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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缘

  小时候，除了课本，其它书距我都很 “遥远”，而对写书的“作家”更觉得神秘。从来没见过一位作家，对“作家”的认识相当于对“孙悟空”的认识，认为作家是了不得的人物，他们手中的笔就是“金箍捧”，可以在文章中尽显人生的“喜怒哀乐”，能随意让笔下的人物“嘻笑怒骂”，大笔一挥就能“呼风唤雨”，作家的肚子里全是故事，想倒多少就有多少。我作语文造句，都要挠头皮，冥思苦想，有时免不了“硬装斧头柄”，而作家却能随随便便把一些人物和故事写得活灵活现，简直不可思议。我常常这样想：作家的父母真是了不得，居然生出来一个如此厉害的写“书”的人。
佩服归佩服，崇拜归崇拜，但真正读过的作家写的书只有一本：《高玉宝》，真正叫得出大名的作家只有一位：高玉宝。高玉宝写的《高玉宝》，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那时候，只要一说起“小说”，我就会自然而然想起“半夜鸡叫”、“周扒皮”，早晨，自家养的鸡一啼，我就会想起那些可怜的长工和可恨的“周扒皮”。有一次，我考试差点不及格，母亲拿鸡毛帚追打我，我就边逃边叫骂：“周扒皮、周扒皮……”，反正她不懂。
   我是在父亲干活的一家上海砖瓦厂的子弟小学读的书，那个厂地处乡区，非常偏僻、闭塞。60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没几年，不仅没有充裕的物质食粮，精神食粮也极为稀少。我们三餐吃的是三种食粮：山芋干、黑馒头、野菜汤；上课读的是三本书：语文、算术、图画本，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三本书改成了“一本书”：语录本。因为那三本书是“知识”，而当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语录本”是真理，是“造反有理”的“指路明灯”。那时候，如果语录背诵得很熟，就很了不起，就能参加“红小兵”，甚至“红卫兵”，就能双手叉腰“呼风唤雨”，就能对“走资派”“黑五类”等“嘻笑怒骂”，就能随随便便支配别人的“喜怒哀乐”。我们这些小孩子，斜挎着“语录本”，整天神气活现地跟在大人们后面，到处喊口号、发传单、写标语，我记得，那时用得最频繁的词汇是： ** 、横扫、坚决、造反、灭亡、保卫……
   那是一个知识空白的年代，更是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从大人到小孩，都抛荒并封闭了内心的世界，全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68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了许多书，我空白的心灵顿时融进了一个精彩纷呈的文学天地和知识世界。
   那一年，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同时，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除一切“毒草书”的运动，凡所有古今中外名著均在“清除”之列。砖瓦厂图书馆几乎所有书均难逃厄运，包括从上海运来的一卡车书也准备与之同归于尽。在销毁之前，必须要造册登记，以显示这项“运动”的伟大成果。因为大人们都要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人手比较缺乏，当时我是小学毕业生，字也写得比较工整漂亮，于是，被推荐从事这项严肃的“革命工作”。那天，到了图书馆，面对堆积如山的书，我简直惊呆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书啊。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边认真地登记，又贪婪地看着书，大人们都去忙了，没人管我。渐渐地，我被这些书迷住了，虽然还有许多不认识的字，但书中那栩栩如生的人物，扣人心弦的故事，生动传神的描写，却将我带进了一个无比美妙的世界。但在图书馆看书，毕竟是“偷看”，不免有点提心吊胆，生怕被人看见，于是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偷书。每天挑选三、五本好看的书，完工前，悄悄放在图书馆窗台上，回家路过时便“顺手牵书”了，每“偷”一次，我就闭眼默念着“偷书不是贼、偷书不是贼”来安慰自己。就这样，我一共“偷”了272本书，其中大部分是中外文学名著。为了防止大人（造反派）查抄，便在砖场上搭了一个“砖窟”，从砖窑里拖了一根电线，装上灯，白天，就在那里看书。晚上，就躲在家里看，如痴如醉，曾创造了一夜看完厚厚一本《基度山伯爵》，第二夜又看完一本《逐鹿中原》的“奇迹”。还把一些描写风景的、描写人物神态和心理活动的段落，分门别类，抄写在练习薄上。
   通过这些书，我认识了许多中外作家，初步领略了他们作品的魅力；在书中，我看到了爱和恨的世界，也看到了美与丑的分界。那个年代，给我的心灵是一种迷茫、一种污染，而那个年代的那段经历、那段经历中的主角——书，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的“精神养料”，那些书，在特定的环境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灌溉了我的心田，让我比同龄人提早看到了世界和人生精彩的一页，为我以后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奠定了一定基础。
   我庆幸这段经历，非常珍视这段经历。这段经历让我从此爱上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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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点击：878 时间：200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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