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颜如玉网 > 写者部落文集：刘诚随笔 刘诚诗学批评小集：《羊年大字报》（下） 刘诚 上一篇：刘诚诗歌批评小集：《羊年大字报》（ 下一篇：似花钟情 　　　　　　　　　　　　　　　　　　　　羊年大字报（二）                                         　　　　　　　          刘诚 　　　　　　　　　　　　　　　　　　　　　　虚构的边界 　　对虚构的执迷从很早就开始了。人习惯于将存在的痕迹涂改，使它看起来更加离奇，或更加壮观，借以让人产生敬畏；或加以歪曲，使它看起来特别搞笑；或对一些现象作出不同的解释，使它看起来更加合理，从这里得到乐趣。神话传说无疑是运用虚构最早的范本，正是虚构的成功运用使每一民族的神话传说瑰丽无比，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大放异彩。那些神的庞大的谱系、神的并吞八荒、横扫 ** 的英雄事迹，天兵天将骑鲸大战的壮丽场面，神与神之间复杂的关系及其演变，反映出远古人类天才的想象。这些想象当然都以现实为范本，是现实生活的浪漫化，是远古先民对一些暂时不能理解的自然和社会现象所作出的解释，但如果没有虚构的参与，这些神话传说绝不可能拥有如此宏大的气象、严谨的结构和壮丽无比的外观及其血肉丰满、纹理细腻的质地。近代以来虚构更成为小说的主要手段，——小说家被认为天然拥有虚构的权利，没有人去追究小说作品里写的是谁，家住何处，有什么样的背景；也很少有人指着小说人物对号入座。虚构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品，高超的虚构体现着艺术家非凡的匠心，闪射着智慧和才华的灵光，被人们尊之为创造，在艺术的生产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现实当中的所有缺陷，都可以通过虚构加以弥补。在一般的情况下，人只能在现实里生存，人是现实这座铁屋子里囚禁着的奴隶，可这个时候虚构出现了，它帮助人，将人从现实看守严密的逻辑锁链里拉开，使人们进出别人的生活成为可能。虚构表达的是可能性。现实确定可靠，虚构的东西却可以更加精彩，在各方面更能够符合人的要求；现存的事物必须服从因果的铁律，而虚构却可以另创设一段因果；现实必须服从时间和空间的制约，虚构却向无限完全敞开。现实生活当然也在不断地生产故事，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但是如果要抽出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来，有主线，有副线，有发端，有推进，有高潮，有若干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和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局，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硬挑出来也可能大为逊色，难以填平人类对于新奇和刺激不断加码的需求黑洞。现实是有缺陷的、分散的，不能作到集中和强烈；现实意味着限制，意味着可能性的无情减损，常常是黯淡的、庸常的，甚至相当无聊，就像是一锅越搅越稠的糨糊，伟大和崇高的东西、令人惊叹的东西只占少数。同时，即使是伟大的事功，影响深远的事件、令人难忘的场面，也难保不在某些方面让人扫兴。再神秘的事情，一旦明白了真相不过如此；伟大的背面，是渺小和平庸，与人类宏大叙事的精神书写相去甚远；一点闪光的东西，往往与过多苍白琐碎的细节绞缠在一起，让人不得要领。虚构的存在恰好弥补了这些缺陷，想象力作为一座取之无尽的资源宝库，为虚构向每一个方向的敞开，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人们总得说点什么，总需要一些东西相互传播，如果没有这样的材料，生活不只是寂寞的，且将令人倍感痛苦，漫长的光阴不知道怎样打发。这样的需要，为人们虚构事物提供了天然条件。由于虚构的存在，生活显得比任何时候更加色彩斑斓，大大地减缓了真实生活固有痛苦的强度。另一面，虚构也为作家施展才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作家一旦进入虚构，立马获得了叙述的自由，变得无所不能。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生活打碎，按照自己的意图加以重组；可以像蜜蜂采花一样，通过虚构的工序将大量的东西集中起来。文学史上的伟大小说，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虚构产生。不只是小说，整个文学都是“真实的谎言”。以诗歌而论，诗人的话语充满了梦呓，是不可能实现的。诗人敢于向世界承认，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梦呓。北岛干脆将自己的一部诗集命名为“白日梦”。诗人的活动就是做梦。可是，诗人相信在他这些虚构的东西里却有着更多的真实，真实以虚构为家；之所以采取了虚构的手法，正是要最大限度地避免语言给予真实可能造成的遮蔽和损害。在这个“谎言”的外壳里真实得到保存，它融化在诗歌的每一个细胞里。我们在诗歌里看到的诗人是超现实的，大力士一样孔武有力，神一样自由，暴君一样专横，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可以在诗歌里办到。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诗人的许多话不能完全相信，他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可是优秀诗人那些看起来无法无天的诗句，都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使我们窥见世界的部分真相。诗人知道他在什么条件下“说谎”，在什么层次上不“说谎”，什么样的“说谎”是道德的，什么样的“说谎”仅仅是“说谎”。诗人还知道，那些表面“说谎”、而实际反映着最多真实的东西，是了解真相所需要的，是为着在这块大地上建立更好的生活所必需的部分，人们迟早要向他索取。诗人之为诗人，就在于他拥有比常人更锐利的目光，可以用语言的路标，将人们引向真实的腹地。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虚构都能够成就优秀的作品。至少有两种虚构：一种是作为手段的虚构，事情是虚构的，却营造出了真实的气氛，塑造出了真实的人物，传达了真实的思想和感情；作家通过虚构，挣脱了现实的锁链，最便捷地进入了真实；在这种作品里，作家只是借道虚构，并不以虚构为目的。一种是为了写小说而虚构，作者并不以进入真实为目的，他们或者由于不能驾驭虚构，或者根本就不了解虚构的本质，因而滥用虚构，这样的虚构只能使作品离开真实更远，或无力进入真实，只能永远停留在真实的外围。在这样的艺术家看来小说就是编；小说抑或就等于虚构，而拒绝就虚构再作更深入的考量。 　　虚构是到达真实的门径，却不是一种可以放纵艺术家无法无天的现成权力。只有从根本上指向真实，虚构才有出路。离开真实，随心所欲地解释世界，甚至对世界作出歪曲的言说，正是许多作品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要将一般的虚构打造成有血有肉的真实，让它们像重金属一样拥有质地和重量，需要诗人艰苦的修炼和高超的技艺。虚构作为“说谎”的一种，只有在这样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即或通过虚构，提供了瑰丽的想象，满足了人们猎奇的愿望；或娱乐了性情，满足了人们消遣的需要。——达到这两条都是好的，但却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道德的：即通过虚构，更透彻地达到真。正是在这里，不道德的“说谎”最终取得了合法性。高级的虚构，使诗人越过了表相，在通向真实的道路上挺进到足够远。诗人拥有虚构，就好比鸟之拥有翅膀，比只能实录的历史科学来得更为自由和有力。正因为拥有虚构，诗人手里的武器更多。虚构为穷极事物真相留下了秘密通道。在看一部小说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虚构的；即使是一些以还原历史真相自我标榜的历史小说，我们知道它们并不等于真正的历史，事实上也不拿它当历史看，但是我们有理由向作品要求更多的真。事件可以是虚构的，甚至荒诞的，人物却必须真实，命运必须真实，所传达的思想情感却必须确定、真实；只有真实的内涵、真实的悲悯，真实的爱恨和洞见，才能将读者征服；也只有具备了这些真的要素，诗人和小说家才有资格向存在发问。读者知道作者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歪曲了存在的真相，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说谎。读者那里有一杆评判真假的标尺，在这杆标尺上可以为每一种虚构的价值找到准确的刻度。一部作品之所以被认为伟大，一定在真实这一点上有所建树，他的人物正因为真实才站立起来；一部作品之被认为无足轻重，一定是首先在真实问题上失败，接着才有艺术的失败，真实不可能被真正抹去，哪怕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存在真相的东西也有可能被读者珍视。虚构如果不能抵达更加真实的世界，则必然沦落为谎言，变得灰头土脸，成为一种下贱的东西，最终难登大雅之堂。 　　真实，是任何虚构都不能越过的边界，有没有真实乃虚构的命脉所系、生死之争，这里存在着艺术和谎言的最后分野。托尔斯泰说：“说起来也实在是下作，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艺术领域里，只需要惟一的消极品质——不撒谎。生活里撒谎固然下流，但还不至于毁掉生活；它玷污生活，但在其污秽之下终究不能掩盖生活真实，因为总会有人或苦痛地或欢乐地渴望着什么。但在艺术领域内的谎言却毁掉现象之间的一切联系，把一切弄得灰飞烟灭。”（列夫•托尔斯泰语，见《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79页，漓江出版社，1982。）我相信这里的真，不是庸俗意义上的实录，而是经过提炼之后所获得的艰辛无比的真；这里的真经由虚构，越过了千山万水的阻隔和表相的遮蔽，最大限度地逼近了事物的本原，将事物深藏不露的真相呈现出来，并且做到了集中和强烈。虚构作为一种手段，在运用的过程中必须小心翼翼，懂得节制，对真实的世界抱有至死不渝的敬畏之心。作家和诗人必须明白，自己无权更改生活，也不可能对世界进行任何修改。现实是可敬畏的；生活中的一切，连同我们的学问、才情、以及我们的命运、连同我们所珍爱的虚构的能力，都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之中，如果不能有助于更深刻地揭示真相，虚构最终将一事无成。事实上，对虚构的执迷已经使我们付出了代价。时至今日，已经很难分清现存的事物，哪些是真实，哪些则是出于聪明人的杜撰。人们被大量虚构的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真实的生活反而更加模糊不清。渴望了解世界真相的人们常常为此感到困惑，一觉醒来忽然发现，追求真理成了一件非英雄而不能成就的危险事业。想要得到500克的真理，你必须先从表面刨开1000吨的碎石和垃圾，然后再向下挖掘300到400米的深度。如果在这个深度上仍然无法得到，只能用更锋锐的利器继续向下挖掘，直到真相开始呈现。对虚构的滥用，更加剧了这一趋势。在一些末流的小说家和诗人那里，既然求真意味着风险，那就从这个基础上后退，他们要找到一条捷径，指望不流下汗水而又能名利双收。他们过分相信虚构的力量。强劲的想象也许真的能够产生事实（余华语），可是想象又来自何处？一些新生代小说家正是在这里走火入魔，他们不知道文学让人尊敬的根本原因，指望不投入生命，就能体验命运，仅凭一点才气，轻而易举地“编”出伟大的作品。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所谓作家，就是那些写出很多谁也不需要阅读的小说作品的人；所谓诗人，就是那种写出了很多离奇古怪、其实谁也不需要知道的分行排列的句子的人。诗歌正在离开自己赖以生根的东西，变得和这个真实的世界无关；而传统久远的伟大的小说艺术，在一些末流的小说艺术家那里正在被彻底消灭。每年出版700余部长篇小说，可感觉是值得一读的小说并不多见。在一些作品里，一点瑰丽的想象也没有，只看到多嘴、使才和饶舌，浅薄无聊。他们写出了小说和诗歌，谁也不需要阅读，不去阅读并不会损失什么，反而更好，因为人们避免了时间和精力的浪费。这些诗人和小说家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虚构，恰恰是滥用了虚构。在我们这里，从来不缺少大大小小自称的卡夫卡、或准卡夫卡、准博尔赫斯、准马尔克斯，他们无疑大大地曲解了这些大师，以为离开对这个世界真实一面的艰苦破解，仅仅靠一点小小的不可靠的聪明，就可以抵达大师所标定的彼岸福地。他们曲解了大师，看不到卡夫卡在骨子里极为冷峻的现实主义内核；卡夫卡并不对这个真实的世界闭上眼睛，或顾左右而言他，而是真接深入到真实世界的核心地带。博尔赫斯则用极为朴素的语言，致力于营造一个艺术迷宫，尽最大可能地逼近那个真实的迷宫——存在。这些大师所以比一般现实主义更高，并不在于他们是多么快地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内核，而是走得更近，手段更有力、笔法更简洁，更单刀直入。如果说文学是感性的，他们找到了感性之下那个进入事物内核的秘密通道。他们所写的许多情境、那些怪诞的人物、离奇古怪的情节，看起来离开真实很远，在生活中永远也不可能发生，却无一而不是更深刻地揭示出生活的真相。而我们的一些作家，根本没有看到真实的世界，仅仅看到表相，甚至是被曲解的表相，然后再用很多的中国字，将曲解了的东西复制出来，不具备大师们穿透的目光。结果一点才华很快便用尽了，再也写不出什么好东西了。这些作家气短，仅有的一点气，很快就释放净尽了，到头来，卡夫卡还是卡夫卡，博尔赫斯还是博尔赫斯，与他们完全无关。      虚构被滥用的后果正在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文本正在被我们这个年代的“大师”和“准大师”们源源不断地炮制出来，叠加在这个本来已经不堪重负的世界之上，致使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需要科学家、先知、圣徒，穷极毕生精力来揭示的充满了悬念和问题、积累了太多不解之谜和不解之结的、通常是积重难返、处在崩溃边缘、一刻也不停地在向内部倾斜的世界，在伪劣诗人小说家所进行的通常是无法无天的虚构面前，再次遭遇挫折，世界变得更加云遮雾障、扑朔迷离，更加遥不可及。事实上，现实生活倾向于将文学家远远甩开。对于那些浮在表面的、无根的虚构，真实的世界显得更加精彩。看看新闻，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超过了任何平庸的想象。尤其进入现代以来，世界更具内在张力，更具爆炸性，更几何性，也更锐角，这是一个各种力量抗衡、斗法的角力场，真实的生活正在这个场上涌动，把内部的东西翻新出来。如果存在是一部大书，它正在把精彩的篇章打开，上面充满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情节、场面及其出人所料的细节，无论在规模上，在爆炸性上、在冲击力上，都超过了小说家的天才构想。随时准备让作家殚精竭虑、苦心经营的虚构世界归于无效。“九•一一事件”之后，有人曾作出悲观的预言，认为现实超过了虚构，小说将归于消亡。小说当然不会消亡，但从虚构滥用的后果看，这话也不是全无道理。 　　　　　　　　　　　　　　　　　　　　　　在时尚的另一边 　　时尚以炙手可热的赫赫声威招引着诗人，邀诗人入伙。它挥舞着蓝手帕在水的一方招手，对这个时代的诗人说：时尚的就是美的，有价值的，被认可的，反之则是丑的，无价值的，注定了要被嘲弄的。凡臣服的，都被织入它的风景，成为它的一部分；凡背离的、无视其权威的事物和胆敢对抗的事物都被它妖魔化，或者被它打得粉碎。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大规模围堵中，除了趋炎附势，将走投无路。真正的美女不得不开始对自己的美产生怀疑，一个丑女则极可能因为趣味相投而被时尚选中，成为美的代表。时尚不仅制造自己的明星，而且造出貌似权威的理论，从所有方向、所有角度为自己张目。时尚好比是奔赴天堂的最后一班轮渡，如果不能在天黑以前挤上这艘就要启航的大船，接下来，将只能在冰冷的码头上度过一个漫长的夜晚。 　　流行的就是美的，这就是时尚的法则。与时尚对抗，就是与当红的权威对抗，意味着寂寞，无人喝彩，其代价是显而易见的。最省力又讨好的办法是顺应，随它的指挥棒起舞。如果暂时没有时尚，就制造出一种时尚；如果是与己不利的时尚，就改造它，让它向理想的时尚状态靠拢。这要靠一伙人的配合默契，有时甚至要靠一场处心积虑的阴谋。时尚运动，其实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它使许许多多躁动的内心更加躁动不宁。已经有不少人被时尚成功地推到了前台；剩下的人只能指望在新一轮的造神运动中登上神坛，哪怕是一尊无足轻重的小神；未必都敢指望旺盛的香火，哪怕只是在神的候选名册上有一个姓名被登录。沧海横流盲无目标，诗歌时尚的存在正如大海的潮汐，总是将一些波浪的倾向推向高潮，而将另一些波浪的倾向打入深水永久封存。 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诗歌夺权运动，其目的在于实现对诗歌话语权的垄断；这是一种处心积虑的引诱大家都来参加的哄抬，其目的无非在于为自己清扫道路，以实现对特定诗歌产品的倾销。不 ** 别人，就没有空间；想引人注意，只有将别人说得一无是处。神固然可以有许多，无奈总的神只能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倒是有，这就是“断代”和“命名”。这就不难理解一些人为什么总是那么急于对诗歌进行断代：他们并不是为了诗歌，只是为了与诗歌传统断开，借以突现某种诗歌写作倾向，在已经很拥挤的诗歌版图上，为这种特定的诗歌写作倾向划出一块地盘，并高高地打上围墙。这里面有诗人，也有自以为垄断了诗歌真理的批评家。这些人说了很多话写了很多文章，其实意思很简单，无非是说前人写作的都不是诗，真正的诗歌写作，只是从自己才真正开始。于是，不用过久地等待，每隔一阵子就会有人弄出一点新玩意儿，叫读者大众受点惊吓。随便翻翻杂志，你就会看见一大堆相互吹捧的肉麻文字；随便走走书店，你会看见一大堆看似公允和权威、实则是结帮营私的诗歌选本；无须留心倾听，总能听见尖锐的对立，并从对立的跳骂中双双受益。 　　我愿意在最善意的基础上来观察新时期以来出现的诗歌现象，我甚至愿意将一个时代的特定文学时尚视为一种文学运动或准文学运动。我注意到，在几千年以降的文学史上，很少能有诗人或文学家摆脱一个时代特定时尚的巨大影响。它神奇的力量无所不在无所不至，影响到包括题材、语言、境界以至总的趣味在内的与诗有关的方方面面，深入了诗歌的血液乃至每一个毛孔，使它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打上了自己深深的烙印。时尚的潮涌滚滚而去，几乎带走了那个时代所有的诗人，以至当我们抬头寻找历史上那些能够特立独行地写作的诗人，几如凤毛麟角。战国以降，再没有人用骚体写作。汉赋以后，诗渐渐成熟，赋开始在历史舞台上迅速失踪；至唐代，诗开始进入自己的黄金时代，但也仅止于此，唐以后再也未能造就出新的辉煌；词以后，再没有词的兴盛。是后来的诗人学不会填词，或是在词这种文学样式里，好的句子、好的境界业已被前人穷尽？可能是；但更重要的是，词在人们眼里不再时髦，继续逗留在这个样式里，不但不容易翻出新意，甚至有可能被视为落伍。 　　任何一种时尚的兴起，都有它社会的、文学的多方面原因。它可能是偶然的，经过了一些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推动，但偶然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必然性。一个时代的文学时尚，从萌芽到最终形成气候，到最终被传统吸纳，再到最后被更新一轮时尚取代，常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时甚至持续好几代人。一般说来，每一轮文学时尚的兴衰荣枯，都带动一大批文学作品成为经典，无论这经典是丰收的还是歉收的，最终都将被文学史一网打尽。正是这种时尚的不断交替运动，像鲜活的呼吸，推动了文学的新陈代谢，形成了一个民族波澜壮阔的文学景观。但我们发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尤其是诗歌运动，有一种越来越快的趋势；它往往不是从艺术内部产生，而是得自于人为，是一种几个人或一伙人策划于密室、发难于媒体，自下而上地发动的运动。它已经变成了一些人为刻意求新而在手中随意挥舞的魔棒，其特点是急于对一种刚刚兴起的潮流进行嘲弄和清算，然后再被嘲弄和清算。时尚已经普遍被人们看做一次造神的机会而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每一种时尚都不深入，也不可能等到深入；每一条路都试着走过了，但都走得不远。由是观之，特定的诗歌时尚可能以前卫的姿态对传统构成了挑战，实现了对现存诗歌秩序的颠覆，具有某种“革命”的性质，但它的荒谬性也显而易见。诗歌的传统被颠覆了，业已土崩瓦解，新的诗歌大厦却没有自然生成。不仅如此，诗歌已经没有了公认的美学标准和价值尺度。盛名之下，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连大呼上当也懒得。反价值，反崇高，乃因为不是价值，也不具有崇高。这样的成功，只能是诗歌的阴谋家对于诗场的成功突袭，它劫走的是名声，败坏的是诗歌的荣耀；它将诗歌进一步平庸化妖魔化，使诗更不像诗，在制造一大堆诗人的同时，从根本上消灭诗。 　　仅仅是新，并不足以成就不朽的文学，其他文学门类是这样，诗歌也是这样。新的未必比旧的更好；成熟而脏器健全的诗坛，并不承认新必然拥有什么特权，至少得先看看那是什么样的新？除了新除了不同，这些诗歌还能剩下些什么？在整个文学创作领域，新当然是一个重要指标，但如果就此误入歧途，新也可能成为文学创作领域内一个最具欺骗性、因而也最具危险性的陷阱，已经有无数的诗人在这里人仰马翻，抛掷了一生的宝贵才情。事实上，任何的新，任何新起的文学时尚，如果真有生命的话，最终都将登堂入室进入一个时代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看，不断兴起的时尚，无论看起来是多么异端，实质上都是对传统的献媚。一些人通过独辟蹊径写出了杰作，另一些人运用旧形式也可能写出经典；写作新诗固然是主流，但一些人即使是在今日，还在写作古体诗词，还写得不赖；一些人借鉴外国货写出了全新的作品，可能来得比现实主义更经济，更深刻，更刻骨铭心；另一些人操现实主义手法，忽然也写出了惊世骇俗的小说，居然写得更地道，更老辣，更深刻。显然，新不是文学的惟一标准。没有宏大人生内容和深刻人文精神的支持，拒绝携带大地的苦难，新只能是肤浅和轻薄的代称，新的惊世骇俗的外观效果，将因离根太远而荡然无存，至少大打折扣。如果我们不是那样对新盲目崇拜，就不会老是跟在洋人屁股后面，靠讨要一点残汤剩饭转而拿来吓唬国人，那些以先锋和前卫名义贩卖皇帝新衣的人，也将失去市场。 　　岁月在更迭，时尚在变幻。一种时尚过去了，新的时尚又在到来，将以前时尚的痕迹一一掩埋。在时尚的另一边，是永恒的诗歌。它远离时尚，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时尚，标志着诗歌亘古不灭的尊严和特立独行的非凡荣耀。诗歌需要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那种线性的你死我活的发展，而是多种不同趣味的平等竞争、相互影响和自然演变。它们中的每一种，都有生存和充分发育的机会，有抵达最高境界的可能，而不是在打斗的短暂间隙里匆匆夭折。它们将不只等到开花，也等到结果等到成熟；不只等到收成一季，也将等到丰收若干年。历史上那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线性的文学潮流的交替，即使是在最好、最积极的情况下，也只是诗坛不成熟的反映。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文化出版业的格局，任何形式的垄断企图都将被无情地粉碎，这为我们建设一个多元并存、自由竞争的良性的诗歌生态环境准备了条件。这样的诗坛，是宽容的、有更多平常心的诗坛，是最大限度地排除了称霸和垄断企图的诗坛，也是从根本上摆脱了时尚影响的诗坛；这样的诗坛，将是排除了相互攻讦、恶性倾轧的诗坛，排除了低级趣味和无谓争论的诗坛，将是对非文学的事物具备了免疫力的诗坛，将别人 ** 不再成为人们潜在的欲望。也只有在这样的诗坛，诗人才能不再为时尚写作，随它的指挥棒起舞，诗歌作为一种古老艺术争夺市场的自由而美丽的竞争，将再次成为可能。 　　　　　　　　　　　　　　　　　　　　　　　答主席先生帖 　　（注：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均为2002年前后活跃在诗选刊、扬子鳄等诗歌论坛的网名。据观察，可能是同一个人采用了不同的化名，曾与本人多次发生论争。） 　　主席你好！能跟诗坛领导“说话”不胜荣幸！首先主席这名字就好（主席只能有一个，你占了先，别人就只能靠边了，这个有点遗憾）。其次，除了幽默的一贯优点外，你的发言还显示出过人的机智和敏捷，这么快居然写出了一篇有见地的文章，敬佩！主席的重视也让我感动。可是我不能不说，你对人对诗的态度的轻浮的，你有关先锋、有关诗歌艺术的见解是偏执的和不负责任的，你对我本人也存在着误解和成见。 　　我远不是主席文中所言之名诗人，也从未敢目空一切，将自己目下不感兴趣的东西一概指为垃圾。我在写作上比较超然，一向只对自己负责，不属于任何流派，知识分子诗人也罢，口语诗人也罢，从来不认我。我虽然明明属于第三代，可是第三代里至今并没有写上我的名字。可是，这并不妨碍我继续写作，也不妨碍我向当代众多诗人的写作汲取有益的养分。在我的书架上，除了昌耀、海子等人的诗集，赫然陈列着许多当代名诗人的诗集，还有一些重要诗人的诗集也相当希望取得。下半身的诗有时也看一看。作为读者，我对这些诗人当然有不同的看法；作为一个同样写诗的诗歌作者，也未必就没有自己的诗歌理想和抱负。在我看来，再也没有像目下的中国诗坛更奇怪的了：空前的繁荣掩盖着普遍的萧条；诗人的成批涌现，并没有拉动诗歌生产的颓势明显好转。（如果不存成见心平气和地看，前不久朱子庆先生发表在《南方周末》的长文中，对当下诗坛现状的概述未尝没有道理。朱先生所举的例子也许不尽妥当，可他的话戳到了当下中国诗坛的疼处却是真的。）当然话又说回来，我并不认为目前的时期对诗歌的成长是多么不利。任何伟大的诗歌都无权要求社会为自己的出场准备条件，相反真正有生命力的诗歌在任何条件下都将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茁壮成长。目前社会宽松的状态是建国以来最好的，诗的萎靡只能怪诗人们自己不够努力。 　　窃以为不可将“艺术”二字看得太过神圣。艺术是一头牛，是这个时代众多牛群中的一头，但艺术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头好牛。和人一样，它也遵照快乐原则，始终存在着一种好吃懒做的倾向（这大约也算主席所言“惰性写作”的一个成因），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生命能量的慢慢耗散。艺术如果一味顺着自己的性子发展下去，一定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必须给它套上缰索，正如给一匹有前途的好马套上鞍鞯和缰绳；必须给它加鞭子，让它疼痛，知道规矩，使它有更多的负载。这就好像养孩子，过分的溺爱，反而从根本上毁掉孩子。艺术属于人民，只有最深最深地进入时代，置身于社会生活的大风大浪之中才能成长。生命力不在于是从生活出发，还是从知识出发，这个不大好区分，我们不能说知识分子诗歌就没有生活，也不好说口语诗歌就没有知识背景。重要的在于艺术对待这个时代人群的根本态度。如果艺术想使自己有所出息，它必须准备接触这个时代的重大主题；如果艺术准备关注人类的命运，必得首先面对本时代人群的命运，如果连这个时代活的人群都不屑一顾，一切对人类的终极关怀，都将大可怀疑。艺术的难度主要不在于形式上不断地翻新出多少花样，低等级的艺术因为成色不好，才只好一味在形式上翻新，以博得一个廉价的好口彩。我也不大赞成诗人们的合唱，诗人的合唱决不可能比舞台上任何拙劣的合唱团更出色几分。大家把诗写得彼此越来越像，这是很惨的。我提倡每一个诗人都从自己的位置出发，把诗尽量写得不同。目下活跃在诗坛的一些诗人，我也重视，可重视归重视，具体到写作，我不大会照他们的样子来，——恰恰相反，在这方面我将十分警惕，以防落入这些诗人的窠臼。说穿了艺术是生活的赘生物，不可能真正独立，只有在诗人注入魂魄之后才有可能成立，这魂魄不是别的，只能是诗人自己的生命之气。在艺术品中间存在的只有一个东西，这就是作者的灵魂。诗人要通过诗歌写作展开自己的人格，打开自己的内心，让读者看到一个诗人鲜活的存在。离开这个根本命题，艺术只能钻进死胡同，走向反面，变成非艺术，所不同的是，它在走向反面的时候，很可能比诗人自己跑得还快。 在诗歌写作上，再没有比挑战的姿态和颠覆的动作更省力更方便的成名捷径了，这已经为一大批先行者屡试不爽。但是我要说，颠覆并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令人佩服的，它未必就是艺术上的英雄行为。“解构”也许痛快，有助于诗人方便地制造出更多的诗歌文本，而重要的却在于建设；你可以起劲地“消解”，伟大它还是这个世界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普遍存在。你能取消我们面对蓝天、历史、黄河、长江、大海、大漠、山峦、星空、宇宙万物时候那种真实的感动吗？你能漠视一个真诗人良心宁静、然而震撼人心的存在吗？重要的是超越，而不是将过去的 ** 。我提倡“超越”而相当轻视所谓“颠覆”，这样的词一样令人怕。我不认为现在的诗人面对的世界，比起古代的诗人有了什么脱胎换骨的根本改变。人类还是那个人类，生活还是生死爱恨这样一些基本的内容。至于说到过去的诗全错了，根本就不是诗歌，诗歌只是从某一派、某个诗人才刚刚开始，这样的神话我绝对不信。我敬重创新的努力（包括形式上的，也包括精神内涵层面的），更敬畏传统的力量，任何艺术上的异端，最终都将进入传统，要求承认，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传统是一条有希望的大河，期待着每一代诗人个人才华的加入。从这一点看，异端的东西，说穿了只是一些诗人对于传统的献媚。不少诗人，尤其一贯标榜“先锋”的那一部分诗人，往往喜欢用对艺术纯洁度的偏爱和执着追求，为自己的自私和怯懦辩护。可是惟其如此，这些诗人同时也将自己的艺术生长空间逼迫得很窄，天长日久，慢慢地也就切断了艺术得以发生和发展的根系，使诗歌变得苍白起来，最终将自己逼进一条艺术的死胡同。 　　我不同意你对我写作的判断。也许我距离理想状态还远，但我用自己的手写作了关于自己的诗歌，于愿已足。我当然会谋求变化，但不大可能朝着现在流行的、尤其网上流行的诗歌方向——实际上也就是你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变。上网以来，我拜读了不少诗友的作品，但那种足以震撼灵魂的作品，至今尚未发现。其中最好的，也只能说是比较令人可喜，有一种平易的态度，初步具备了艺术品必不可少的智慧和宁静的品质。在这些才华卓异的年轻诗友中有可能成长起未来年代的诗歌大师，但不大是网上现在。 　　　　　　　　　　　　　　　　　　　　　诗人的贱和诗歌在网络的困境 　　今晚的论争看起来有些无聊和弱智，从对一首短诗的见仁见智，很快变成了非常下作的人身攻击。它攻击了一位我们喜爱的、非常勤奋、勇于探索的有成就的诗人，也将污水泼向了对这首小诗表示过喜爱心情的诗友，顺带还将污水泼向了与这件事原本没有关系的一些刊物编辑。争论是偶然的，但从根子上看，却是目前诗歌在网上面临各种问题的一个暴露，它反映出来自诗人自己一面的贱和诗歌在网络上的困境。 　　一些诗人已经没有一点宽容他人的襟怀了。本来，诗歌环境的宽松是件大好事，是建国以来几代诗人梦寐以求而一直没有得到的。互联网的发展从高科技一面给诗人以有力支持，人们不仅可以越过编辑，随心所愿地在网上张贴自己的诗歌和观点（有点像当年红卫兵随心所愿地在墙上贴大字报），在第一时间倾听别人的批评，与批评者展开即时交流，而且不必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诗歌从各路编辑那里得到了解放，其自由而随意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能够自由“发表”诗歌的唐朝诗人。可是你看看我们的诗人，是在怎样使用这些自由的？一些诗人热衷于跟风，在他们那里，艰辛的诗歌创造变成了相互复制，不少诗人在浅表化的写作游戏中浪费着宝贵的才情。更让人担忧的是，在那个一向为官方意识形态宪兵站立的位置上，现在换上了诗人自己。一些自以为是的诗人急不可待地粉墨登场，在网上指手划脚，比过去官方的“意识形态检察官”更专横、更不容商量，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也容不下任何不同风格的诗作，总想把不同的诗歌消灭干净，把诗坛弄成某一类诗的一统天下。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爱诗，实则爱自己胜过爱真理，在这类人的诗歌理想国里，只有他自己一派独大。明明是一个有前途的诗歌时代，从理论上看，一个各种诗歌流派平等竞争的多元诗歌时代正在到来，诗人却把这样一个时代活活掐死，弄得越来越偏狭。 　　这些年我一直在一座小城里当一个诗歌的看客，可是我看到的真正能让我动心的诗歌委实不多，诗界种种的丑倒是看到不少。诗歌这么多，诗人这么多，可诗坛仍然给人荒凉的感觉，其中原因值得深思。在不少诗歌作品里，已经看不到诗人的人格力量。而且往往越是没有写出一两句像样诗的所谓诗人跳得越高。在他们那里，诗歌作为一种事业，已经不再是老老实实的写作，而是一种策划或运动，这些人试图以热闹的诗外的运动，代替为陆游所强调的另一种“诗外功夫”。他们缺少人生的磨炼，对真理没有一点应有的敬畏，表现得最为浮躁。急成名呵。你看他们是多么急切，为了劫得一个诗名，拉帮，结派，炒作，用尽了商业上的种种计策，有时不惜当众自虐以吸引世人眼球，有时则等而下之进行围攻、谩骂。这是一种变态的狂热，是一般文学青年最容易得的一种“病”。这种“病”我自己也得过，不过没有现在这些人严重。你听听他们内心的流露：没有我崇拜的人，我崇拜的只有我自己。你以为你谁呵，就那么伟大。看看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诗歌写作，已经弄得一些人如此坐卧不宁！一边是小圈子里的互相吹捧，一边是对圈外诗歌抡园了大棒围追堵截，有时甚至是肆意谩骂，让人寒心。不客气地说，这是一个容易滋生诗歌流氓和诗歌痞子的环境。在这样的氛围中，不可能有正常的诗歌讨论；在这样的环境中，诗歌也不可能真正得到生长。在这样的一个诗歌环境里，产生越来越多的诗歌痞子倒很正常。就在诗选刊论坛的帖子里，不是有过一个讨论，叫作“诗人为什么会疯”吗？没有一个好的心态，不在做人上下功夫，一心只想着投机取巧，不疯才怪。 　　无论是多么漠视当下这个混乱的诗坛，但当代任何诗歌都不可能离开这个诗坛生长，因此每一个当代诗人都对建设一个相对好的诗歌环境负有责任。我们期望它更成熟、理智；我们希望诗人群体在内心里重建对于杰出诗歌文本的敬畏之心，而不管这诗出自名家之手，还是出自无名之人，出自某一家刊物的诗歌编辑，还是出自平民百姓。对诗歌写作追求要高，但对具体诗人诗作则不可过于苛求。一首诗的好或坏，有那么重要吗？说好或者说坏，天一时还塌不下来。我呼吁诗友在发言之前，首先学会倾听，意见不同也不要动辄口吐牛逼。诗人的惟我独尊其实非常可笑。谁能穷尽了诗歌的真理？诗歌的最后判官是谁？我们在赞扬此君的诗，其实此君自己也知道，诗的真正好坏最终只能由时间审定，当下有多少人说好并不顶用。任何自封的判官在时间面前，都将底气不足。对诗歌而言，时间的淘洗尤其厉害，仅仅一年之间就要淘汰掉多少诗呵。写出了几首好诗其实很平常，像此君那样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诗作，并没有以成绩骄人；至今还没有写出什么好诗的，就更没有理由张狂。《易传》说：厚德载物。天地是多么大，世界多么浑茫，它载得起帝王，还载不起一个有成就的诗人吗？自以为了不起，对人对诗过于苛求，实则于人于己都无裨益，适足以暴露出肤浅和丑陋。 　　正派的、宽容的、讲诗德的、有平常心的写作人在网上一天天多起来，少数人想撒野，也就没有了市场，如此诗歌才有希望。 　　　　　　　　　　　　　　　　　　　　　　写作乃是使命 　　与一些游戏文学、玩文学的人恰恰相反，W说：写作乃是使命。W说了许多话我一时记不起来，惟独这句话很好，很对我的口味。多年来，一些人总是反这个反那个，其战略目标无非是将世界上所有的偶像统统打翻在地，以便取而代之；其战术目标之一，则是在将文化中的一切终极价值请下神坛的同时，也从生活中颠覆文学千百年来赖以托身的神圣位置。他们为这个目标专门造出了一个颇为新颖的词，这就是：玩。对了，一些人说他们是在玩：玩文学，玩诗，玩小说，玩电视。他们虽然绝不是这么做的，却偏偏就是这么说的。天下的确变了，历史上一些有关写作的金科玉律，被认为统统失效；那些备受尊敬和爱戴的文学大师通过写作接近真理的英雄实践，在今天被认为已经不起作用，包括他们的态度和作品产生的途径，都已经不足为训。给人的印象是，文学不是自古就有，一直存在，而是自现在玩一族才刚刚开始。 　　写作乃是使命。自古以来一切伟大的文学从来没有一个是玩出来的，而只有蘸着作家血泪写出来，一些最动人的诗篇几乎就是血泪凝成。文王拘而演周易，司马辱而有史记。没有忘国之痛，就不会有李煜《虞美人》中催人泪下的故国之思；没有忠而见疑、终被流放的悲剧命运，决不会有屈原《离骚》之千古绝唱；同理，没有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动荡漂泊，就不会有李白的游仙诗和大量政治抒情的杰出篇章，没有杜陵老叟巨大的悲悯和社会良心，也决不会有一代诗圣的千古风流。一切伟大的言说，都以艺术家个人的生命为抵押，一切好的东西都只能从火中取得，伟大的存在就是要以艺术家在尘世的幸福去赎取，这个世界没有白吃的午餐，在文学也一样。所谓玩，其实不过是一些极端自私之人、名利之徒人为布设的一个阴险圈套，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放纵自己，套住别人；保护自己，打击别人。一旦有了玩这个词，就等于是在炮火连天的阵地上为自己构筑了一个防御的工事，就等于是坐进了装甲车，从此可以在文场上横冲直撞而不用负任何责任，最终为自己在文坛上的倒行逆施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成名成家、攫取天下名利打开缺口。玩的概念一经成立，则意味着可以将既有的价值准则统统抛开，意味着随心所欲、无法无天和不负责任；玩的概念一成立，则意味着残缺，意味着可以一拥而上将可恶的、通常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上半身抬走，扔到城南的臭水沟里去，只保留下半身这个被认为是生命根的部分。玩意味着可以自我膨胀，可以不必在心里为任何值得敬畏的事物留下空间；玩，意味着大家彼此彼此，可以动辄口吐恶言，可以嬉皮笑脸，一点正经没有，可以老子天下第一，谁都不鸟谁。玩的实质就是要求可以安全地走近任何被认为神圣的事物，在老虎嘴上拔毛，以便在这个混乱的文场上渔利，这是一些人亵渎神圣、反文化、反崇高的系列渎神行动的一部分。一旦进入玩的境界，则什么手段都可以运用，即使是一些无耻的手段，也变得名正言顺：我们不过是在玩嘛，我们将名利看得很淡；我们不过是在玩嘛，又不是在弄什么难弄的文学，哪像你们一样迂。而玩在另一面，似乎又可以印证这些人那一份意定神闲、野鹤闲云的潇洒，——看，这不正是搞事业、做学问很老到之后的那样一种化境吗？一旦自称为玩文学，立马显得另类起来，既可以使自己置于对方火力不能有效覆盖的范围之内，又能够很方便地向那些视写作为生命的诗人乘乱放箭，可谓进退自如，一石数鸟。一旦玩出了名声，则又可证明玩文学是可行的和富有成效的，以至在新时期以降的文场上好诗不多，惟有这个玩的手段和玩的形式被不断刷新，并被一些刚刚入道、磨刀霍霍的文学新手纷纷效仿。 　　有时我也不免怀疑，这些言必称玩的人们如此进退自如，疑心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上了天才；可是看那些人的作品，原本稀松平常，一点儿天才的气象也没有。有时我也怀疑，这些轻松随意地号称玩文学、玩诗的人，是不是一些超人，或者真的得了什么天启神助，总是很方便地就来了灵感，要不怎么能一天到晚吊到原本很艰苦的文学臂膀上玩呀玩呀玩个不休呢？是不是真的有神秘的灵感帮助了这些人，而我们这样的笨伯还被蒙在鼓里一点不开窍呢？灵感，那神秘的事物，为天下诗人所汲汲一求的化腐朽为神奇、变废物为宝藏的诗林秘籍，你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委实让人将信将疑。可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些玩诗的人作品中似乎也没有灵感特别眷顾的征兆，作品的量也算不上大。灵感当然是存在的，灵感就是许多作家诗人正在经历的写作现实，但事实上没有一个纯粹靠灵感写作的作家，对于那些着力于建造诗歌宏篇大著的诗人更是如此。灵感是什么？灵感即在生活庸常状态中突然发生的心灵悸动；灵感在记忆的范畴内活动。一般情况下没有生命的、缺少生气和活力的事物，本来毫无意义，一直处在被遗忘的状态，可是因为灵感的发生，被纷纷激活，动起来，从而为诗人打开一条进入事物本质的最近通道。灵感就是精神的闪电，照亮沉睡中的事物，而诗人、作家就是那些时刻梦想灵感造访、一生都在追踪灵感的人，像寻梦一样跌跌撞撞走在灵感的后面。古人云：“诗有别趣，非关书也。”又云：“功夫在诗外。”这些话都牵连灵感，至少与灵感的存在相关。一个只知死读书而没有悟性的人，书读得再多，也不可能有诗的冲动；一个一生只为诗而诗、此外不问世事的人，也不可能有灵感光临。经历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灵魂的深度和广度，也决定着灵感的频率和质量。大诗人与小诗人，天才与庸才，其灵感的质量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质量原本不同。大诗人的灵感不来则罢，一来则包含着精美的玉石，个个直抵诗歌的核心，是灵感中品位很高的部分；小诗人或庸才也有灵感光顾，然则多支离破碎，往往只停留在事物的皮毛和表层，是欺骗的，离诗歌较远的，或者从根本上与诗歌不沾边的。它欺骗诗人，以为自己找到了金矿，高兴得不得了，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尽管如此，一个有足够准备的诗人决不坐等灵感的到来，如果坐等，此生将一事无成。我们看到写作处于成熟期的诗人一般都异常活跃，一会儿读书，一会儿远足，一会儿找同行聊天，一会儿到远方的城市开诗人大会；他们读书也不只是读读诗歌书、文学书，而是读得很杂；他们读书也不是浮光掠影，而是读得很投入，目的无非是为了向外界的种种刺激敞开感觉的大门，以便最大限度地激活灵感。他们大开门户迎接灵感的到来，无异于迎接一位来自远方的尊贵客人，有时几乎就等于是迎接文学的真神。可是大诗人并不过分倚重灵感。灵感再好，并不等于诗，顶多只是诗的毛坯，有一个诗的模糊的轮廓，或一两根诗的柱石，诗人必须通过创造性的、高强度的、有时甚至是重体力的艰苦劳动，给这个空洞的东西灌注生动的血肉和魂魄，使它丰满起来生动起来鲜活起来，诗人的难度就在这里。灵感往往只是一点构想，一个情境，有时仅仅是一个好的结尾，一个好的句子，一个充满了戏剧性的场面，或几个少到不能再少的关键词，难免互不相关，有时还隐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充满了看起来通常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好的诗人却可以默默无闻地不断去发展它，投入自己的血肉和精神让它发育完善，直到把它变成有血有肉、生气灌注、神采飞扬的不朽诗篇，让一个神气活现的诗歌美女一下子站立在你的面前，这就是诗人之为诗人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这些都有待于技术上的长期锻炼，决不像那些玩派诗人所说，可以毕其功于朝夕之间。灵感不是一间现成的小屋，供懒惰的诗人一天天坐大。不付出惊人的努力而要成就千载之功，抱着游戏人生的态度，而又想着忽然弄出一个伟大的东西，只能是一厢情愿，是决然不可想象的。�� 　　许多事物都被人为地弄颠倒了，连那些最基本的事物也开始变得暧昧不清。然而，文学的路还是要一步一步地走开去，世界再嘈杂，文学还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一切被伪先锋颠倒了的，都将被一一颠倒过来，再放回原处。在这里我愿意重复W说过的话：与任何形式的玩无关，写作乃是使命。 　　　　　　　　　　　　　　　　　　　　　　　　作品乃是事实 　　作品乃是事实。作品之作为事实的特征之一是，它是自在的，客观的，完整的，硬朗的，具有不以任何人好恶而改变的刚性特点，经得起反复打量和谈论。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不以作者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最好的作品，一般都能横跨时间和空间，经得起人们反复阅读和多次发现。这种客观性、自立于世界的不依附性，使它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全新的他者。正因为如此，一个诗人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应该脱离批评，建立起写作的信心。�� 　　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有人以非常肯定的语气对你的作品作出一系列判断。可是一年后，此君不仅宣布收回他对我的评价，而且以很不友善地对我进行攻击和中伤。我一直惊奇，是不是我的作品发生了变化？没有。我没有对作品进行过任何修改，作品都还在，仍然完整，一点也没有改变。它们是客观的，仍然携带着原有的所有信息。这件事一度让我伤心，我所能做的是，尽快将原来这人的有关评论清除，连带将这人一度渗入我一系列作品中的所有信息完全清除干净。我清除干净了，又试着掂一掂，进行了一个评估：这件事对我的写作有什么影响？结论是：什么影响也没有，我成功地将一个人格倘未完全成长的冒牌批评家从一个诗人的生活中排除，生活从此变得安全；将那些原本没有任何人格力量支持的、随时都有可能倒掉、可以投入、也可能根据俗世情势或利害关系的需要而随时收回的言论清除净尽，反而使我的电子文集和平面文集变得更扎实可靠。我的作品既没有在体积上有所减小，更没有在成色上受到损害；如果它是我存在诗歌银行里的一批诗歌银两，它的总价值还在，一分不少，仍然可以信心十足地面对读者和批评。 　　批评是重要的，文学作品的特点是，它的价值必得靠批评的解读才能实现；但任何批评——即使是那些非常天才的批评，仍然只是对事实的一种看法，批评作为一种独立于作品的事实，既不会从根本上抬高一部作品，也不会从根本上对一种特定的创作构成损害。相反，批评只有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的解读靠拢作品的真实价值才能真正取得价值，而且通常是与作品的实际价值越是靠得很近，批评的价值也才能越高。在此以前，我经常想的是，希望能有重量级的人士对自己的作品作出一些解读，对批评持仰望的态度。在我的潜意识里，可能是写作处在低处，批评反倒站在高处，必须接受批评的施舍。经过了这件事，我对于批评的欲求降低了，至少是从此不再热切，批评不批评，听凭批评家先生本愿。批评是批评，是批评家的事，批评与作品是平起平坐的关系，是诤友的关系；按李建军的说法，批评是“时代和文学的敌人”。一门心思指望批评、眺望着批评快点到来的想法是幼稚的。许多同时出现的批评，如果不是出于批评者本愿，即使是对你的作品作出了有胆有识的解读，可能非常有助于作品的传播和推广，会在一定的时间里造成了铺天盖地的声势，有助于拉抬人气，造成一种正在走红的印象，可是你的作品仍然是作品，作为诗人，你最终只能站立在你的作品之中，而不是站立在别人对你的批评之中。事实上，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和诗人是为了评论写作。伟大的批评和伟大的写作相遇得靠机运，就像婚姻，也讲缘分和“门当户对”。在当今的时代氛围里，不指望伟大的批评出现，应属诗歌从业者的心理常态。批评是批评家的事，只要作品本身经得起反复阅读，比什么都要可靠。一些人可能寄望于圈子，可圈子是排外的，是自私自利的，正是圈子化的操作，造成了一些人在评价同一件艺术品时候的反复无常。圈子化的操作，正在深入这个年代诗歌运动的命脉，在骨髓的深度上对一个时代的诗歌造成伤害。如果要说看重，真正值得看重的批评应当是李建军所说的那种批评，因为批评只是在这个时候才具有价值：即它必须是勇敢的，必须以自己的睿智发现一部潜在杰作的伟大品质，并且准备为此承担压力。此外更应当看重的是未来年代的读者，在历史上有不少好的作品在当世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是在它的作者身后才被人们重新“发现”。这个时候“发现”是可能的，因为在这个时间跨度上，种种利害关系，曾经牢牢地控制了权力话语的许多东西统统失效了，不会再出来影响人们对作品的判断了。 　　批评只提供看法，而诗人提供文本，所有的文本都是事实，只有事实是可靠的，是那些构成历史的确定部分。这可能是一个诗人比起批评家有理由更感到放心的地方。辛格的哥哥说“看法是会不断改变的，只有事实才永远存在。”文本的价值需要批评的解读实现，但是批评不解读，这价值仍然存在，就像深埋地下的矿藏，不过是发现和开采的迟早而已。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你必须确保那里存在着的，确实是一个品位不低的富矿，最好能够是一座金矿，它经得起深入挖掘，经得起反复言说，甚至经得起肯定与否定无数回合的拉锯战。经验告诉我们，越是迟到的开采反而越有价值，因为如果没有深厚的底气，它不可能在时间的无情淘洗中幸存下来。当然在强调这一点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作家诗人应当对当代的文学斗争表示轻慢，当代是文学赋予每一个诗人的惟一机会，这机会只有一次，你必须毫不保留地将生命和热情投入其中，确保使你的作品最大限度地满足那些成为事实必不可少的要素。 　　　　　　　　　　　　　　　　　　　　　　　　再谈写作 　　任何写作最终都会集结到真善美的旗帜下。写作无论在哪个层面，无非是在就真善美的题目说话。如果把天下文章看做一篇真善美的大文章，每一个作家充其量只是承担了它的一些侧面，将一些小题目做细做好。这种天生与真善美血肉相连的性质，决定了真正的写作只能是一种面向实践的写作，真正的写作人，只能是那种不仅那样写，而且像写作的那样做的人。写作的人用文字把想说的话写出来，不仅是交流的需要，也是对人世的一种亮相和承诺，是必得要自己本人身体力行的。说的和做的不一样，甚至相反，于读者一面而言是欺骗，于写作人一面则无异于背叛，看这样的作家作品，就像看见妻子与人偷情、丈夫与人通奸、伟人忽然在大厅广众之下放屁、圣人趁机偷窃一样令人难受，即使是看他们早年写作的那些已有定评的作品，其效果也将大打折扣。建议天下写作人在过了一些时日之后，无妨将那些过去写作的文章拿出来看看，一是看经过了一个时间的历练，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幼稚，二是看自己在多大的程度上将那些记在纸上的主张贯彻于生活。事实证明，只有先作一个大写的人，才有可能作一个特立独行的大写的诗人；只有永远与真理站在一起，才有可能面对世界大声发言，并有望发现更多的真理。诗人实际上是他那个时代逆风飞翔的鸟，逆风行驶的船和在严寒中开放的花和坚持的树。也正是从这个意义讲，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来不得半点机巧和小聪明。对兴趣只在名利二字的哗众取宠之徒，文学很可能是一条更为险恶的职业小径。在充满了真善美、也充满了罪恶和不公的现实人间，诗歌面临的挑战，首先表现为对诗人人格的挑战：在今天，一个诗人欲成就诗歌的荣耀，不只要求艺术探索上的非凡勇气，而且必得以献身真理的坚强意志和壮烈情怀为要件，这是诗歌写作所以悲壮的一部分原因。 我时常瞪大眼睛面对着这个严格检验的年代，心里一再警告自己：勿作恶。任何时候都对自己身上的虚荣心保持警惕。我时常敦促自己与现时一般所谓文人保持距离。我常惊异，随着生活的深入和展开，一些原来激昂青云、不可一世的文人何以会变得那么酸、那么小。像在所有领域里发生的情况一样，一些写作人的灵魂，再没有像在今天这样被严重扭曲，造成如此惊人的分裂。他们可以拿出一个面目歌唱真善美，拿出另一个面目去追逐假恶丑，表面看起来似乎清高到不食人间烟火，内里阅尽人间事物，还是功名利禄好，只要有利于攫取名利地位，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自我吹嘘和抱成团互相吹嘘、拉大旗作虎皮，什么事儿都敢干得出来。像欺世盗名这样为历来传统文化人所不齿的无耻行径，今天的一些文人干起来，倒得胜似的脸不红心不跳。 　　这些现象当然不是现在才有，事实上作家诗人对理想的背叛和游离，是导致中国历史上没骨头文人层出无穷的根本原因，也是许多作家诗人由最初不可一世，到最终江郎才尽、销声匿迹的根本原因。一个有大志于写作的人，必得敢于面对读者，将最终的作品定位为作家自己。这是一种挑战，这是自己对自己的永不放松的凝视和关爱，看你自己究竟要走到哪里去。一个人选择了文学的道路，实际上是选择了一条与自己作战的道路，他必须随时准备与人性中自私和庸俗的一面搏斗，不让这些内心的魔鬼出笼，将艺术的航船引入歧途。别人可以变得世故圆滑，作家不能；别人可以为了达成目的，什么手段都用，无所不用其极，作家不能。心里一旦叫世故装满，就像大地上升起了大雾，会将前方照耀的灯弥漫遮蔽，——作家主要不是迷失于外在的世界，而是迷失于内心的迷雾。既然不敢与真理站在一起，那就从真理的高度滑落，变得不那么踏实、扎实，不那么理直气壮；既然失落了高度，目光的穿透力也就大大削弱，才华的尖锐的锋芒在不知不觉中磨钝，日益被短距离内的事物所蒙蔽；既然携带大地的苦难太沉重太吃力，那就将大地的粗笨卸下。文章当然还是要做的，那就找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发些无关宏旨的议论，所谓闲适一下，幽默一下。如此，维持一个诗人作家的名分也许可以，但长此以往，那个不可欺骗、不可蒙蔽、不可侮辱、极其清醒的诗人形象也就不复存在了。历史上发生的诗人作家的“死亡”，大量的就是这种悄无声息的自己消灭。这有点像反复发生的一些原本很好的马在沼泽地带的沉没。青年诗人西川将诗人的写作分为青春的写作和大师的写作固然不无道理，但是有必要追问，究竟是谁妨碍着一个人由青春的写作向大师的写作过渡？除了先天才具的欠缺，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或多或少地从写作的根本指向上偏离。任何的游移和偏离，所毁掉的将不是一部或两部具体的作品，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诗人作家本身。在真理面前知难而退，因怯于与真理相守的代价而从真理的立场退却、游离，直接的后果之一，便是使一位可能很有前途的诗人，最终不能在发现真理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 　　文学是以一生为单位的。比起从政的人常说的保持晚节，作家诗人保持晚节，要求似乎更为迫切。比起花花梢梢的作品来，作为任何文学所依托和生根的人生实践更为重要。与其看重一个人的文章，我们更看重人品、人格，更看重藏在文章后面的那人；我们不只看一个人怎么说怎么写，更看重那人怎么做。诗人最终的作品，是诗一样光芒四射的人生。不能过多地指望文人情趣的随时取用，迷信先天的才具，正如不能过多地指望好运。像写作的那样生活，不仅是社会对一个有志写作人的道德要求，也是一个有志写作的人自我成就的内在条件，与一个诗人作家最终的建树生死攸关。诗人的生命，与其说系于得自先天的才华，不如说系于后天的修炼，这大约也就是陆游所说的“诗外功夫”，是修炼的核心。最终，每一个有志于写作的人，只能从对生活的大慈悲、大关爱中取得永不枯竭的灵感和思想能量，使才华的野火在生命的原野上越烧越旺。 　　　　　　　　　　　　　　　　　　　　　　　两种真实 　　真在艺术中的至高地位是无庸置疑的。通过艺术达到真，一直是古今中外所有伟大艺术家的不懈追求。虽然艺术品作为一种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人造痕迹的事物，是无法从根本上逼近生活本来的浑茫的。艺术品的构架再宏大，也只能撷取生活的某一个点，是生活某一局部的一次闪光，可是人们还是愿意透过作品去看到本来的生活。人类固然不可能创造世界，可是一旦透过作品看到了生活的本来样子，仍然会感到莫大的快慰，就如同是体验了一回上帝。人们发现置身其中的生活原来还可以这么美，这么复杂，具有如此丰厚的内容，从而更加热爱生活。在那些伟大作品里，人们对于艺术家发自内心的敬重和热爱，就来自这里。然而在艺术上，真也是最混乱的一块是非之地，有关真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歧见迭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理解的真。你认为真的东西，在他那里反而一点都不真；他认为真的，在你这里却可能完全虚假。 　　真的问题所以扑朔迷离，原因有二。一是真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得到的东西。从其本性讲，真的东西在一刻也不停地生成，既为真则一定是客观的，问题在于，任何的真总是一经产生即不断地衰变，没有恒定不变的真。外国人认为，人的脚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更有绝对说法，认为人的脚一次也不可能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流是一刻也不停地在流动的。真，不可能脱离时间的管制，总是被新的真完全覆盖，变得面目全非。可见任何的真，都很不容易求得和保持。要还原那个原始的真，必得将厚厚的覆盖物刨去，这个功夫已经足以让人望而生畏。按照中国智慧，宇宙天地生成于无，宇宙不是物质的总和，而是充满事物。《道德经》起首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母，有名万物之始。”老子首先分开两种道，即可道之道，不可道之道。可道之道，不是永恒的道，那些真正永恒的道，才是真正的大道，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可见中国古代智慧中，对真的问题之复杂程度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二是在认识论的角度，人们对于真的探寻不能不受到主观因素的制约。人们不是站在同一个基点、也不是从同一个方向看真的。在人一面，文化，文明，宗教背景，种族，族别，国别，甚至个人性情及好恶，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势，无不从各个方向影响着人们对于真的认识。十六个盲人摸索到的同一只大象是十六种不同的形状；十六个人看到的庐山可能是十六座完全不同的庐山，可见人要完全逼近真，十分不易。 　　这还只是从一般的方面而言，谈到艺术，要达到真的目标就更难。艺术，无论是什么样的艺术，都是对生活的某种还原，有点像上帝对生活的创造。艺术家创造生活不可能随心所欲，只能按生活本来的样子创造，也就是按真的样子创造。可是，许多艺术家将艺术品创造出来，人们却说他不真。艺术的生命在于真，不真，等于给这艺术判死。有时候，艺术家，作家、诗人，明明看到了生活的真，可是一旦写到艺术里去，还是受到了不真的指责。到底什么是真？人有无可能接近真、触摸到真的皮毛呢？许多艺术家为此感到苦恼。原来到了艺术领域里，一般人追求真的困难，在这里被再次放大，到达真的困难比原来成倍地增加了。首先，能不能得到真是一回事，得到了真，要确保表达的过程中不对真造成损失，转移到艺术里之后不失真，保持了真的原汁原味，又是一回事。原来，现实的真并不等于艺术的真，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二者之间隔着一段距离，这段距离靠语言（或别的介质）衔接。语言如果是一座桥梁，有些真的事物走过了这座桥，仍然是真，甚至更加集中强烈，突现了事物的本质；有些走过了这座桥，却走向了它的反面，失去了真，仅仅留下一具真的躯壳，而里面却只剩下谎言。有些看起来荒诞不经，一点也不真实，但却表现了最高的真。海德格尔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正因为如此，谎言对于真的伤害也最厉害、最致命。一个作品，如果仅仅是粗糙，尚不失为一个好的艺术品，还可以打磨好，使它逼近水晶的境界，可是一部从根本上说谎的作品，反真实的作品，它指向生活相反的一面，对这样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修改的。这样的作品几乎不可原谅。想一想，一个小说家说了许多话，结果被证明只是说谎；一个诗人写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句子，仅仅只是为了使自己成为诗人，而不是为了揭示存在的真相；散文家抓住一点真的皮毛，即在他的文章里喋喋不休，可是弄了半天，他们都在真实以外的地方，与生活的真相无关，这是多么悲惨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语言充其量不过是艺术家隐藏愚蠢和拙劣技艺的地方，而不再是存在的家，这里面没有存在。为什么从现实的真走到艺术里去，经过了语言的桥梁，就不再是真了？原来有两种语言，一种是艺术的语言，诗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功能是去蔽，帮助艺术家抵达真的澄明的状态；一种是垃圾语言，这种语言不是用于呈现，而是加剧世界对真相的遮蔽，使真相更加云遮雾罩。伟大的艺术家一生都在与语言的这种遮蔽真相的特性作斗争，而另一些艺术家，他们或因愚蠢、或因懒惰、或因私心、或因害怕逼近真相而放纵自己，最终被语言所误，走向了真的反面，只能永远留在真的外围。 　　真的要求是艺术的根本要求，也是最低要求。但我们发现，绝对的真实在是太难了，也太大了，大到只有上帝本人才能够从它的深度和广度及其时间的长度上真正掌握，就像绝对真理一样，真永远可望而不可即。人类走向真的道路永远障碍重重，真大约比较羞怯，或者为了必要的自卫，而在每一条道路上都布设了过多的陷阱和迷阵，以致人只能接近，而不能真正到达。而艺术家并没有得到什么特许，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以艺术的劳作，去换取一种真的替代品——心灵的真。请注意，天下的艺术家们，你们能够有希望得到的只有这个！你们自己心里当然也知道，心灵的真远远不等于存在的真，与存在的真在广度、深度、数量和成色等所有的指标上都天悬地隔，不可同日而语，可是能够到达这里，你们就是可嘉许的！到达这里，你们已经抵达了一个艺术家所能达到的极限！能够到达这个极限，是因为你们在生活中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独立，确保自己没有因为种种情势所迫而背叛心灵，因而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真的奖赏。——是的，你们能够做到的只有这些，此外还能怎么样呢？事实证明，有许许多多的艺术家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们最终被两种真实同时抛弃，以至无家可归。还有的艺术家倒是一直保持了对于真的虔敬之心，可是悟性不够，最终只能在通往心灵真实的去路上倒下，在这条路的两边，已经堆满了这些艺术家的无名坟墓。作为真善美三支柱之一柱的真啊，你是多么难以逾越！可是未来年代的所有诗人和艺术家，还必须走向你，他们必须穿过你的针眼——即使他们得到的只是心灵的真实，而永远不可能得到真的原物！王安忆在《心灵世界》里把小说定义为心灵世界的表现，认为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王安忆是在谈论小说，可是对于诗歌同样适用：一个用诗歌构造的心灵的神界是允许的，但你必须格外小心谨慎，确保它达到真。 　　　　　　　　　　　　　　　　　　　　　　　　　　无效写作 　　每一个时代，都会制造出大量垃圾作品。文明积累的规律是，少量的精品，往往伴随着大量垃圾的产生，并且很可能是被垃圾完全覆盖、屏蔽的。可别小看了这些东西，最终拿了大钱、评上了大奖的，有不少都是这样的东西。这些垃圾作品，因为时代的偏袒或麻木而造成了畸形的繁荣，像从异域入侵的物种一样，造成了疯长之势，极大地挤压了优等生物的生长空间，形成了惟我独尊的态势，直到主人有一天忽然警觉过来。影视方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霍元甲》播放曾轰动一时，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起这剧的名字了；《渴望》据说是创造了万人空巷的收视记录，现在也已没有什么人再去问津了。除了少数大制作，大多数影视作品都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而在文学领域，历史上那些紧跟时代的东西，今天看起来已经无法卒读，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文革时期的诗歌全军覆灭不必说了，即使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又何尝少了这样的事情？朦胧诗时期，有多少跟风的作品指望抢注，最终并没有如愿一偿；朦胧诗没落后，第三代登上诗坛，那个时候全国仅“两报诗歌大展”中出现的文学流派就有一百多个，最后沉淀下来的有名有姓的诗人不过一二十人，大部分诗人销声匿迹了。九十年代以来，口语诗粉墨登场，大批诗歌新手看到诗歌这么好写，不过说一点调皮话就能登堂入室做诗人，何乐不为？于是纷纷效仿，结果除了少数高手，不少诗作沦为模仿，低俗化、粗僻化、痞子化，诗歌的品位降低，造成了新诗有史以来从总体成色上的一次最大滑坡。这些年的诗歌，除了诗人自家珍爱，许多东西不消几年就无法卒读了。这是一种无效写作。之所以无效，不是因为中国字出了什么毛病，而是他们的笔触轻浮，他们写作的要求不是来自生命的内部，永远无法找到方向。什么走红，什么适合一时一地编辑的胃口，什么东西好发表、能评奖就写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新派、时髦就弄什么。诗笔的轻浮来自生命的轻浮。对这些人而言，与其说是搞文学，不如叫投机，与他们在股市或者期货贸易上的投机活动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坏作家是必要的，”尼采说。“——永远必须有坏作家，因为他们符合不发展、不成熟之辈的趣味；后者如同成熟者一样有其需要。倘若人的寿命更长些，那么变成熟的人的数量就会超过或至少等同于不成熟者，然而，绝大多数人死得过于年轻，这就是说，永远有更多的不发展的理智连同坏的趣味。而且这些人以青年人过激的态度渴望其需要的满足，他们强迫产生坏作家。”（尼采美学文选：《悲剧的诞生》，19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12。） 　　尼采这里当然是在为坏作家辩解，可既然是作家，你为什么不能努力做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好作家呢？ 你究竟为了什么操起了诗歌的行当？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或者，你奋不顾身地冲到了这个人头攒动的文场上来了，可是你到底需要什么？准备向这个地方要求什么？你的写作是不是能够经得起二次发现？你的写作为什么过了几年，再拿起来的时候，忽然让人觉得如此兴味索然、味同嚼蜡，意兴全无？时过境迁，那些昔日为你赢得过掌声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为什么苍白无力，仅仅停留在读者生命的外围，再也无法深入其中？这些话，不光是问别人，其实我也在经常自问。看到大量的写作朝生夕死，批评家显然也深感困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发明了一个词，叫作“不及物写作”。言下之意，这些写作之所以失效，在于“不及物”，也就是不知所云，没有确定所指，只要“及物”就好了。可是这个所“及”之“物”究意是什么，却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以把简单事物复杂化著称的批评家所指的这个“物”，在我看来，很可能就是存在的真相。因为诗歌无论怎么精致、纤细、形态多变，无非是对于存在的某种隐喻；正是那个让人敬畏无比、其大无比、说不尽、道不完的庞然大物，为古今诗人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写作资源。诗歌的根就在存在的深处，在时代表相以下，离开对存在的深入追问和强有力的表达，则任何写作都将浮在时代的表层，再也无法深入。仅仅是新可不行；新可能在一个时间很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因为只有它的效果最快，最能立竿见影，最引人注目，但新往往也最危险，因为新仅仅只是依附于主体而呈现的一种状态，是主体的某种性质，必须追问：你究竟是什么样的新？你这个新，承载了多少生活的内容和当代经验？而且新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一经出现，就迅速地衰变，往往被更新的东西迅速覆盖。一般而言，凡是上升的艺术，都是质胜于文的。凡是没落的、没有前途的艺术，才以修辞作为借口，借以掩饰内里的空虚。诗歌是一种占领时间更长的文体，除了新，判断好诗与坏诗应当还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即搁二十年还是不是诗？搁五十年还是不是诗？千载之下读起来，还能不能打动人心？把这个标准拿到诗坛去，许多诗就高下立见了。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在投身文学的时候有必要听从里尔克的忠告，好好掂量掂量，看看是否有足够的定力，准备独自面对存在。你是否感到胆怯，有一点孤立无援？你是否有一点动摇不定？你准备走什么样的道路？如果你不但能够独自面对，而且不时有新鲜的发现；不只有独到的发现，而且独创了一种诗体，这种诗体又拥有鲜明的特点，最大限度地逼近了存在；你不但坚持下来，而且让这种诗体在更大范围产生了影响，我们说，这就是一种成功；如果你不仅成功了，而且能够变化，有勇气抛弃自己的风格，向未知深入，登上更高的层面，且越写越好，你就不仅是诗人，而且有了大家的气象了。——大家不是别的，就是那种能够我行我素、不断地登上比别人更多的台阶的人。可是，你根本看不到存在，你很虚，时刻准备从那个位置上逃跑，向哪里跑？当然最容易的是向流行的诗歌那里跑，因为你没有定力，不能判断，只能弄出一些仿制的东西，当然最终难逃无效的命运。所谓“及物”写作，最关键的部位就在于强调生命的投入，强调诗人人格力量的锤炼。我相信凡能够跨越巨大时空、拥有生命质量的、以质胜出的东西，一定也是“及物”的，即使粗糙一些，仍然有可能成就艺术；凡一心只想着如何在当代出尽锋头、却没有生命内核的东西，注定是不“及物”的，只能是时代的垃圾。从这样的意义上看，诗人欲成就诗的荣耀，仍然得做足诗外功夫。仅仅在诗的形式或技术层面转来转去，于事无补，因为诗歌从根本上讲，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 比起当世的读者，后世的读者才是更值得信赖的。乃因后世，隔开了一段时间的距离；既不需要换取承认，而自以为把持了话语权的人，其话语权因为肉体的消灭而归于消灭，人们不会为了私心而再将一个前代的诗人亏待。因而，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将是真好，他们排斥的东西，将是真坏。同时，任何伟大的东西也只有经由他们，才能得以传之久远。故而越是被晚承认的东西，越有可能最具生命力；相反，越是在当代被炒得很红火的东西，越是值得警惕。因为时代永远短视，每一个时代都充满了为蝇头小利而盲动的人群。时代的话题可能是非常大的、新鲜的，充满了最庄严的生活内容，需要一个时代的精英们去解决，去解读，去面对，但时代的兴趣一向喜新厌旧、瞬息万变。在某个时期，它可能出于偏爱，将某一些诗歌现象紧紧地拥抱在怀里，过了这个时期，却又可能毫无理由地移情别恋，转而把另外的一些文学现象拥抱在怀里，只要它发现后者看起来比前者更新奇、更刺激、更好玩。时代的任务多变，趣味也多变，而且不准备为自己的过失承担任何责任。任何的当代都是各种短期行为冲突交汇之所，当代的现场永远吵吵嚷嚷，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可能沉下心来对事物作出准确的判断。正因为如此，一个当代诗人在时代现场的志得意满和飞扬跋扈，常常是愚蠢和肤浅的象征。优秀的诗人反而非常谦卑，——他的谦卑一方面是因为艺术品比之自然的架构，即使是最上乘的，也显得苍白、单薄，不够浑茫，这是他心里所知道的；另一方面，正因为置身当代，他自以为得意的作品尚未通过后世的检验，有可能被轻易否定或超越。 【 回页顶】 ■版权声明 来源：原创  点击：2350  时间：2006-8-13  读者评论 回应 点击 作者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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