫解散后，汪馥泉辗转回到上海，此时复旦大学已迁内地，只好暂在法租界蛰居，办《学术》杂志，并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兼课。不期汪伪政府社会部长、大特务头子丁默邨来访，要汪馥泉出任《国民新闻》社长，爷爷以身体不佳推脱；丁默邨不悦，嘱：再好好考虑考虑。
爷爷将丁默邨来访及谈话处于僵局的情况对潘汉年讲了。潘汉年便将爷爷按排到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袁殊那里，离开上海到苏州去创办江苏教育学院，袁殊兼任院长，汪馥泉任副院长，还曾挂过一个“中日文化协会江苏分会总干事”的衔（袁殊）任会长。但从1955年直到“文革”中，潘汉年、扬帆、袁殊（解放后在内务部工作）；都背上内奸、反革命以至特务的罪名；汪馥泉在反右以后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无从说清了，没定为“反革命”之嫌已属侥幸。而拨乱反正时，爷爷早已去世，既已予改正，细节也就无人进一步查询与探究。
再说爷爷1944年后，辞去副院长等职去南京与章克等人办《大公》周刊，深受沦陷区百姓欢迎，并通过扬帆（石蕴华）联系，从六合经由扬州、高邮，有交通员带往苏北“苏浙皖边区”。由于《大公》揭露了沦陷区的种种黑暗，民不聊生；指出了日本在中国的泥足愈陷愈深，因此倍受百姓欢迎。然而被陈公博于1945年初夏亲自查封了。办《大公》期间，还曾为苏区提供情报。
《大公》被查封后，爷爷汪馥泉便去了苏区，与文化界的钱俊瑞先生共事。1957年也被错划右派的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蒋锡金教授，应该是在那个时期，在盐城新四军军部见过汪馥泉。
1946年夏天，爷爷从边区回杭州，准备接奶奶，大姑和我爸回边区，在小姑当时还不满六周岁，我叔叔更小，过封锁线有所不便。但因我姑和爸不适应余杭（当时称杭县）水土。都患了疾病，尤其小姑病的很重，待病初愈，国共第一次停战谈判已告破裂，双方已处于剑拨弩张的对峙状态，再三联络，认为已无法带家眷通过高邮马棚湾封锁线，接着就开展了解放战争。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很快与扬帆又取得了联系。经扬帆介绍，到浙江省公安厅工作，当时厅长是李丰平，爷爷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李丰平在该校就读，因此相识。
当时农民协会代表去杭州找我爷爷是1950年土改中的事，当是爷爷在公安厅，正在研究土改政策事宜。他表示支持农会的行动；但当时伯父汪新泉已于北京新闻院校毕业，已安排到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日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不存在遭农民协会批斗并被抓捕事，直到1956年上欠阜成立高级社，汪馥泉依然在《新疆日报》任编辑。
我爷爷一生从事文化工作，自己感到不适应于公安工作。便由老友、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出面联系，于1954年9月去长春任教，在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7年被错划右派时，当时是长春市的市政协委员、长春市作家协会理事。
我爷爷汪馥泉的平反消息，曾在《长春日报》与《吉林日报》公开刊登，是按“省内知名人士”认定的。但因人已过世，并因当时社会的左倾思潮在校内尚余毒深重，吉林大学对我爷爷的“平反”与“改正”并不热衷；以后认识到汪馥泉在全国的知名度，在中文系及图书馆的介绍中均予以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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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点击：409 时间：2008-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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