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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诗歌批评小集：《羊年大字报》（上）

　　　　　　　　　　　　　　　　　　　　　　　羊年大字报（一）

　　　　　　　　　　　　　　　　刘　诚

　　（注：这些文章于2002年以“羊年大字报”为题陆续在诗江湖、他们、扬子鳄、诗选刊、星星、回归、诗歌报等论坛贴出，多次引起轩然大波，后为一些诗民刊登载，产生广泛影响。现分两辑编录在此。）

　　　　　　　　　　　　　　　　　　　　　先锋的幻想

　　明知当今先锋不过是《红楼梦》所说之银样蜡枪头，操作不了什么英雄的活计，可碰到被认为“先锋”的诗歌文本，还是打开看看；碰到一些耸人听闻、被认为“先锋”的主张什么的，还是拿过来学习学习、在思想的天平上认真作一番考量，这在我已经成了习惯。闲来整理书架更是大吃一惊：一个从骨子里对“先锋”的叫嚣充满不屑和嘲弄的人，居然不知不觉间买到一大堆有关先锋的书，这里有前些年的各期《文友》、有程光炜先生的《岁月的遗照》、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有周宏坤、闫月君主编的《朦胧诗选》、《后朦胧诗选》、周伦佑的《反价值时代》、还有《于坚的诗》、《西川的诗》、《中国前卫艺术》，余华的几种被认为先锋的小说和随笔、《海子诗全编》，等等。我甚至保留着朦胧诗时代“三崛起”的论文和八六年“两报诗歌大展”的报纸文本，以及前若干年以先锋自命的厚厚一迭《诗歌报》；最令人吃惊的是，其中一套以丛书形式定期出版、很难买全的书，我居然买得比较全，这书的名字就叫《今日先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不知不觉在受着先锋的影响，只不过从来不肯予以承认？或者，先锋曾经是好的，只不过后来慢慢发生了种的退化，而真先锋仍然是我们作为诗人内心之所仰慕的？到底有没有先锋这回事？或者，我们是一些多事的人，一开始就跟先锋有仇，正在看先锋的潮起潮落、为反对先锋积累着更多的炮弹？或者，我们只不过是自作多情，自以为对这个年代的诗歌负有责任，因而一门心思要追踪先锋的足迹，一刻也不放松地盯着、看着，——想看看这个年代的先锋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可能是，也可能不全是；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写作领域，一种根深蒂固的先锋情结就生根在人们（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内心深处；无论作者还是读者，无不对先锋保有一份期待。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十年浩劫之后，难道不正是被认为先锋的诗歌——朦胧诗冲天一呼，最先冲破了文学的冻土，为人们预报了一个文学觉醒的时代的到来吗？在后来的二十年里，不少诗歌新星不正是扛着先锋的大旗登堂入室，由原来不名一文，登上了万众瞩目的星空的吗？这个经验在当代诗人的大脑沟回里刻划实在是太深了，以至在新时期以来的诗坛上，凡文学青年起步，无不以先锋自居。只要是先锋的就是好的，且不用管它是嘴上的先锋，还是事实上的先锋；也无暇去管它到底是什么内容的先锋。一听说哪里出了先锋，中国诗人的血立马燃烧起来；人们关心的不是诗歌，而是如何搭上新一轮先锋运动的早班车。先锋已经成为新时期诗歌的造神工厂，在一轮又一轮先锋的叫喊和真假先锋的口水大战中，诗歌反而被冷落，成为真假先锋的人质，历史上挟天子令诸候的悲惨一幕居然被各路先锋在诗歌里成功模仿，在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代汉诗写作领域一再上演。独立思考的精神随之土崩瓦解；诗歌生产力被引向一条极为逼窄的河床，有时“先锋”二字鬼气十足，变得十分可疑，几成阴谋的代称，说出真相反而成了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往往非真英雄而不能为。在读者一面（主要也是写诗人自己），只好把注意的重心给予先锋，即使一再受骗上当，仍然执着地期待有一天真先锋果然凭空而降。以至在当下诗歌界，先锋的地位被承认，则意味着诗歌的成就被承认；谁不仅自己先锋，而且奖掖出一批后来的先锋，谁就取得了在这个年代里充任诗歌老大的资本，执诗歌之牛耳成为可能；先锋等于文学，似成定律。各方当事者对此心知肚明，于是纷纷装神弄鬼，不时闹出一点动静，为此起彼伏的先锋诗歌运动推波助澜。后起的诗人当然看出了其中的猫腻，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不争先恐后地加入先锋的鼓噪，一个比一个叫得凶。往往一些人刚刚夺过了先锋的小红帽，另一些人会立马提出几条耸人听闻的新主张，将小红帽又夺了过去；刚刚有文章说先锋是昂贵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先锋，立马有人跳上前台，声称自己永远先锋、先锋到死。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一些人正是把聪明才智用在这里，浑水摸鱼反复炒作，据说还真的弄到了不少诗歌的权力。
　　一个在当代中国话语背景下写作的人，迟早要与先锋问题遭遇。在我们的语境里,一旦被指认为不先锋，将意味着被无情地边缘化，或者从中心退居边缘，长时间无人喝彩；被认为反先锋，就更属大逆不道，严重的情况下几与“反动”一词同义。先锋究竟是什么？先锋如果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先锋如果独立于文学，与文学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当代中国文学中最大的伪命题，曾经是多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原来先锋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不过是从文学里强行分割出去的一小块领地；在先锋的概念里，文学分裂成两个部分：先锋的，和非先锋的。以先锋划线，诗歌于是有了等级之分：先锋一定是纯正的高贵的，非先锋就一定是落后的和下贱的，而先锋的标准恰恰被那些自命先锋的人完全垄断。新时期以来，诗歌界出现反诗和取消诗歌的倾向，都是以先锋的名义；先锋们藉人们对于诗歌新和变的要求，把自己送上了诗歌权力的假想的顶点；而先锋作为一种诗歌理想的寄生物，就这样被我们用腰包里的血汗钱养大；先锋的市场就这样在我们的追捧中悄悄养成，慢慢混出了人气。
　　新的就是新的，即使不叫先锋那也是新；旧的就是旧的，叫得再先锋，那也是个旧。诗歌就是诗歌，小说就是小说，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只有品位之高下，真假之分野，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真就是真，假就是假，本无所谓先锋一说。几千年文学传统博大精湛的存在，教会我们这些后来的人辨别真假，鉴赏好坏，文学无论穿上多么艳丽的衣裳，搭眼一看即可知其成色，谁也别想瞎蒙。诗歌和文学，有理由比那些时尚的东西占有更长的时间跨度。那些炒作起来的名声，将比与它们连在一起的无根的作品还要速朽。先锋若真的存在，理当意味着一种与时代平起平坐的非凡气度，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机敏和睿智，一种言人之所未言、想人之所未想的大智大勇，决不是向自己时代的全面投诚，从历史的经验可以断言，所有真先锋无不以逆时代潮流而动为特征。一切花拳绣腿、怯于与真理相守的代价而选择退却的人，不要在这里谈先锋；一切在名利的狭小格局里东奔西走、蝇营狗苟的市侩、准市侩，那怕只是一种文化市侩，不要与我谈先锋；一切花言巧语、急于为自己逃避现实的文学找到生存理由和巧妙遁辞的诗歌，不要在这里谈先锋；那些仅仅以先锋为时髦为敲门砖的人，不要在这里谈先锋。——对这些人而言，先锋这两个中国字未免太过奢侈。那种新的就一定是好的、庸俗进化的线性进步的观点，在社会学意义上正在受到怀疑，在文学上也决不会成为绝对真理。被认为先锋的于坚自己承认：“先锋不过是创造的时髦说法。”我并不简单地反对先锋，相反，我愿意把一份对文学探险者的尊敬给予先锋，关键只在于，是什么样的先锋？需要具备怎样的品质才算得先锋？在我看来，先锋不过是文学的基本性质，换句话，文学在则先锋在；先锋不过是真文学真诗歌存在的常态。先锋首先是思想的，是思想在精神荒原上的孤军深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怨不怒、不惊不喜的强者风度，与强势力量的不合作、不交易的绝对独立。先锋不是形式层面的花样翻新，更不是“皇帝的新衣”，而是以真理为核心积聚起来的一种精神能量，足以催生一个时代的未来，是为了人类集体的罪自己走上十字架的精神耶苏；是文学在它那个时代天空的闪电，常常伴随着振聋发聩的声音，其炫目的亮光足以将我们这个时代里蝇营于名利、热衷于声色犬马之乐的伪先锋自私怯懦的眼睛深度灼伤。而非文学伪文学，正因之非和伪，既无文学，当然更无先锋可言。
一些简单的指标，也许对我们鉴别先锋的真假可以有所帮助：真先锋作为一种拉动时代进步的恒定能量，只是坚决地存在，未必总是以先锋作为标榜；真先锋永远以时代对立面的姿态出现，从一个完全不同的立场上，或对自己时代进行批判，或给予忠告，或给以教训，未必总是向自己时代的强势力量和主流话语靠拢；它坚决反叛的、拒绝与时代合唱的、永远逆时代潮流而动的特点，鲜明地标志出时代先锋的真实身份，决定了它在自己时代里处境的微妙和极端的艰难。与此相反，各类伪先锋往往不遗余力地以先锋自我标榜，文学成为一次性的、以吸引眼球和夺权为惟一目的的“起义”和“哗变”，而且无限分裂，流派和团体像泡沫一样急剧泛起再急剧破灭，构成伪先锋横行时代文学的独特景观；在精神层面上，伪先锋往往急于和时代保持同调，和一个时代最有害的势力同流合污，为一点点现实的功利，不惜助纣为虐落井下石，而且不惜为此找到许多似是而非的理由。中国当代诗坛正在被吹嘘为先锋的一些东西，莫不如是。这些人其实也有传统，即文革十年那种“破”字当头的精神暴力，是那种精神暴力在新时期、新条件下的一个复活和变种。精神上的父子关系，也造成了手段上的惊人相似，新时期以来以先锋自命的诗人，无不以对于既有价值的大破坏为特征，但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多么不可一世、牛逼烘烘，骨子里却是一种对于权力（过去是政治权力，现在则是经济权力）的绝对臣服。不过，那时文学是被强制、被政治权力强行扭曲的、无奈的；今天在相对宽松自由的意识形态环境里，文学的所有作为却是完全出于自愿，——一些诗人就是这样将自由写作的权力拱手出让，心甘情愿地做了时代的奴仆；就像一些本来可以有尊严地生活的良家女子因为放纵了内心而甘愿沦落风尘，反映出一些诗人骨子里贱的根性。对这样的诗歌能指望些什么？还有所谓“崇低”问题。——在一个多元的时代里，有人要崇低本无可厚非，可是硬要把竟相向下、一味崇低说成先锋，问题可就大了。事实上向下不难，难的是向上，——在没有梯子的情况下攀登天空，这才是作为古今中外大诗人本行的一手绝活！向下有什么难的？只要顺从大地的引力，就能向垃圾堆一个劲地滑落，不需要任何努力和才华的加入。如果这也算是反抗，不过是在当今中国特定语境中的一种无效反抗。我倒建议这些诗人，要么上升，到天空的高度，要么向下，一直深入地下岩浆涌流的核心，这两个地方都有诗歌存在。惟独不要和生活停留在同一个平面。停留在这样的平面，决不会产生震撼人心、作为一个时代里程碑式的伟大诗歌。像目下中国诗歌界一些先锋的做派，其实是在浪费宝贵才情：没有人招人，没有枪买枪，没有人叫好可以多招呼些诗托，允许加入也允许退出，诗的严肃创造在这里慢慢退化，而一场又一场所谓先锋诗歌运动就这样策划于密室，兴风于网络，发威于街市。这其实是一个阴谋：在先锋这一挡箭牌下，什么都是正常的，正如在“玩”这个词的下面什么都是被允许的；先锋成了一些人对抗传统、急于将自己与传统区别开来的借口。近期“垃圾派”与“下半身”的斗争就有趣极了：所谓先锋，已不再是诗歌文本的较量，倒成为宣言之间的纸上战争。就像《皇帝的新衣》里两个高明的骗子，中国诗歌领域里的各路伪先锋们利用了人们喜新厌旧和惟恐落伍的跟风心理，在大约十余年的漫长时段里，实现了对一个虚假命题的反复炒作和强力哄抬。
　　世界上决不存在一种离开文学的孤零零的先锋，也没有先锋比文学更高贵这事。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历史上没有先锋的说法，没有强调过是不是先锋，只强调是不是文学，曾经成就了在世界文学史上毫无愧色的文学。《诗经》、《楚辞》是“先锋”出来的吗？唐诗是“先锋”出来的吗？宋词是“先锋”出来的吗？《红楼梦》是“先锋”出来的吗？鲁迅的小说是“先锋”出来的吗？不是，他们不过对于人类的许多东西了然于胸，有话要说，然后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说出，仅此而已。鲁迅做文的信条是少做作，勿卖弄；然而即使到今天，也未见谁能够超越。而新时期以来天天喊叫先锋，也未必见到文学和诗歌的丰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情况下反先锋反而成了一个时代相当长的时段里当之无愧的先锋；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以反传统自居的、离经叛道的乱糟糟的先锋中，只有那些在它们称之为先锋的看起来与传统势不两立的作品中，尽可能多地保留了传统精髓的写作，才有可能最终沉淀下来，并登堂入室加入传统。在二十多年来的诗写经验里，每当先锋的叫嚣被另一轮先锋的叫嚣淹没之后，在功利心和虚荣心无数次熊熊燃烧过的土地上，在那些燃烧过后的灰烬里搜寻翻拣，我们发现这里留下了有限的几粒没有被火焰熔尽的金属颗粒，不过我们同时发现，它们恰恰就是那些以其创造力熔铸了最多传统成分的部分，在这些被认为先锋的诗里，我们看到了创造，也看到了对传统的继承。也不是每一次都能如此幸运，有时无论在灰烬之中怎样翻拣搜寻，结果什么也没有，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诗人先锋的口号叫得还不是很猛，完全取决于各个具体的诗人在自己时代这炉熊熊燃烧的炼狱之火里的修炼和造化，侥幸成功的机会基本没有。
　　先锋不是某些人的专利，更不是他们手中专事打劫和掠夺的大棒。藉着经济上的全球化，先锋们常常抬出世界主义的大旗，以为自己的诗歌是在与世界诗歌接轨，实际上以所谓“现代”“后现代”为特指的那种“先锋”，在国外早已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抵制。据《读书》一九九九年四期载河清先生《民族——“我出生”之地》一文，自一九九二年起，法国的一些刊物开始对先锋艺术进行声讨。一九九二年二月，telerama杂志以“当代艺术的危机”为专题。一九九四年，知名艺评家多梅克出版《没有艺术的艺术家》。一九九六年，重要哲人波德利亚尔在《解放报》发表檄文——《艺术的阴谋》，严厉宣布：大部分当代艺术“一钱不值”！当代艺术是一场艺术圈内人对圈外人的阴谋。一九九七年一月，法国重要艺评家让•克来尔与另一位文化知名人士福马罗利联合在《费加罗报》上撰文——《当代艺术处在死胡同》，坦承自己一度热衷于美国抽象极简艺术，但后来感到“窒息”。在《论美术的现状》一书中，让•克来尔指出，先锋所基于的“进步论”将西方艺术引入空洞穷竭的境地；强调艺术的永恒性，或“回归起源”的特征：“艺术永远不可能现代。艺术永恒地回归起源。”一九九七年十月，又推出《艺术家的责任》，并在其新著中端出一个曾经被人忽视的历史事实：先锋派与纳粹法西斯有染。稍后，前任巴黎美术学院院长米修也出版了《当代艺术的危机》。这些檄文被认为是轰向当代艺术的排炮。与当代先锋艺术一起受到怀疑和抵制的，还有那种人类社会线性进步的观点、以及以欲望为中心组织生产和消费的现代生活方式。曾经风靡全球的现代主义艺术浪潮，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流变早已分化瓦解成强弩之末，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走红全球即为一个有力信号。由此看来，中国当代诗歌一些自命的先锋把一些外国祖宗们业已丢弃的小技巧接过来在自己的国度里加以复活，成为手中的破旗一个劲地挥舞，不仅愚蠢、尤其可笑，是一种十足的假洋鬼子行径。——我承认这样一种先锋：即它不只是一种仅仅用于对自我进行包装的广告，而是包含着诗人健全人格的成就；它以英勇无畏的过人胆识和巨大人文含量为诗和文学加冕，在这个世界上标志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创造不可企及的高度和难度，——正是这种高度和难度，将文学、诗歌与一般写作区别开来。先锋决不是当下中国流行的这样一些花拳绣腿、自轻自贱的东西，乃是永远的独立、反叛，这反叛也不表现在一个诗人或一群诗人是多么起劲地自渎、自虐、或者多么擅长于玩弄一些对神圣事物进行解构的既时髦、又安全的文字游戏，而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时代、对人类命运的永不回避和坚决面对。
　　先锋的力量乃真理的力量；先锋并不神秘，在所有真理的言说中，我们都能看到它炫目的亮光。说出真理在任何时候都是困难的；真理的发现需要智慧，真理的揭示需要胆识，故真理的事业从来都是英雄的事业，通往真理的道路正如通往幸福的道路往往布满了荆棘和陷阱。真理作为普遍有效的准绳，是一把双刃剑，在肯定和张扬一些事物的时候，总是损害到某些事物，或者揭破了某些事物的表面，使原本感到安全的真相变得无处躲藏。从来不存在四平八稳的真理；真理意味着对于事物底蕴的无情揭示，使僭妄的假王从业已据有的宝座上下来，把权力还给真，故说出真理在任何时候都能赢得尊重。离开真理的追求，去寻找或者创造一种自外于文学的先锋，无异于缘木求鱼。先锋之难主要难在这里：即谁能以诗的方式说出真理，谁就是诗歌里的真先锋；谁能永远与真理站在一起，谁就能“先锋到死”，离开真理和对真理的诗性呈现，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先锋。二十几年的先锋秀于今休矣！一个事实是：中国的诗人们什么时候从自我陶醉的伪先锋光轮里成功突围，将在什么时候逼近诗歌创造的境界，触摸到诗歌写作真先锋的坚硬而粗糙的表面；多年来深受伪先锋愚弄和祸害的中国诗读者，什么时候从对先锋的盲目崇拜里醒来，不再盲目崇先、盲目崇新，什么时候才可以被称作是稍稍成熟、乃至于伟大的读者，——正是从这里，我们才有可能穿过泥沼，真正进入中国诗歌的现场，与庄严的时间一起，为中国诗歌的未来联手执掌起生杀予夺的上帝职责，并有幸成为它优选的听众。

　　　　　　　　　　　　　　　　　　　　　　　　选择弱势一边

　　文学从性质而言，是边缘的，在野的，属于弱势一边的；文学是一个时代里坚持走另一条道路、操另一套话语、永不与强势力量合作的真正他者；文学天马行空，形只影单，仅仅和它那个时代的哲学走在一起。强调文学站在弱势一边，就是要求文学家未为文学之先，先在这个世界上站队，即：你跟谁站在一起，准备以怎样的立场面对世界。在一个善恶真假美丑强弱二元对立的世界上，不为善的文学，必为恶的文学；不为真的文学，必为假的文学；不是站在弱势一边，必站在强势一边，处在中间的灰色地带，如果不是出于别有用心的杜撰，则纯属子虚乌有。
　　作为一种根本立场，文学的这种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着一个时代文学的总趣味和总态度，亦即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时代文学的成色和质量。余为学也浅陋，但我还是看到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即在历史上，凡进步的文学无不站在弱势一边。几千年文学传统博大精湛的存在，使我们在思考文学的时候取得了审视世界、观照万物的能力，使穿越文学纷纭万象、找到打开文学大门的关键成为可能。我意识到，站在强势力量一边，为强势力量呐喊助威，或者为强势群体提供开胃点心的不是文学，或者说只能是腐朽的文学，没有前途的文学，甚至是可耻的文学，是注定要比那些在特定时段里把持历史的强者还要速朽，迟早要被历史的清道夫无情地清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的。文学或者诗选择了弱者一边，将为自己的艺术创造找到不竭的源泉；文学或者诗歌选择了强势一面，从此在发现真理的道路上将不能再前进一步。自文艺复兴以来直到现代，文学就是一部独立思想的历史，对占社会强势力量一面的统治者的谴责史、讽谏史和批判史。在以神性否定人性的中世纪，文学的存在表现为人的觉醒、人本的呼吁、人类个性的全方位张扬；在沙皇晚期，表现为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中对罪与人性等重大问题的沉重思考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于人类灵魂的严厉拷问；等到资本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则表现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兴起和在全球范围内达到极盛。现代以降，《尤里西斯》中对日常生活细节破碎杂乱、不厌其烦的指陈和观照、《等待戈多》中无望而莫名的等待，卡夫卡作品中对人性变态异化入木三分的深刻揭示；《布拉格群岛》中对于现代 ** 制度的激烈指斥，凡此种种，无不向这个世界清楚地表明：文学之为文学，乃是以怀疑的目光，在野的立场，审视和打量他的时代，或者批判，或者在必要的时候以无畏的胆识提出忠告。——诸神一样森列生活殿堂的前辈文学大家们，正是在这里获得了人们的尊敬；按理最容易向富贵享乐一面倾斜的文学艺术，正是在这里赢得独立和尊严，被称之为时代的良心，从而使自己在这个急剧变动的世界上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强调站在弱势一边，并不是提倡文学重新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或鼓励文学 *** ，只是在强调文学作为一个时代存在的一部分，必须对自己时代的强势话语保持必要的警惕，强调文学从业者在任何时代——即使是历史上比较好的时代，都必须对从事文学必不可少之独立品格的努力养成和保持。——退后一步，即使仅仅从创造更多文学的经典作品着眼也是如此：强调与弱者站在一起，就是强调把文学与永不枯竭的创造活力联系在一起。选择弱势一边，其实就是选择真理一边，强调文学永远与真理结盟。不能说真理永远都在弱者一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强势力量不可能真正拥有真理、或者不可能永远拥有真理，真理在根本性质上对他们是一种削弱；对任何时代的强势力量而言，真理都是烫手的山芋，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是他们或明或暗迟早要抛弃掉的。就像火箭迟早要将助推的部分视为负担而急于甩掉一样，真理之于强者，由于多余而渐成累赘，留在手里反而只能授人以柄。他们要么对真理进行纂改，将其灵魂抽走，只留下一具真理的躯壳；要么干脆揭破面纱，将真理公开抛弃，总之不可能把真理长时间地供奉在神龛上，或与满身都是刺的真理和平共处。真理当然是好的，曾经使他们由弱小变得强大，以至登上历史舞台，可是强势力量最终发现，真理的锐利锋芒矛头所向，不是别人，居然恰恰是他们自己。同理，强势力量一面当然也看中了文学和诗，总想把文学或诗收买；他们拥有了金钱，美丽的女人，舒适的环境，上流的生活，可是看到文学流浪在外面，不免心有戚戚。文学毕竟是个好东西；与其让它一直呆在自己力所不逮的地方，还不如将它招引到自己的客厅里来，为此他们在自己身旁为文学留下了位置，可最终发现徒劳无功：诗的锋芒让他们感到刺眼，可是当他们按自己的意愿把这些刺一样的锋芒拔掉之后，诗歌立马堕落，不成其为诗，变得了无生气了。也有列朝皇帝赤膊上阵亲自炮制的，结果弄出来的只能是垃圾，不能叫诗。李白也曾经奉昭入长安做三年翰林学士，写御用之作，结果没一首能够传世，若不是后来赐金放还，历史上怕不会再有今日之飘然太白。富贵是一片只能收割杂草和纨绔子弟的土地，文学的花草一旦移栽到富贵的后院，立马退化变质，成为一种没有任何生机与活力的东西。文学长着“反骨”，是文化中最敢于发言、最不屑于欺骗、也最不能被愚弄和欺骗，因而最让历代统治者寒心和担心的部分。它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发力，通过一根粗大的纤绳发挥作用，校正生活的航船在没有航标的水域中保持前进，并始终朝向光明，强势力量指望把文学豢养起来，变得听话，只保留悦目的一面，没有一次获得了成功。
　　什么是先进思想？永远不献媚于强势力量的在野的独立思考即为先进思想；什么叫先锋？那种不怨不怒、宠辱不惊的智者风度和思想没有任何禁区的孤军深入，就是先锋。文学不是强势力量的婢女，也不是养在强势力量身边的弄臣，文学有自己永恒不变的使命。文学是独立的思考者和弱者的监护神，是母性的。文学在气度上永远比当世那些被认为是强者的势力更高，胸怀更大，是包容的，悲悯的，对人类最广大群体永远忠诚、永不背叛的；而不是助肘为虐、为虎作伥的。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不合作，永远在野，永远怀疑，永远独立思考。青春的反叛主要表现在这里：即可以对话，但永不被贿买、永不和强势群体做交易、眉来眼去。反叛的盲目力量经由自由思想的导引被引向这里，此即是杰出文学的产生。说穿了还是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在自有文学以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文人与做官，在朝与在野，出世与入世，文学家命的穷与达，围绕这些话题的是是非非，几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另一面，缺乏独立精神、特别是文学立场上的游移不定、患得患失，在多种价值之间的摇摆不定，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没骨头文人层出无穷的根本原因。文学从业者人格分裂和扭曲的悲剧数不胜数，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悲剧命运的一部分，尤其因为这悲剧往往发生在精英阶层，反过来极大地加重着这个民族的苦难。当然，作为文艺的根本问题之一，为什么人的问题也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它是高悬于文学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每一代人都必须根据当下的现实作出自己的解决，由此构成了一个时代对于文学的基本考验。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经把这个问题提到异常尖锐的高度，可惜 *** 没有将自己的观点坚持下来。在 *** 执掌中国政权的时期文艺界一片萧条，并不是因为文艺居然站在了人民一边，恰恰因为 *** 从自己的立场偏离，走向了反面，——执政以后的 *** ，实际上是要求文艺与他本人站在一起，而不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尽管毛一再强调“为人民服务”，并将这一条写进“二为”方针固定下来，可这个“人民”已经不再是那个“人民”，人民的概念已经被偷换，成为一具空壳。几可说近代以来，除了五四那一拨文学巨人，为什么人的问题仍然异常尖锐地摆在每一个文学家面前。谁肯自觉地选择与这个世界上为数最多的弱势群体结盟，与他们站在一起？在新时期，在作为新文学发轫之作的朦胧诗中曾经有过这样的闪光，可是很快就被一拨又一拨痞子运动的声浪所淹没。朦胧诗的理性精神并没有得到有效传承；朦胧诗以降，随着所谓消费文化粉墨登场，诗坛江河日下，诗歌不再是一种必须投入生命方能为之的高尚事业，而是与一些人做官、一些人经商致富无异，不过一种职业，一条博取名利的终南捷径。尤其在我们这里的诗场上，青春的反叛仅仅表现为不断在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或者干脆以不断的坠落、向下半身、甚至向下半身以下（垃圾）的直线下降为代价，表达一种自我作贱的无益反抗。诗歌越来越像是不走正路的浪子，以争先成为生活的不肖子孙为时髦，——其实不过是欲借自渎和自虐以邀宠，其行为让人想起“自杀”这个词，——中国目下一些自以为很先锋的诗歌，其实质就是自杀，至少与自杀十分相像。这样的文学，始终避免了与当下中国现实的正面接触，避开了对关乎民族、人类宏大主题的形而上思考，由于害怕有所承担而选择回避；由于面对一系列关乎人类生存的紧迫问题感到绝望，干脆闭上眼睛；由于崇高太难转而崇低；由于离神性太远，于是争先恐后地向兽性靠拢。在当代诗歌中，找得到技巧和精致，找不到骨头；找得到腐烂和甜腻，看不到人性中神性的一面和人类精神的超拔与高蹈。诗人们脑袋一个比一个更尖，思虑最多的不是如何保持独立，而是如何才能最快地挺进到体制的核心，惟恐不能尽早与强势力量打成一片。最大的理想是，在强势集团那里得宠，或帮忙或帮闲，要么成为座上宾，与权力或者资本相互调情，通常是自外于中国社会血与火的进程并自以为优越的。
　　中国当下的一拨作家诗人是太聪明了。他们知道，与弱者站在一边，做一个这样的作家和诗人，其代价是高昂的，有时候意味着作品的惨遭封杀，永远不能得见天日；有时候是作家个体的被消灭，或者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终生漂泊流浪。但惟其如此，文学的血脉才能在人类艰难苦辛的去路上得以延续，人类精神的稀世光芒才能从艰难时世的坚硬外壳中破隙而出得以释放。近读洪治纲先生《永远的警惕》〖ZW（）洪治纲：《永远的警惕》，见《小说评论》2000年2期。〖ZW〗〗一文，谈到一九九四年五月，因写作《古拉格群岛》《癌症楼》《第一圈》而享誉世界的索尔仁尼琴结束了在美国的流亡生活返回祖国，其故里海参崴——这座滨海小城不亚于发生了地震，欢迎的规模、欢迎群众的热情、世界各地赶来的新闻记者人数，都远远超过了一九八六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视察海参崴的情景，但索尔仁尼琴拒绝了一切政府替他安排的接待方式，而是坐着火车沿途考察俄罗斯的民情，直到两个月后才回到莫斯科。在回国以后的数年里，索尔仁尼琴始终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审视着俄罗斯的社会现实，不仅拒绝了叶利钦在他生日时授予他的俄罗斯国家最高奖——圣安德烈奖，而且一连出版了《我们怎样建设俄罗斯》《二十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倾塌的俄罗斯》“政论三部曲”，对俄罗斯的现存社会体制进行了深刻批判。洪先生说：“本来，看到自己几十年间一直与之对峙的政权垮台了，索尔仁尼琴应该十分欣慰，甚至可以以某种程度上的‘功臣’自居，但他却再一次选择了与当局对立的精神立场。”读到这里真是感慨良多。事实上这样的作家在俄罗斯民族，可以找到一大批。在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勃洛克、写作《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别尔加科夫、甚至在强势集团一直想拉拢收买而终不能达到目的的高尔基身上，都能看到这种独立品格的宝贵闪光。俄罗斯知识分子这种永远自外于强势力量、自觉地站在弱势群体一边的独立精神，很可能直接源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它不只是在斯大林时代保全了一批作家的人格，而且确保俄罗斯文学在二十世纪前六七十年那暗无天日的时代里不至于全军覆没，而是始终有话可说，在事实上成为一口怎么也看不到底的深井，在表面的萧条荒芜之下，为人类精神宝库预存下一个镶满稀世珍宝的璀灿星空。而处在同样背景下的中国文学，因为可耻地与那个年代的强势力量打成一片，最终使一大批在建国前堪称杰出的艺术巨匠全面失语，进而直接造成当代文学在后来三十多年时间里的全面绝收，个中教训不能不令我们这些后来者深长思之。

　　　　　　　　　　　　　　　　　　　　　　　　　诗江湖质疑

　　江湖这个词在诗坛出现，当追溯到五年前登在《文友》上的《诗坛英雄排座次》。这篇集阴谋诡计和野心于一体的奇文，别出心裁地将一批诗人按《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模式相互对应排起一个座次，配以大而无当的评点（可以想到的是，按多年来诗坛通行的惯例，文章作者一定顺便塞进了不少私货，借以欺世盗名，哗众取宠）。这篇拙劣不堪、类似诗人自慰的四不像文章，在行外人看来当然不堪卒读，大不了一笑了之，——诗歌还是诗歌，与这些活动没有任何关系，那位胆敢封神、号称“百晓”的先生虽然拼全力拉起了一个大的阵势，也不见得就弄出了一个诗歌的丰收，可是这篇文章的炮制在诗人圈却不能不说是一次成功的炒作，它极大地刺激了诗人的想象，直接催生了一个诗歌地理的新概念：诗江湖。
　　一大批充满反叛激情的诗歌无产者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欢呼了这个诗歌新词语的诞生。诗歌写作这种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向与人类精神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高雅行为，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与风马牛不相及的“江湖”发生了纠葛，从此难解难分。而互联网的横空出世，则以其无可比拟的自由和便捷推波助澜，吸引各路诗人网上淘金，使门派林立、茫无际涯的民间诗坛，至少在形式上变得更像“江湖”（以至后来下半身诗人索性以江湖人自居，顺手牵羊接过这个诗歌新概念，把他们的论坛就叫作“诗江湖”）。
　　存在即是合理，这个著名的哲学论断在这里一样成立。在这块作为民间分野的诗歌地域上，一大批诗歌无产者大举义旗，一时间中国诗坛显得空前繁荣，到处充满了诗歌无政府主义的狂欢。江湖就是在野，就是与朝堂分庭抗礼，就是反叛的力量，就是流浪、无家可归和不合作，就是异端和在正统之外另搞一套；江湖就是在官方垄断诗歌资源的诗歌现实内部开辟一块意味着一个新生长空间的诗歌根据地，以便一大批一时不被接纳的诗人有可能与那个正统的诗坛分庭抗礼，自己跟自己玩。——我所理解的“江湖”大约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成立：即它只不过指称了在官方垄断诗歌话语权和诗歌流通资源的中国特色诗歌生态环境下诗歌民间生产力的一种割据状态，亦即指称了诗歌版图上一块最深浅莫测、且最具爆发力的叛乱和失控的省份。事实上这个被称之为“江湖”的东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里也确实对诗歌生产力发挥了保护作用，就像火烧不死的野草，那些形态各异的诗歌借助风起云涌的民刊和诗歌网站如雨后春笋般随处生长，而不至于刚刚露头，就毁于官方诗坛的冷漠和无情压制。可是权衡再三，我总觉得这个词不好，只能误导诗人；它所释放出的信号意义含混，且味道不对，——我坚持认为正是在这里，种下了此后诗歌界混乱日甚一日、每况愈下的苦果。在我的印象中，江湖永远与阴谋连在一起。在江湖上行走的人物，常常盲无目的却又自命不凡，极度自尊而又气量狭小，动辄为一点利益、或一句话、有时仅仅是为着相互之间争个高下而不惜反目成仇，让人觉得可怜。江湖上永远大雾迷漫，月黑风高，黑幕重重；江湖上发生的事情，往往与血腥、暴力之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江湖上的人不种一粒粮食，不植一棵树，却要求占有一般凡人梦想不到的生存资源。江湖上只讲“义气”、恩仇，不讲真理，本门本派的名利即为真理；江湖虽然同属于一个文化，可是永远四分五裂，只有一个个名称不同的码头和防范严密的壁垒相互对峙。江湖上也偶有锄强扶弱、扶正祛邪的侠客，但这些侠客的作为大抵不会有助于世界从此变得清明，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为这个被称之为江湖的机制打上几针强心的药剂，使之得以继续扩展。反而是伪君子居多；一些人只是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处在朝堂的反面，往往牢骚满腹而又言不由衷，一面要求着绝对的自由，一面向往着有朝一日能够时来运转，被朝堂优先招安。这是一个法律不能有效覆盖的地域，落日苇林之下，总有形迹可疑的贼船频频出没；通衢大道一旁，开满了以人肉为馅料的黑店，令所有善良的人们防不胜防。而即使有朝一日被人移植到诗歌之中被称之为诗江湖，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现在已经看得再清楚不过了：所谓诗江湖，比之代表权力和秩序的作为江湖对应物的官方诗坛，充满了更多的倾轧、阴谋、更多的叫嚷及其无耻之尤的自我吹嘘。罪性永远大于德行，破坏永远大于建树。这里没有秩序可言，是一座无法无天的诗歌丛林，通行不二的仍然是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所不同的是，在官方垄断文学资源的诗坛上，一些面目模糊的既得利益者还带着温文尔雅的面具，其中也不乏学富五车、名满天下的高人，有时还真的能够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或者做出一些举贤任能、奖掖后进之类的善举，而在这里一天天坐大的某些诗歌野心家，因为是在江湖的丛林里喝狼奶长大，继承的是狼的道德，却宁可赤裸裸上场直奔名利而去，显得更加浮躁、粗野和面目狰狞。
　　苦果是诗人自己种的，也只能由天下诗人自己照单全收。在对诗歌保守势力分庭抗礼、大举义旗的时候，我们接受了江湖、或者说默认了江湖，与此同时与江湖二字相关的一切阴暗东西，也被不加思考地全盘接收下来。我们默认了江湖好的一面，革命的一面，很快发现了它坏的一面，可是一切都迟了，即使始料未及、难以下咽，也只好对这些东西保持忍耐。江湖上恶的东西就像病毒一样，借助网络这一超级工具快速复制，迅速扩散。在这里“混”的诗歌写作者，要么人格扭曲，屈服于一些强势力量的淫威，沦为被认为是权力持有者的应声虫、跟屁虫，满足于在诗的残局内混一些残汤剩饭；要么鱼龙变化，青胜于蓝，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尽可能出落得比他们的狼老师还要更胜几分，以图使自己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里存活下来的胜算能够增加几分，更多正直之士则只有被迫离开，或收起锋芒忍气吞声保持沉默；而拿不出过硬作品的野心家却在江湖的混乱里一天天坐大，名利双收。这些年人们看到的所谓诗歌江湖，充满了门户之见和恃强打压、弱肉强食的种种暴行。诗人们一会儿开会，一会儿论战，一会儿在网上称兄道弟，一会儿在网下愤愤骂娘。由于已经获得一定声望，一些先行一步的诗歌写作者很快得以占山为王，做起老大；由于初来乍到人生地生，一些后起的诗歌写作者面对诗坛，只能备受冷落，或者一脸茫然，为弄不清究竟该投靠到谁的门下而各怀苦衷。另一些涉诗渐深的诗人，由于看出了江湖三昧，干脆如法炮制，急急忙忙拉起一班弟兄自立门户另立山头。已经没有办法确切统计出在现时中国，究竟有多少诗歌的小帮派，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样的小帮派还在成批诞生，而且看不出到何时分裂的势头才能中止。诗歌的混乱在江湖的意义上已经成为常态，一切的无耻都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培育温床。在这里少数所谓英雄身上所看到的，更多的不是才气和对于诗歌的虔敬之心，而是渎神者的疯狂；看不到美安静和祥和的一面，却看到了更多的匪气和流寇气。诗歌一进入江湖，立刻变成荡妇，充满了挑逗和淫荡的气息；而诗歌写作也不再值得尊敬，不是使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更美丽，却倾向于使一些与诗歌结缘的人变得更丑陋、更令人厌恶。
　　对今天的诗人而言，诗歌的声名也许就是这么玩出来的，而不是蘸着诗人血泪写出来的。对了：一些人就是把写诗叫作“玩”，——他们虽然绝不是这么做的，却偏偏就是这么说的。“玩”这个词，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些人手中既能遮丑、也能对别人实施打击的武器。“玩”这个词掩盖了江湖上对诗歌声名实施劫夺的残酷事实，成了进出江湖的一张通行证。既是玩诗，则无论怎么搞，都是正常的、合理的，可以被允准的和不能批评的，有时看起来甚至是不无洒脱和浪漫的，一旦真的玩出名声，又可证明是极富成效的。如果提出异议，势必立马招致嘲笑，因为在一个诗歌的“江湖”时代，你居然还不知玩诗，未免太迂。这些号称玩诗的诗歌写作者事实上把名利看得很重，惟独把诗不当诗，诗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一条被选中的路线，一杆可以在手中随意挥舞的破旗。可是，对于一个充满了匪气和流寇气并且渐成气候的诗坛，除了这些，你又能指望些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在这里发生呢？江湖的机制实际从一开始就是为诗歌野心家准备的。我所指称的极少数诗歌野心家，占有最少、最少的诗歌，却企图像一些官方大姥一样垄断最多、最多诗歌所能给予的好处；过去为他们所深恶痛绝的事情，正在被他们尽可能多地全盘接管，成为自己一派世袭的领地，并试图被江湖的法则固定下来。
　　在我看来其实并不存在一个诗歌的江湖，所谓江湖，不过是这些人对诗歌实施劫夺的现场。这个虚构的“江湖”也许不失为跻身朝堂的终南捷径，却与真正的诗歌创造无关。比起一身铜臭的商人，那些满身江湖气、流寇气、不惜为了名利而卖身投靠、到处乱蹿、以恃强凌弱、同党伐异为能事的诗歌流寇，同样让人难以忍受。江湖勿毋宁说恰恰指代了一些人所希望的状态。极少数居心叵测的人机关算尽，硬是要在中国诗歌的现场弄出一个混乱不堪的“江湖”来，恰恰因为只有江湖上门派林立、结怨很深的一滩浑水，才便于他们翻云覆雨、巧取豪夺，最终实现一个诗歌野心家怀抱的梦想：即不靠作品、而专靠驾驭江湖的机关得以暴发。

　　　　　　　　　　　　　　　　　　　　　　　　后批评时代

　　批评者，诗之重器也。在诗歌写作的百草园里，批评作为诗歌话语权的传统持有者，担当着诗歌监护人的职责。批评和写作，就像是诗歌这辆车上的两个轮子，两个轮子都运转正常，车才运转正常；两轮缺一，则这车轻则瘫痪，重则翻车，将直接导致车毁人亡的灾难性后果。对批评而言，繁荣的创作可以为批评提供足够的材料，为批评指点江山、挥洒才情提供足够的个案，是批评建立权力帝国的重要支持。猜想，批评家面对层出无穷、各具特色的创作，当恰如守财奴面对琳琅满目的遍地珠宝，眼睛必当闪闪发光，言说的欲望也必将格外强烈。另一面对创作而言，昌隆的批评，将使批评按自己的意愿建立起一整套诗学价值体系，使那些有价值的、但是暂时还处在弱小状态的创作势头得到鼓励和彰显，使那些无价值、但却处于疯长状态的东西得到剪除，从而拉动一个时代的创作进入佳境；所起的作用，乃是对黑暗中艺术探索的一种导航作用，二者一损俱损，共生共赢，谁也离不开谁。好的创作，再严苛的批评也将拍案叫绝；好的批评，再执拗的创作也将洗耳恭听。故历史上创作繁荣的年代，往往也就是批评昌隆的年代，创作大师迭出的年代常常也伴随着批评大师的成批产生。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别林斯基的横空出世曾直接导致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成批出现和逐渐长成。在别林斯基的时代，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正如璀灿的星群，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得益于批评的培育，避免了才华被文学上注定无益的试验所消耗。别林斯基对一个时代的文学发挥作用，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创造了一个批评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也反过来成就了他。
　　别林斯基的经验告诉我们，批评的成长必得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批评家必得是对一个时代的文学走势具有前瞻性的准确把握的、具有足够敏感的、有时甚至是先知先觉的智者，而不是迟钝的、缺少反应的和短视的、只能人云亦云的糊涂虫；二是批评家必得是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具有足够的爱和热情的，而不是冷眼旁观的，任其自生自灭的，是准备负有责任的，而不是麻木不仁的；是全面观照的，而不是实用主义的和趋炎附势的；三是批评必须是以批评家良知和人格作为支持的，是坚强的，而不是随风倒浪的，是自信的有品格的，而不是见风使舵，随时准备改变观点的，与创作眉来眼去、关系暧昧的、以自己在这个时代能得到多少实际好处为转移的。还有一条，即批评家并不比一个好的诗人更少才华，要求投身其中的人们，必须是优秀的、极富才华的，而不是勉为其难的和捉襟见肘的。——批评的权威，大抵只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舍此别无捷径。胆怯、私心、左顾右盼、趋炎附势、文学以外的算计和个人恩怨的加入，都只能从根本上损害批评。可是我们列出的这些条件，在我们这个年代的文学——诗歌批评中看起来并不是同时具备。我一直感觉到我们这个年代诗歌批评的黯淡和沉闷，与一时代的要求相去甚远。我们这个年代，固然不乏才华卓著的批评家，不时弄出一些精致的批评文本，可是惟独失去了品格和批评的操守；他们不是走在写作的前面，以智慧和胆识为诗歌创作导航，而是跟在诗歌创作后面，变得人云亦云。像朦胧诗时代“三个崛起”论者那样有胆有识的批评家已实为罕见。今天的批评家，也不时写下一些大块头的理论文章，里面新辞令、新思想什么都有，惟独没有自己的识见，成了知识的堆积；有时仅仅只是对一个时期创作现象的粗糙梳理和匆忙界定，缺少高屋建瓴、引领创作的权威力量和恢弘气度。有的批评则等而下之，满足于为一些诗歌的小派别当当吹鼓手，甚至不惜为一些明显有害的诗歌写作现象推波助澜，成为某些诗歌阴谋家在诗坛兴风作浪、大肆炒作的同谋。他们的才华不是用于引导创作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而是用于试图尽可能为某些有害的东西找到根据，找出它们的所谓“先锋性”和“建设性”；有的批评为了跟上“先锋”步伐，不惜一再改变观点，将自己及其理论置于一个非常可笑的境地。长此以往，直接导致了一个时代诗歌批评的全面沉沦。批评被创作远远甩开，被创作嘲笑，失去了对创作的有效控制，甚至失去了就某种诗歌现象进行有效言说的能力。对这样的批评而言，创作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块叛乱和失控的省份，就像一匹成功逃亡、好不容易回到原野的野马，再也不肯回到缰绳和马鞍的束缚之下。
猫沉默了，老鼠就胆大起来。老鼠看见了这猫的胆怯和无能，不再远远地呆着，对猫充满敬畏；渐渐地，鼠们已经不满足于对这猫进行一些善意的嘲弄，而是别出心裁，想让这只猫交出权力，将这只猫远远地流放。聪明的鼠则高人一筹，看出猫虽然可恨，未必不可以成为鼠的庞物，千方百计试图将这猫驯养在自家的后院，让它变得老实，听话，学会一整套能讨主人欢心的复杂动作，——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年代里一只曾经重权在握的批评猫在被强权废黜之后的最好结局。试想想除了这些，这些年所看到的诗歌批评，难道还有过什么更好的下场吗。我们曾经对批评充满敬畏，以为它能够说出一些高见，对当代中国的诗歌建设有所作为，——因为这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可是没有。在公众视野里的诗歌批评，这些年既没有独立潮头指点江山，为未来年代的文学指路；也没有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成功地挽回诗歌创作的颓势。它声音微弱，忧心忡忡，言不由衷，面容模糊；它陷入了严重的失语，失去了自家江山。——“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已改，已经“不堪回首月明中”，而偏这批评又不是一个诗性的废君，能像李煜一样吟出一首催人泪下的千古绝唱，结果只能认可了自己的可悲命运，并渐渐对这样的命运感到满足。再没有一个诗人肯认真听听，看批评到底言说了些什么，因为知道它不可能说出什么；没有一个诗人再对它心存敬畏，因为它权力尽失、威风不再，倒是希望有一天它也能为自己当当吹鼓手。批评成为创作的奴仆，不敢在创作面前扬眉吐气，更不敢就创作的话题说三道四；要找到评论家也不难；在诗人们风风火火推动诗歌运动的疯狂飙车走向极端的庆功酒宴里，间或就能看到几个批评家黯淡的身影。善良的人大约以为这样对创作反而好些，其实恰恰相反，失去控制的河流只能导致灾害；园丁缺位的地方，势必花园将芜，只能是国色蒙尘天香不再，荆棘挤占了莲荷的位置，梅林被当作枯枝砍掉，菊花则因为恶草的遮蔽更其消瘦，到处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凉景象。无法无天的诗歌创作最终只能反过来损害创作，其出口（如果有出口的话），不在真正的多元，倒是十足的混乱，——这就是后批评时代的残酷现实。在这里我们似乎找到了诗人纷纷介入诗歌批评的真正原因：既然批评家无所作为，诗人们只好自己上手，结果历史上一直为批评家牢牢掌控的话语权，从此落入了诗人之手。如果是品格高尚的诗人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可如果是落入了一些自以为功成名就、一言九鼎的诗歌阴谋家之手，其情形可想而知。既要在园子里种上自家的花草，又要承担起园丁的职责，于是这园子将再不可能有什么公道可言，它很容易就倾斜到自家人一边，有时直接就是向诗人自己倾斜。权力是按自己的规律运作的：同政治上的权力过分集中必然导致腐败一样，诗歌领域里的权力过分集中也决不是什么诗歌创作的福音。某些被认为掌握了话语权的诗人，一旦偷来了批评的大棒便再也不肯放下，或者让它再度旁落，因为他们尝到了甜头，觉得批评是个好东西，不光好看，还有用，于是把它随心所欲地挥动起来，对一大批风格不同的诗歌作品开始了围剿和扫荡。善良的人们也许以为这些人大体会适可而止，可是被认为握有话语权的诗人偏不，总是倾向于将手中偷来的权力超常发挥，宁可将优势用尽，不只在若干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对自己作品的倾销，而且试图像一些政治上的人物一样，提前对后事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安排，直接影响新生代诗人的创作，借以继续 ** 诗歌，勉强维持自己一派在诗坛上的既有地位。
　　批评的失语和缺位是当今诗界最令人痛心的事情之一。所形成的权力真空，正在造成天下大乱的苦果；诗歌界围绕抢夺话语权而展开的角逐天天都在进行，正所谓如火益热、如水益深，今天置身其中的诗人们也许正处在刚刚开始受用的过程之中。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批评和创作的双重无序和诗歌若干基本问题的是非不分。一些后起之秀因为错误的诱导，在注定是没有前途的试验上继续浪费着宝贵的才华；某些后起的诗歌新人又因为权力场的巨大作用而人格扭曲。鱼龙混杂而又江河日下的诗歌现场呵！在这样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混乱时代，有多少小丑因为你的错误推荐而黄袍加身、沐猴而冠；又有多少诗歌作品的鸡毛因为你的无意托举而成批成批地飞上了蓝天！有时候我们真的突发奇想，想要呼吁重建批评的权威，呼吁被创作流放的真神回来。然而当我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发现这些年的损失远不止此：批评的缺位不仅导致了时间的浪掷，而且正在造成诗歌批评领域才华投入的不足。批评不同于创作，要求从业者既要非常熟悉创作的机理和甘苦，又要具有扎实、高深的理论学养。一批学院背景的青年批评家虽然有很好的专业学养，对创作实践却相对陌生；一批诗歌作者投入了批评，而学养却又明显不足。重建批评的权威，使批评摆脱无所作为的状态，看起来比创作的中兴还要困难。由于长期的失语，创作已经习惯了无政府状态，对批评的要求仅止于赞美，对真正的批评普遍缺少含纳的雅量和耐心，重建批评也许只能指望天才出现。不过这样的混乱时代，也为一切想要一显身手的批评家脱颖而出创造了再好不过的历史机遇。批评的光荣不可能属于懦夫；谁能出来收拾旧日的山河，谁就有可能一统天下，重建批评的权威，从而一举夺回失去的王冠。除非我们这个年代的批评家永远不准备有自己独立的言说，除非我们这个年代的批评家永远不准备让僭妄的创作归位，否则必有未来年代的批评大家携重器应时而生，以权威的力量重建昔日的辉煌。

　　　　　　　　　　　　　　　　　　　　　　　　　枪挑欲望书写

　　上半身与下半身之争——亦即灵肉之争，乃人生根本问题之争。若论好恶，在灵肉之争中我肯定站在灵的一边，若要在灵肉对峙的状态中投票，我会毫不犹豫地为灵投下一票。在我看来，比起只能依本能行事的肉，灵在占有真理的多少方面无疑拥有绝对优势。没有肉，灵就成了空中楼阁，无处附着；可是没有灵，即使再强壮，也只能是行尸走肉，不会有生气和光彩。套用托尔斯泰巨著《安娜•卡列妮娜》著名的开头，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表述：“肉的故事是相似的，灵的故事各有各的不同。”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欲望书写则恰恰相反，对它们而言，文学不过是欲望的传声筒，是一种题材单一、没有操守的东西，意味着用大量没有生气的文本，言说令人生厌的雷同故事。
　　通过自戕引起围观总是最容易的，不需要任何创造就能做到。把灵魂言说变为欲望言说，并不意味着文学有了多少可堪称道的进步，因为欲望书写并非始自今日，自古以来就曾在文学里一再露头，且有过不少极端的先例。在高尔基时代的俄罗斯，有人专门写文章歌颂性交，其肉麻的文字，足令今天诗歌中的下半身诗歌望尘莫及，其结果当然遭到高尔基等文学大师的坚决抵制，最终也没见弄出什么气候。新时期以降，一些小说作者出于商业考量，率先将这些货色接过来写进小说，并堂而皇之发明一个新词——“身体写作”，不时闹出一点动静。其上乘者是将性作为佐料添加到严肃的文学创造里去，成功者有贾平凹的《废都》；那个《像卫慧一样疯狂》、以及此后的《魂断激流岛》之类则等而下之，直接写性交，不过是将隐私论斤拍卖。在后来这些以大胆著称的作家手里，小说不再只是小说，而是变成了颓废生活的低级展览和个人隐私的拍卖现场。这些欲望书写的先例在图书市场上或成功或失败，情况固然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可是在当代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写作中造成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即他们无疑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启发了下半身诗人，以致一批自以为勇敢的青年诗人开始将这些东西移植到诗中。这些试验的大胆不言而喻，自古以来的诗人似乎没有过这样的“坦白”，居然将性经验、性心理全盘端到诗中。题材的敏感，使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围观的效果；抢先一步的快速行动和网上网下大规模的哄抬造势，又使这些诗作文本被认为带上了某种先锋文学的意味。一些刚起步的诗歌新手则闻风而动，以为诗歌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急于在下半身这里进行新一轮抢注，从各个地方轰然而至，挤满了下半身诗歌登坛作法的诗歌现场。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设问，在历史上欲望书写从来没有弄出过什么好东西，——《金瓶梅》不如《红楼梦》；三级片虽然极其真实，从来没有登上过奥斯卡领奖台，神经正常的人们看电影还是选择那些严肃的东西。欲望书写的命运其实是早就注定了的：围观的人群，最终将因为乏味而轰然走散，随之而来的，则是下半身作为一个诗歌写作集团的逐渐解体，归于淡忘。
　　诗歌不是一种能够被创造的东西，诗歌是在创世之初就存在的，与这个世界上可见的河流山川、星体天河一样古老。它只能被发现，却不能被占有。它的表现可能不断翻新、变化，有待一代一代的诗人去探索和认识，可是作为世界固有性质的一部分，它们一直就在原来的位置上呆着，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似乎也没有要随意增加或减少的迹象。文学是上帝上空半圆的辉光，上帝在则文学在，上帝缺位则文学从此不成其为文学，变得什么也不是。文学是恒定的东西，与永恒在一起，准备占有比一般所谓人类的世代更长的时间段落。只有彻头彻尾的伪文学，因为是伪的，才是可以不断跟着社会潮流变动的；只有伪的文学，才去迎合受众，顺着受众的趣味走。欲望书写者一再辨护说，现在是一个物质至上的时代，对物欲的追求正在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欲望写作恰好顺应了这个时代的潮流。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理，可细一想，原本和那个强调文学成为时代精神传声筒的说法没有什么两样。在他们看来文学正如进化，是线性进步的，指向被理想化和总是被无限夸大的未来；在他们看来新的一定是先进的，新的永远比旧的好，这种廉价的乐观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鼓舞人心，容易被人相信，因为在我们这里的文场上，永远充斥着对新不加思考和怀疑、只知一味叫好的庸众。这些辨护士其实没有分清什么是文学，以为顺应了时代，就一定是好的；他们简单地理解文学，以为文学就是跟着社会的潮头跑；相比之下，等而上之的文学则是得风气之先，当社会的列车不跑的时候，就硬牵着社会的列车跑。在他们看来，文学是动力，是火车头，而社会就像是蹲在前面黑暗里苦苦思考的怪兽，一直在等待着被一个叫作文学的东西表达和拉动。这里暴露出我们这里的文坛上对于文学一贯的误解。文学当然要变，但文学从本质而言是一种精神的坚守，与新或者旧无关；——虽然有时候文学的呼唤和要求，看起来恰好与一个时期社会的进步相吻合，但文学并不以是否与时代保持一致为最高价值指归。文学是人类良知集中善的东西和一切真的东西，按美的法则打造而成的精神的锚，沉在最深的水域。它是恒定的东西，可能一百年一千年仍然在那里。正因为它的不移动，才为人类生活的航船提供了永恒的参照，成为人类进出生活之海的指路航标。文学的使命不在于充当作为社会动力的火车头，而在于从本原的意义上规定着铁道的方向。我们看到的文学，在黑暗 ** 的年代里，可能表现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着要求；在物欲横流的年代里，则极可能又是向后的，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嘲弄和不合作。文学正是这样，以它特殊的力量校正着生活的准绳，引导人性从时代的迷途上成功归来。正因为如此，正宗的文学一定是从容的，有足够定力的，以不变应对万变的，无论经过了多少朝代更迭而不改初衷的。
　　这里的论述并没有要贬低欲望的意思。欲望作为世界的原动力当然无罪，也是世界本质的一部分，可是说到底，欲望一般而言总是盲目的和糊涂的。在叔本华的哲学中，欲望被称为意志，被描述为世界（表相）的本质。叔氏的哲学之所以被扬弃，乃因他从这种作为本质的存在中，排除了人性中神性的一面，因此他所谓本质其实不是本质，至少是残缺的本质。欲望只是一种原始的力，无所谓好坏善恶，欲望本身仅仅是要求不择地而出，是要求分裂和泛滥。可怕就可怕在它永远没有方向，既不知道自己的危险和痛苦的现状，也不知道深陷痛苦的原因。要想知道这些，找出出离困境的道路，说到底还得灵魂出来说话。丑陋的欲望能说出什么惊人之语呢？即使是沐猴而冠登上世界讲坛，大约也不会讲出几句深刻的道理，大不了说出一些人人都知道的要求，且很可能失之雷同，——无非见了钱，会说我要；见了权，会说我要；见了美女，则换成我操，仅此而已。这些粗鲁的要求一点也不精细，没有安静的品质，甚至极为粗糙，还没有脱离最粗浅的经验层面；初听起来也许觉得刺激，让一些人觉着爽，够味，听久了会生腻，以至纷纷走散，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欲望书写下场不会比这个更好。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诗、艺术从其本性看，是最容易变得淫荡和狐媚的，其原因在于，美、艺术原本产生于享乐，有一种向淫乐一面靠拢的倾向，有时候几乎可以说美的本质即在于享乐。艺术之美总是被织进富贵的光晕，成为富贵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奢侈品，在古代美只供贵族专有，是贵族之为贵族特权的一种。美虽然产生于劳动、庆典、礼神这样一些人类的基本活动，是底层人民的创造物，可是一旦产生出来，就想离开底层，向天空蒸发和逃逸。它就像是一些出身贫寒的人子，虽然气度不凡，可是出身的低贱总是逼人无限悲凉，因此一门心思要离开，将悲惨的身世掩盖起来，像模像样地做成一个富家子，过花天酒地的日子。它不愿意再呆在自己产生的地方，也不准备再言说什么痛苦，想说些有快感的事，并且在形式上一天天去掉粗糙变得精致，最好能被资本看中，被收购成为摆设，供奉在豪宅的案头。这样的待遇当然不错，可是美在这里也就失去了生气，被慢慢淘空，最终不再是美，这是自古以来在艺术身上一再发生的残酷事实。美或者艺术如果想要有所作为，不甘于在脂粉堆里混没了人气和生气，必得仰仗于诗人或艺术家的理性和人格力量。诗歌作为一种高贵的精神产物，只能生成于人类理性对欲望的成功控制。欲望要想变得美丽，必得接受灵智之光的抚摸和打量，正常的、理想的状态，乃是灵与肉的和谐圆融。历史上确曾有过存天理、灭人欲的黑暗时代，后来又有比前者更甚百倍的“文革”浩劫，这是用灵来完全否定肉的极端先例，教训不可谓不深，不过这只是历史上在特殊时段、特殊背景下出现的极端个例；而且这个灵是被扭曲的灵，说到底不是自由的真灵。在历史上更多的情况，恰恰是肉的一面无限膨胀，极大地挤占了灵的空间，使灵的一面在很长时间里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欲创造真艺术的诗人需要用自己一份清醒心智，为总是向深渊倾斜的欲望拴上可靠的缆绳。就像流水，若放纵开来，只能造成灾难，有了山和岸的控制，却变成河流；遇有石头的阻挡，则翻出浪花；遇拐弯，则形成美丽的河湾，高雅如诗者亦如是。反观下半身写作，乃彻头彻尾的欲望写作，即欲望在诗歌中不受限制的释放，说穿了不过是以诗歌纵欲。他们将“诗人说”，变成了“欲望说”；将“神说”，降格成了“欲望说”；他们用减法将世界减化，成为欲望的传声筒，其实质是人类精神对于物欲横流的现代商业社会的全面投诚，其中一些被认为优秀的文本不过是对某些小说文本或电影中的三级片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抄袭。下半身写作似乎是对于传统的反叛，但是其先天不足在于，他们的反叛从一开始就是对肉体要求的全面迎合，没有对肉体低俗一面保持必要的警惕。既然向上的路意味着困难，下半身诗人就选择一条向下的路、亦即一条最容易的路。下半身从来不想对这个时代负责，或者有一点忠告，惟一要做的是像发情的狗一样急急忙忙寻找快感。下半身诗人取法于欲望，因而低于欲望，永远处在欲望的俯视之下；在下半身这里，人性就等于欲望，他们将兽性扶上王位，还硬要让人们相信，这就是文学的真神。革命的一面早已在自渎中耗散殆尽；它们不想站在比这个时代稍高一点的位置，而是顺着它，跟着它滑落而滑落（与整个社会道德的滑落恰好同步），在这样一次滑落中，肯定是下半身诗人最先落地，一直跌到了时代的谷底。他们因为好奇和好大喜功，从宝瓶之中放出了欲望的魔鬼，但是不能把它降服，而是敬着它、供着它，心甘情愿地做它的奴仆，任它的青烟在文学的海边越长越大、完全失控。
无论男女，私处就那么有限的一点，将这些东西一一暴露完毕之后，欲望言说者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好戏可唱。在去年的一篇短文中我曾经说：“我宁可这样理解特定时期出现的下半身写作，我认为它只是一个狡猾的商业策划，是一批极聪明的新生代诗歌写作者对诗坛的一次强行进入。他们找到了一个切入的角度，拣到了一块自认为好的敲开诗歌大门的砖头。下半身这个口号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在当今也有很好的卖点，仅此而已。我不相信这批诗人会下半身一辈子，会下半身到底。这只是他们写作的策略。我只是对那些一拥而上的继起者，不断在网上弄出一些很脏的文本感到可怜和惋惜。这些人只是下半身的炮灰，下半身们利用完了这块砖头转身走人，很快就可能不知去向，这些人却还留在原地自得其乐，没有任何希望地跟着瞎起哄。”到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我甚至已经看到了这话应验的某种迹象。

　　　　　　　　　　　　　　　　　　　　　　　愚蠢的WD

　　在芸芸众生的人海里，比WD富而且贵者如过江之鲫，可是好像没有人敢于明目张胆地走近一个诗人去嘲笑一个诗人的清贫，因为这些人知道，诗人炫目的亮光会照见这里的愚蠢，他们一般会选择避开，到自己该去的地方去。在时间的大尺度里，一个诗人锦心绣口的永恒诗篇尚且稀松平常，一个个体朝生夕死、脆弱不堪的富贵其实又算得什么！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似乎没有看到一个人敢于走近杜甫，去嘲笑他的落魄和清贫，倒是有人一代一代地念诵他不朽的诗篇；也没有看到有人敢于走近梵高，去嘲笑他的画作如何不能见容于当世，倒是看见了一些后来的投机商靠倒腾梵高的画作大发横财。可是WD就敢，此其愚蠢之一。
　　听听此君是如何油头粉面地走近一个在黑暗中写作的诗人像暴发户一样说话的？他说：“一个落魄不堪的老文学青年”！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他还不算落魄；不准备老、也不会老，而老和清贫构成了一个诗人的耻辱，而这个叫作WD的诗歌写作者有理由得志便猖狂，因为他似乎远比一个纯粹的诗人要会倒腾，来得更聪明。
　　有诗人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把此人比作“狡猾的狐狸”，对此我不敢苟同。这位诗人一向看问题很准，持论公允，可这次肯定错了。WD决不是一只“狐狸”，在WD身上我看不到半点狡猾，倒是看见一些孩子气的单纯，——WD是一个长不大的、没有真正见过多少世面、却自以为抓到了诗歌把柄的坏孩子，——除了“坏孩子”，你能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会在自己编织的虚幻光环里沉浸得这样深、这样久吗？那些看起来气壮如牛、实际上非常可笑的自我吹嘘的狂妄言论，在中国这样一个崇尚后发制人、一向标榜大象无形、大音稀声的文化环境里，实际上说尽了一个不明事理、没有城府之人的愚蠢。WD的确并不见得聪明。在诗歌论坛上，似乎只有他跳得最高，常常连帽子都戴不住，以至于频频掉到身后的地上，不得不自己再从地上拣起来戴到头上。他以为这样自吹自擂，再加一点粗鲁的霸气，天下诗人就会一门心思跟上他走，这个诗坛就可以像江山一样在别人坐着的同时也归他坐着，以便很方便地坐收民间和官方所能给予一个诗歌写作者的所有好处，并将它们传之后代。不过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坏孩子”，他看起来没有接受过什么良好的教养（尽管上过几年中国的大学），却沾染了所能沾染的很多的坏。因为受到一些诗歌习作者的追捧，就以为自己真的写作着天才的诗篇，其胆大以无知垫底，其狂妄则直接源自愚蠢，依稀让我们看见阿Q在一个现代诗歌写作者身上的复活和暴发。这是一个因为玩弄诗歌机关而一天天变得非常令人厌倦的典型，是天下真正诗歌爱者的教训，而决不是什么成功的丰碑。此人每一个毛孔里都蒸发和流淌着匪气和流寇气，却硬要让人们相信这些东西吐纳若兰、艳若桃花。他像一个梦游症患者一样在这个高手云集的诗坛上，一个刊物一个刊物、一个论坛一个论坛地转着、走着，喃喃自语地重复着一些自恋症患者的含混的呓语，每有微辞即恶语相向；另一面，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点吹捧，也让此人至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沾沾自喜，——这样的角色，你说是狡猾还是愚蠢？你听听当一个叫“小二求”的网友说“我拥护WD！”的时候，这个叫作WD的诗歌写作者是怎么化名“利里用”发出这样的帖子的：“对！没了他，就像没了我们的爹娘或现代诗的波德莱尔！”——这像是一个胸有城府、而又奸滑如泥鳅之人说得出来的话吗？奸滑之人永远藏在暗处，让别人先出刀，宁可后发制人，决不会像WD这样，总是抢先出手，极霸道地要将个人的幻觉强加于众诗人，将自己置于屡犯众怒的风口浪尖之上。
　　这是一个沾染了匪气的孩子，在“土匪”伙里长大，吃得是“狼”奶，接受的是“狼”理论，信奉的是“狼”道德；作个不一定恰当的类比，这人让我想起伊拉克的萨达姆：出身贫贱，从小苦不堪言，一旦自认为羽翼丰满、权力在握，立马变得比谁都坏。
　　WD的蠢是表现在众多方面的。在几年前一首题名为《饿死诗人》的诗里，某君写下这样的话：“首先饿死我/一个艺术世界里的杂种。”WD偏爱这个“杂种”的称谓，曾到处引用，可见其对人对己并不盲目，可惜因为蠢，他还是犯了错误：是“杂种”不错，却不是艺术世界里的“杂种”，跟艺术没有多少干系，只不过是中外劣等文化的“杂种”：劣等与劣等“杂交”，不会变成好种，纯种，再“杂交”也只能是劣等文化的平方，不会变为优生的圣婴。WD师承王朔；如果不与野心结合，这一条线上的人物也不乏可爱处，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还可以作为个性解放而得到肯定，比如王朔，我本人就颇为喜爱，可是一旦与野心结合起来，这种人就很快走向丑陋，变得面目可憎。WD就是这样一个面目可憎的人物。我很想在这里指出一些善的亮点，可惜没有。WD其人浮躁，只学来了王朔狂的一面，却没有学来王朔作为一代文痞狂的手笔。此人的心里充满了邪恶，惟独没有为任何值得敬畏的事物留下空间。王朔好歹写过不少有影响的小说，笔下有情趣，语言过关，而WD只能生产出一些文字垃圾。说到骂人，王朔骂人以文本骂，写作长篇大论的文章，骂得头头是道，让人心服口服，WD骂人乱骂一通，与王朔比已入下三滥之末，不可同日而语；王朔骂人，选择对象为金庸、鲁迅之类名家大家，其目的无非为学术之研究，WD骂人，却任谁都骂，而且语言贫乏，无非“孙子”“鸡巴”“牛逼”“傻逼”“操你妈”“日你奶奶”“日”之类，其粗劣与肮脏，已远非其祖师爷王朔先生可比和可能想象。王朔以为无聊和琐碎、以为羞耻而不屑为的，此人拾过来当作经典，并将其光而大之。真是一代不如一代：种的退化是如此明显，以至任何人只要不存私心，都可以看得很清。
　　我所谓WD之蠢非谓一般意义的愚蠢，实乃小聪明、大愚蠢是也。
　　诗人通过作品赢得尊重，可是古今中外，像WD这样靠几首拙劣的小诗成就诗名的，几可说绝无仅有。以几首拙劣的小诗成名也便罢了，尚不失为一个小诗人，于诗歌既无大益，也不至于有什么大碍，可是WD的野心显然不在这里。考察其人发迹的奥秘，须得回溯到其人在某杂志做事的日子：注意，那一段的日子是WD作为一个诗歌投机分子发迹的关键日子。有了这样一个跻身一本官方刊物编务的机会，为一个诗歌野心家赢得了不小的成长空间。站在本杂志诗歌编辑的位置上，编选一个自我标榜为“经典”的栏目，外可以树立以为是什么诗界盟主、天下诗歌无不由我取舍评点的假象，内可以广结党羽，为以后落草、啸聚互联网准备资本，还可以以此为筹码，向官方诗坛的一些人士大抛媚眼。WD就这样结束了四处讨好、八面碰壁的流浪日子，渐渐爬上了一些官方刊物的版面。可惜这是一个得志便猖狂的人，且权势欲极强，又天生精力充沛，他并不以在刊物上发表一点作品为满足，他小心地察看着诗坛的动向，当自以为羽翼丰满，立刻格外卖力地干起了过河拆桥的勾当。
不管你信还是不信，WD后来的轨迹就是如此：在一个并不很长的时间里，完成了从一个权力挑战者到一个诗歌小丑的惊人蜕变。

　　　　　　　　　　　　　　　　　　　　　　　幻美的汽球

　　这些诗特点之一是取材的大。我发现你特别喜欢选择那些高大的事物作为抒情对象，像高山、大海、草原、大漠，往往是越到后来越高大，越高大，便越是让你自己窃喜不已。
　　高大的东西在以凡庸为特点的日常生活中无疑更为壮观，诗人钟情在所难免；问题在于是否凡高大就好，抑或越是高大就越好呢？这高大与人类终极命运到底有哪些必然的联系呢？我发现，不等给读者以令人信服的回答，你已经急不可耐地以此为依托，开始了对渺小的否定和批判，凡是自认不符合高大标准的，均在否定之列，其中包括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全面否定。呈现在这些作品里的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事物美丑、善恶相互耗损又相互依存的无比丰富性复杂性和多角度、多层面表达的无限可能性被抽取殆尽，代以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简单取舍。这当然是艺术探索里比较省力的，可是代价也很明显：以高大反对渺小，以精神对抗物质，构成了这些诗作的基本冲突，如果一定要照直说来，你似乎还没有力量、也未能在一定的深度上将两者统一起来。
在我看来，这批诗大抵只是一次苦闷的绝望突围，是激情未及冷却时的突然外泄，或者说由于急于说出，你的笔触，还未及真正深入到通常称之为事物本质的那些方面。强烈而充沛的才情在虚荣心的诱导下夺路而出，使你无暇顾及艺术应有的节制。从诗中看到的，是一个极其惶急、无奈、而又绝不承认的形象。你显然也看到了苦难、蔓延的罪恶、默无声息的忍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被痛苦煎熬，看见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不同的是，你选择了逃离，逃离而拒绝携带大地的苦难。这是一种总体的假，有一种得自先天的假的倾向。如果抽出一些段落和句子，的确不无可取处，有的几乎可以称之为好诗，特别是几篇长诗相当令人惊喜，比这些年流行诗坛的一般写作要好很多，只是在我看来，以你的才情和实力，完全应当能够更好，能够携带比现在更多、更丰厚的生活内容。如果用高标准要求，老实说这些诗从整体上看，根扎得还不是很深，气盛而内虚，经不起更加严厉的追问。诗里起劲地倡导的事，你本人未必打算实行，其基本价值取向与人性的基本要求相抵牾，与中国这个穷了几千年的民族，与自有人类以来一代又一代人无不全力以赴、试图从贫困中突围的基本事实格格不入。这些诗的精神太过清高、太不食人间烟火了。窃以为物质文明的创造和积累虽然总是伴生着罪恶和苦难，但是作为人类财富不可或缺的部分，不仅为大多数人心向往之，相信老兄本人也一定相当心仪。诗里给人类开出的药方并不能拯救人类，读者循着你指引的道路一路追寻而去，那里什么也没有，连诗人自己也没有，诗人早已悄悄回到人间，有滋有味地过起了俗人的生活。这算不算一种“欺骗”呢？我以为算，只是比一般的“欺骗”高级得多，因为它们确实是诗，具备了一切诗的要素。
　　亲爱的诗人精心地（当然也是善意地）设置了美丽的陷阱，只能诱引善良的读者上当！
　　诗歌的创造是很难的。在复杂的当代条件下，要创造伟大的诗歌就更难，除了天赋才情和技巧的准备，对存在的坚决面对和伟大人格的坚定操守，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目下许多诗歌写作者在朝最容易的方向走，而在你的写作里，这些对成就伟大诗歌而言很重要的东西得到保持，这一点难能可贵，是必须给予充分肯定的。我不是说你向上的方位错了，你的方位完全正确；我只是在说，你的向上没有携带大地的苦难，因而成了一种对苦难的逃避，这是很令人遗憾的。这些诗作对于一个一般的诗人确实可以算得非常可喜的收获，对于像你这样富才气和勇于探索的诗人，未必就能让人真正满意。诗有更重要的东西，比方作为一切文学命脉所系的真。这些话算我的一点感想，仅供老兄参考。读者需要更为亲近、也更深沉厚重的诗人，需要无论地球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能跟他们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的诗人。只有这样的诗人，才有可能在生活的道路上与他们一起走到最后；也只有这样的诗人，才有可能与读者在更高的层次上相互打开，为他们提供支持的力量和迷茫中穿透的光辉。

　　　　　　　　　　　　　　　　　　　　　　　　精神的腹泻

　　多年前某地有一“毛孩”出世，曾引得媒体一阵热闹，有学者称之为人类的“返祖现象”。事实上在我看来，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人类“返祖”，倒是人类相对于祖先的“退化”。比若体能，平均寿命是延长了，从生存环境的恶化和占有生存资源的多少看，生活的质量却在下降；身高增加了，人的体能和耐受力却在下降。夸父追日和后羿射日、与颛顼争天下败而怒触不周山的水神共工，因为是神话传说姑搁置勿论，单是考古发掘出来的兵器重量一项，明摆着已经超过了现代人力量的极限，更惶论挥舞这些兵器上阵杀敌。《三国演义》中众多历史人物，有不少都是力气过人的好汉，《水浒传》中也是；面对这些食量惊人、力大无穷、虎虎有生气、动辄可以拳打老虎、倒拔杨柳的祖宗，现代人除了惊讶和叹赏，实在无话可说。
　　在精神层面似也未可乐观。一般认为越是现代，人类便越是聪明，脑子越是好用，这话从某种角度看是对的；现代运输工具延伸了人的四肢，电脑延伸了人脑；由于科技的突飞猛进，在与大自然的永恒对峙中，人类似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是不少有识之士看到，在更广大的精神领域正在发生着的退行性变化，比起人类在体能方面的退化实在是有过之无不及。报刊杂志越来越多，好文章好艺术品却没有随着报刊的数量增加；书籍在总量和印装质量上远远高于古代，思想含量却未必跟着增加。创见越来越少，模仿和剽窃越来越多，真正的创造无异空谷足音。及至电视，更等而下之，充其量不过为凡夫俗子提供了更好的廉价消遣，使整天守着电视机、为又臭又长的肥皂剧消磨生命成为可能。电视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无非是帮助人们将未必需要看到的事物看得更清；图像越来越好，音质越来越美，无非是可以让人们更舒适地看流行歌星如何呼天抢地、摇而滚之，听播音员就一些现象层面的事物喋喋不休，新鲜的看法、有创见的观点几如凤毛麟角；所谓创造，不过阐释、印证和拿来。一点古人早已有之的见解，可以无数次回锅，炒成现代版的文化快餐，以便在市场上热蒸现卖；一点点新发现新见解，在现代文人手里，会动辄写成洋洋数十万言的巨著。像鲁迅那样精瘦如骨、海纳百川、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巨人型的写作几近绝迹，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蜕变为垃圾生产的过程。
　　难怪有人将自己写的诗叫作垃圾诗，自己一派叫垃圾派。——这是一种不问目的、不计后果、且完全失控的堆积，精神空间之越来越小、越来越逼窄的事实，引起有识之士对于窒息的恐惧，极端者乃起而反之，把罪责归之于文化，反文化、反神圣、反崇高一时竟成风潮。可恐惶归恐惶，不问来世的人类，还是尽情无度地挥霍着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方便，今天的写作人，越来越像社交场合那种只知夸夸其谈、却不善于倾听的角色，隐藏不住的是内心深处对功名利禄的急切探求和自我表现的强烈渴望。酒只有一瓶、且未必就好，到现代人这里，马上给你勾兑出一桶，还要恬不知耻地号称极品；小情思小感悟只有一点，且不见得就深，在一个现代作家手里，马上给你做成一部长篇；诗只有一两句，且未必就真，到现代诗人手里，哪怕只是一些小诗的硬性拼凑，他也要给你操作成宏篇巨制。生机和活力从诗文里悄悄流失，创造的萌芽未及露头便窒息而死，所谓写作，多沦为模仿、抄袭和相互剽窃。这样气候即使雪芹再世，也难保耐得寂寞，能在“悼红轩”中将一本《石头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孔子复活，大抵也不会亲率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周游列国，身后倒极可能跟着成群的女秘书，由先生口而授之阐而发之，薄薄的《论语》将演成浩浩巨著。到孟子也不必老实用功，只要善于包装，精于拉帮结派扯直了嗓门，兼以自吹自擂的勇气，名声没准倒会在江湖上越来越响。
　　一方面是进步；一方面是退化；一方面是上升，一方面是沉沦。昔日为帝王和贵族专有的艺术以及种种被视为享受的特权，为寻常街巷普通百姓所有；在城市，形形色色的彩灯将夜晚装点出一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荣景象，一个乡下人突然置身闹市，往往误以为走进了天堂；出租车比任何古代贵人的大轿都要便捷；克隆人、网上聊天、坐飞船周游太空，成为这个年代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地球村”的概念被普遍接受，现代通讯手段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密切地将地球人联为一体；如果对美女的龚断性拥有曾经被视为皇帝的专利，现代市场则从其中发现了无本万利的巨大空间，再也不愿将一个巨大的市场弃如敝履或者把它拱手相送，尽管一次次扫黄打非，仍然通过色情商业活动把性交易扩散到民间寻常街巷。这就像是一种从统治阶层向社会下层慢慢扩散、释放的运动，一个生活在现代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方面所能享用的花样，远远超过了一个古代中国皇帝想象的极限。然而前进不等于幸福；人类的全面提升来日尚远，正如过了一千年、一万年，所谓幸福依然遥不可及。人类似已走上一个困难的关头，——惊涛在前，即使拥有物质财富和现代科技两方面的长足进步，已无法再保有闲庭信步的自信和从容。足迹所及到处垃圾，不是物质的，就是精神的。呼吸着垃圾的空气，目睹着垃圾的景观，在垃圾的围堵之中，看垃圾车颤巍巍地穿过城市奔向郊外，一个现代人不能不为垃圾的大规模积累感到震惊！
　　在一个精神腹泻的年代里，成龙的机会当然不是没有，可那得看你在多大的程度上对垃圾保持距离，否则未成龙先成一条垃圾虫，大约不是没有根据的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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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原创点击：2445 时间：200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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