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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喊捉贼》
西部快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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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喊捉贼

很早前，我在深圳打工，很是无聊，午夜靠一档“悄悄话”的广播节目打发时间。我记得一个女孩打过这样一个电话，控诉他的男友在公园里强行和她发生了关系。她一再强调，她是不愿意的，也进行了反抗，怎奈她的男友的粗暴和无礼？这样的故事主持人听得多了，我也听得多了，并没有特别之处。主持人不耐烦的追问：你到底想问什么问题呢？女孩说：他的男友射的很快，是否会影响婚后生活？听到这我哑然失笑，差点乐出声来。有话就直说嘛，何必兜那么大的圈子？
这样的事儿每天都在上演，在文人的圈子里也不例外。前不久白鸦在上海的一次诗人聚会上公开说：我就是为了出名，没有别的。说出了大家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这才是一个汉子的所为嘛。我欣赏这种性格，尽管我不会这么赤裸裸，但是，我也不会那么虚伪的表明自己的无辜。我最恨的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上说为了艺术，实际上尽干些小人的勾当。
上海就是这么一个城市，其实，其他城市也是一样，只不过上海更加突出一点，必定是有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镇。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上海对全国的发展贡献最大，上海的老百姓最听党的话。我记得六、七十年代，年轻人结婚流行“四大件”，我数了数，都是上海产的。它们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可以说，除了北京，上海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所以，当我离开深圳，我最想去的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就是上海。
由于种种机缘，我终于踏上了上海的土地，一晃就是两年半。我不敢说对上海有多深的了解，但对上海的民间诗人多少有些接触。当广东红红火火的大搞资本主义的时候，上海还是沉寂一片。那时的北京尽管也没什么动静，但在文化艺术领域却开了新时期先锋艺术的先河。小说、戏剧、诗歌、音乐、绘画等等无不体现出那时年轻艺术家的冲破思想牢笼的激情。但也不尽然，两报诗歌大展的时候上海也占有不小的一席之地。最有名的当属“撒娇”诗派。不过，我真的遇上了这些人，感觉也不像我想像的那样。虎皮不小，其实并不“撒娇”。要说装模作样过了点，但确实装的成分大了些。
我理解上海的资本主义起步较晚，兜里刚刚有了点银子，就急于拿出来在众人面前显摆，忘记了诗歌的本意是什么了，情有可原。我兜里没银子，所以热衷于文学创作，也是没有办法，只有在文学创作中才能找到自己。因此，我把“文人”看得很高而忘了自己的身份。
一个热衷于在上海的老里弄里闲逛的人，对曲里拐弯的街道，搭积木一样的灰色小楼，小商小贩，讨价还价，人声鼎沸，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怎么能适应自以为已经进入上流社会的文人雅趣？我的生活在底层，离开了那里，就有些找不着北。国际化的大商场，高级娱乐广场，星级酒楼，我这等灰头土脸的平民就有些自贱形秽了。就如同让一个在老里弄里讨生活的人去想象星级酒店的奢侈，多少有些梦想做皇帝的感觉，多少有些滑稽。自我解嘲的理由是，上海是现代文学的发祥地和大本营，那时的文人给我的印象是爱憎分明、相互支持，自成一统，文人气息浓厚。我刚来上海，人生地不熟，见着所谓的“文人”就像见着亲人一样，心理不设防，低调行事，以结交文友为荣，尽快融入他们的圈子，打开一片写作的天地，然而，这一切，事实证明，愚蠢透顶。好在我在广东的资本主义的泥潭里滚过几年，对上海的小资情调，中产阶级的情趣还能适应，也没觉得有什么大碍。
我对诗人的看法从来都是嫉恶如仇一身正气浪漫多情的，可我错了，在上海刚好给我补了这一课，我正在改变对诗人的看法。他们没什么特别的，和普通人一样，一旦从纯粹的写作中进入名利场就会变了味。所以，很早就有诗人把自己称作俗人一个，甚至流氓了。我也曾经这样比喻过自己，那是在写作的范畴中对什么有所抵触而发出的另类观点，而把某些写作的人称作流氓我还是心有余悸的，但现实就是这样，三十年代的上海文艺圈到如今只是一个遥远的梦了。
我倒不是惋惜什么，社会在进步嘛，谁也不会回到唐朝去做个什么鸟诗人，我想那时候诗人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吧？历史在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不是清晰了而是更加模糊了，传统在经过沉淀之后，不是更加辉煌了而是虚妄了。现实总是在不经意中打碎我们以往在书本中接受的观念。
我只相信现实这本书，它会给我真实的感受。这个感受对于我就是一个平民可以写出有贵族意识的作品，一个贵族也可以写出有平民意识的作品，两者没有天然的界限。不过，让一个平民混迹于所谓的上流社会，那将是一出怎样尴尬的戏剧？戏如人生，尴尬莫过如此，我也将在这尴尬的人生中生活下去，看一看一个平民是怎样编造一个不属于他的时代。
我这样说有点小肚鸡肠，仇富心理，假如真是那样的话，我就不配写这篇文章了。不过，谁也不能否认，人活在世上，不能不对自身的身份地位无动于衷，除非他是个得道高人，像古代的隐士一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遗憾的是我没有碰到过这种人，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就我的认知来讲，那是文人理想化的离群索居。经济都全球化了，那种靠一亩三分地来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不是自欺欺人就是虚伪的标榜。
对于一般的民众而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不可避免的自动归位到他该属于的那个群属，而诗人的浪漫刚好相反，他们所努力的是尽量摆脱和模糊阶级的、种族的、政党的社会意识，以其达到有关智慧和美、理性和批判的最高准则。那可能吗？是否意味着思想与实践的分离？同样是一厢情愿的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吧？当有人问我：你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我无可奉告。因为这个可怕的术语，曾经在某个时代不知坑害了多少人。把阶级斗争等同于财产的多少来划分敌我界限无异于鼓励强盗到别人家里拿东西
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能说清自己是哪个阶级的，阶级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稳定，但每个人又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同于其他群属的“阶级”意识，可你说不清自己是哪个阶级的。就像每个人都有种族意识，可你对种族了解的越多你越发现我们其实都是杂种。
资本时代到了，没有钱什么也玩不转，有了钱玩艺术也没有错，这的的确确是时代的进步，使得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政治文化生活中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合情合理。甚至，形成自己的圈子，进入“沙龙”写作，在铁板一块的体制写作中开辟了另类风景，实属难能可贵。但是，我不能不说，取得了经济地位就取得了人格的独立吗？怕就怕拜金风潮扭曲了艺术的灵魂。用资本的多寡来衡量一个艺术家的成就和话语权力的大小来决定艺术家的荣耀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的中产阶级更像是发了一笔横财的土财主，他们的档次还够不上文人写作的层次，类似于一次金钱暴动，哗变成自以为是的表演和有意为之的噱头。他们的胆子很小，还没有胆量和权力体制相对抗，只能等而下之的打着民间的旗号，背地里权钱交易，利益交换，权力和金钱终于走到一起，搅动一方风云，大有复苏“文化艺术”的苗头。
民间艺术存在吗？民间艺术家存在吗？民间诗人存在吗？什么是民间？韩东给的定义有其合理的地方，周伦佑给的定义也不无道理，就我相对了解的民间诗人是迄今为止在当代中国最大的谎言和欺骗。诗歌这枚作废的古币在现阶段回光返照，不可思议的流通起来，有其资本运作的谋划，更有其非艺术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成，就和权力体制同流合污，调转枪口对准“民间”，不成，就寻找借口，说是受到权力体制的压迫，甚至什么“政治”迫害。当我看到某某在某电视频道上自卖自夸一切不攻自破。
繁华无梦，闲逛有愧啊！尤其是面对自称为大师的某些人，从一个谎言开始，用更多的谎言去掩盖它。那点山脚猫的功夫怎么看怎么像中学生写的，他怎么就那么大言不惭的称自己是“口语诗”之父呢？那么虚伪的说在官刊上发表诗歌就是无耻呢？不过是为自己未能进入体制内而作的无望的“撒娇”吧？
揭去这层面纱，我看到的是一副副商人的嘴脸，和当下主流媒体靠名人吃饭的秀场没有不同，只不过他们打着纯艺术的招牌，为逝去的青春唱着挽歌，为曾经有过的辉煌留恋不舍，好比清末的遗老遗少，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抱着老古董炫耀于世而已。

２００7、１、７ 
【 回页顶】 ■版权声明 来源：互联网  点击：678  时间：200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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