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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悬疑心理分析小说：大宅入梦（下）

                                             大宅入梦（下）

                                                           【陕西】刘诚

    说了这么多，你当然已经明白我的意思，即说到底，我们不过是半出世，半入世的；半现代，半古代的；或隐而不居，这里住住、那里住住的；而且我们的隐居生活，一定是极其丰富和随心所欲的。我将不时通过电子邮件，与世界各地的读者保持联络，不时通过电话与外界交换信息，密切关注台海消息——这决定中国命运、也将牵动世界的惊世一仗会不会打、什么时候动手？国家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统一？虽然隐居，但我绝对是一个爱国的隐士，最纯正的、天生的那一种。我会关注这个国家，它的政治和国运，也关注着我的作品的再版情况和盗版情况，它的发行的数量，以及在销量排行榜上的位置——因为这直接影响着我的版税收入；它们的影响，和读者——尤其是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评论家对它的说法，这样的说法价值虽然不大，有时却刺激你产生新的灵感，进入新的创作过程——你知道，这对于一个有影响、有成就、在国内外拥有读者的作家乃是至关重要。我也会十分关注着我的各种邮件，还有我的几种主要的收入——源源而来的退休工资和我的稿费，是不是统统如数到账。我倾向于在那里居住一段，如果想热闹一下的话，就到城里过冬，城里仍然保留着我们的房子，熟门熟路，里面有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一切，同样为我们所热爱。这座城市冬天的时候大雾茫茫的庄严气象让人留恋。我将利用这样的机会，出席一些高朋满座的大的场面，与文艺界的老朋友见面，愉快地交谈，间或哈哈大笑。或者干脆做出这样的固定安排：冬天在城里居住，夏天在乡间居住，或者完全相反，间或到世界各地旅行，这个完全听凭自己做主。当然，在安排最初一段隐居生活的时候，也会很自然地考虑到至少两部大书的写作：一是一部隐士传——主人公不是我，而是曾在福人山把隐士做到底的伟大诗人前辈；一部是自传，我不拒绝将自己的一生说出，不会像米兰•昆德拉一样绝对，执意要把自己隐藏在作品背后，米兰•昆德拉也未必就是我特别心仪的作家楷模。这部出版商急切等待中的书，我会花费更多的心血，写作的过程可以一直拖到很久以后。尤其考虑到我即将成为一个隐士，这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仍然是一个新行当，身份仍然可疑，人们对此说三道四在所难免——与其如此，何如由自己把所有的真相提前说出呢？这样的写作计划，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隐居计划的一部分。我甚至已经为这部书列好了提纲，很顺手地起草了最初的几章。总之，我们的计划相当的精细，涉及到隐居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理想，并不是要做成一个百分之百的隐士，我们不会那样绝对。说到底，我们也是讲求实际的人。在这个据说是全球化的年代，资讯控制一切，新事物滚滚而来，新主义在不断地产生，人们的血在燃烧，一个人即使想这样做也不可能。物质主义的一切，声色犬马的一切，通过风从空气里吹了过来，把时代的空气充满。电视，还有你每天必不可少地要求浏览一过的厚厚一叠新报纸，将不断地把世界的风吹到你隐居的地方，新东西不断地在电视广告里向你起劲地招手，挑逗着你的欲望，更何况还有网络，有许多东西通过互联网这一超级工具向你吹送，你跟世界实际上连成一片，难以分开。如此，我们倾向于对那些野心勃勃的过于理想主义的隐居计划，比如完全放弃美食、完全放弃名利等等诸如此类的诉求，作出大胆的舍弃。我们研究道家的理论，可是不会把自由散漫的隐居弄成道教徒的苦修。我们并不幻想长生不老、得道成仙，我们认为做一个人就很好，比如做成一个隐士。我们不想把它搞成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以便使自己的后半生左右为难。而且，我必须声明，我们的隐居计划，也并不是立马就做——它的时间上限，应该在我和我的妻子王玉菁女士退休之后。在此以前，我还要跟我的同行们不冷不热地周旋十几年的光景，还有更重要的斗争必须面对。

                                                       五

    当然，有关大宅子的来历，也必须有所交代才好。这座房并不是祖上的遗产，而是父亲和母亲一代的新创。父亲对这样的业绩甚为自得，经常拿它与老一辈人相比。爷爷活着的时候，每当父亲这样比，爷爷总是羞愧得无言以对，因为在爷爷一代人手上并无大的建树。父亲虽然从小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没有文化，可是从某个角度看，最大限度地继承了曾祖英雄气度和远见卓识的，正是父亲，而不是别人。和村子里许多同龄人相比，父亲是当之无愧的大手笔：这些人多半不过是依托祖上遗留的几间旧房子抱残守缺、修修补补，顶多再在旁边续建一间两间，父亲却是在和母亲结婚以后的一穷二白里，白手起家建起一座大宅，而将旧房子完全废弃。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带木料原本不缺，到处都是上好的大树，缺的只是胆识和气魄。自从有了修建一座大宅的规划以后，父亲说干就干，满怀激情地投入实施，在他的身上所焕发出的非凡体力和智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想象力，让村里所有的人、包括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都为之暗暗吃惊。父亲东奔西走，先是在一个最佳的位置确定了屋基，到当时的人民政府办理了审批手续，后来宅院建成之后，位置之佳人人折服，不少人后悔：当初他们修房造屋的时候，为什么就偏偏没有想到那个位置呢？接着，父亲暗暗参照村里地主的房屋格局，对整座宅院进行了通盘规划——那位地主已经在“文革”期间的一次持续批斗中暴死。父亲悄悄地对木工说：“就按照地主家的房，给我修一座同样的宅子。”为了准确复制，木工曾亲自前往暗暗察看，看过了那座房严谨合理的结构，雕梁画栋的门窗，古色古香的摆设，果然为父亲修成了这样一座崭新的宅子。那时候村子里人心很齐，一家有事全村帮忙，风气很好。父亲是村里响当当一条汉子，又有力气，又重信誉，顶天立地，家家有事离不了父亲，父亲有事焉敢不帮？结果人人争先。人们从山上为我们抬回了最好的青冈木做柱头，石匠带着徒弟，从山上为我们开出一块块的石条和柱顶石，一切都在父亲钢铁的意志下按计划强力推进，从无半点延误。最大的问题是烧制砖瓦，这件事费时费工，须提早着手，好在一位姨父是槐树关一带有名的窑匠，先一年就请到家里为我们烧制砖瓦，按一大窑千砖万瓦计算，我们的宅子须烧制整整三大窑砖瓦，这些事情都在一年之内顺利地完成了。新烧成的砖码在地上，像一座青色的长城；新烧成的瓦盘在地上，像一座座青色的小山丘。第二年春天，选定良辰吉日，宅院正式动工。立房上梁的当天，父亲兴奋极了，跑前跑后，用一床簇新的红花缎被面，包着一副文房四宝，将最中心一间房的大梁包裹一新。村子里的小伙子们一声吼，从四面八方拉着，用绳子把这根大梁慢慢升了上去，被两位木工稳稳地接住，架到了两根柱子之间。村子里最好的木工师傅，提着一只用红纸包裹的斗登上大梁，斗里面装满了各色面果，夹杂着一些金黄的干草屑，面果里面全都包上了一分到五分不等的硬币，有的还装着古钱、铜元之类，一边大声念诵着吉利的口诀，一边在大梁上稳稳地走动，走过去再走过来，然后在正中位置坐下，把飘梁弹向四面八方用力抛撒。木工师傅是一个爱热闹的人，哪里人多就往哪里抛撒，哪里立着妇女就往哪里抛撒，他抛撒得很稳，不慌不忙，就像是在下一场黄金的雨。如果没有人见过馅饼从天上掉下来，就到父亲的立房大典上来看一看吧；如果没有人相信金钱会从天上掉下来，就到父亲立房上梁的现场看一看吧，那里果然在下一场黄金的雨，馅饼的雨。雨滴是这样大、这样沉，有的就砸在人们的头上身上，可是谁也不生气，谁也不后退。地面上站立的人们，只管东抢西捡，到处欢呼着、争抢着这些东西，全都嘻嘻哈哈，一派欢乐的胜景。欢乐的气氛一直持续到上梁以后很久。半年以前人们这样谈论：“梁生金房子动工了。”后来说：“梁生金房子断水了。”再后来又说：“梁生金开始打墙了。”“梁生金开始打院墙、修院门了。”直到父亲的房子完全建成，一座气象雄伟的四合院已经稳稳地矗立在村子中心稍稍偏东的位置，人们仍在议论：“梁生金房子修起了。”赞叹之声不绝于耳。此前有人曾说父亲心太大，摊子铺得太大，预计会因为缺这缺那而被迫中途停工，可是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费时半年之久，我们的大宅终于建成了。人们的担心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父亲本没有修建一座大宅必不可少的经济实力——劳力本不成问题，可是牵扯到钱，父亲不得不下软蛋，结果欠下不少外债。其中最大的一笔，就是必须支付的砖瓦钱，因为债主是姨父，先欠着，姨父也不好说什么。还有一大笔费用，是木匠的工资，只付给了一部分；剩下的就是木材费用，除了自家坡上的木材，还从曹东的老林买到一批最好的柱头和檩条——据说廊子上的四根立柱，就是从曹东购买；——这笔资金也多有欠账的。有这么多的外债压在心中，父亲和母亲当然不敢消停，宅子一建成，就开始发愤挣钱。乡里本没有挣钱的门路；母亲的工作是，除洗衣做饭出工干活挣工分外，一年之中，务必再喂养三头大肥猪；父亲则在出工之外，每一场都去槐树关卖一次龙须草。龙须草在哪里？在后面的山上，大峁小峁上下，漫山遍野都是，那时还没有分坡到户，谁勤奋草就属于谁，这给父亲这样的人大做文章以很大的便利。父亲通常是每天天不亮就上山拔草，到太阳刚出来，一挑龙须草已经担回院子，几乎天天如此。三天一集，每逢集日，父亲必挑上两大捆又干又亮净的龙须草，到三十里地的槐树关镇出售，那时候龙须草不值钱，每斤不过一分五厘上下，可父亲咬牙切齿、奋发图强，不到两年清偿了所有欠账，这座大宅完全成为我们自家的房产了。村里的人们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这样的速度，这样的魄力，通村上下，也只有父亲一人能够胜任。
    我就是在这座大宅子里来到这个世界。我的出生，成为这个家庭里的一个重大事件，不光是它后来的意义——父亲和母亲，那时候正急切地需要一个男孩子的顺利出生，来加强生活的信心，因为此前一个姐姐的夭折，曾一度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事实上我的出生，把整个家庭再一次推到了生死前沿。在我稍稍懂事一点的第四年里，母亲赵翠兰——一位慈祥贤淑的中国妇女，她告诉我，你出生在一九五六年的农历八月七日，这一年是猴年，因此你是一个猴人；一个火猴，出生在秋天。据说早在怀孕阶段，我就表现了一个猴人永不安分、决不安于现状、执意四出探索冒险的天性，因为别人在子宫里倒着，我却在子宫里站着，直接造成了出生时候的难产。在后来的人世生活里，这种永不安分的天性，使我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永远保持着一种迫切探求的欲望，因而受益无穷；而在当时，却给母亲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母亲很可能在怀孕期间，没有做过任何产前检查，因为从我们村到最近的一个小镇——酉水，也有十五华里的路程，其间还要翻越一座险峻的山岭，结果使这种危险的胎位固定下来，谁也不可能在分娩前夕的短暂时间里将我倒置过来，把胎位重新扶正。这是令人难堪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分娩，可能出现种种危险，因为有可能先下来一条腿。而在我们村，以那样简陋的条件，如有难产，母婴都只能等死。如此看来，我的出生实在是一次举足轻重的冒险，无论是我还是母亲，都没有退路。在荒寒而封闭的乡间，一般生育这样的大事，也只能由传统的接生婆用土法接生。我的出生，从发作到出世，整整持续了十几个小时，从前一天的傍晚发作，到第二天的早饭罢，仍然不肯出世，母亲与我一起，再次面临生死考验。不知道是什么阻止了我来到人世的脚步，为什么对于来到人世这样让一般人趋之若鹜的事情如此犹豫不决。事实上，到后来如果不是接生的表婆透露一些情况，我对这一重大事态将永远一无所知，因为父亲和母亲从不谈论。父亲当时不过二十五六岁年纪，性情焦躁，心急如焚，在家里急得团团转。我能够想象出父亲当时又焦急、又无奈的样子。他一定前前后后走着，不时走进简陋的卧室，看看万分困难的母亲，母亲反而显得比一个男人还要冷静。这时候，父亲会再看看在一旁走来走去的接生婆，如果可能，他有可能向接生婆大声要求应当属于自己的儿子。而接生婆——一位本村的表婆，当然只能轻轻摇头以示答复。父亲当时实际上也已经没有退路。对于母亲的难产，父亲束手无策，因为此前两年，母亲在分娩第一胎的时候，倒是顺利分娩了，却生下一个死婴。父亲不敢马虎，将家里的事情托付于接生婆之后匆匆登程，专意去距离村落十华里的火帝沟，请来了一位有名的神汉，想尽了能够想到的所有办法。据说神汉在震耳欲聋的铜锣节奏杂乱、没有任何美感可言的噪响里，突然倒地不省人事，过了很长时间忽然醒了过来，却说出一些不连贯的、让人惊奇的话语，后来自称为二朗神下凡附体。神汉当时就在我们家正屋的地上，使出一位二朗神所能使出的所有手段，一会儿念动神秘的咒语，一会儿在产床前焚烧黄表，上面画满了各种谁也看不懂的符号，一会儿在屋里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试图将阻挡我出世的神秘力量驱散，据说当时连翻了二十四个倒跟头，直到最后筋疲力尽，这才慢慢恢复了人的思想和记忆。神汉搁下一句“母婴无事”的话就走了，屋里的人却依然惴惴不安，直到此后五个小时，我才来到人世。也许是一家人的虔诚，终于感动了上天，我居然活着生了下来，发出了第一声啼哭。这一声啼哭，听起来一定完全不像是一个诗人或者作家的啼哭。在过去，为了证明自己是天之子，历朝历代帝王们常常编造出一些有关出生的美丽谎言，试图使自己的出生看起来更加不同寻常。我承认，我的出生完全平常，反而充满危险，当然我也不是帝王，我只是一个平常的普通人。但我比早四年出生的姐姐幸运，总算平安地来到人世。回想起来，生育发动达十几个小时而母子安全，实在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应当归功于命运显灵。很可能，最终在某一路大神那里得到了首肯，大神允诺，一定让这样一个孩子，在这样一位父亲和母亲身边出生。父亲那时，确实需要一位男性子女的出生，来鼓舞这个危机重重的家庭，重振生活的勇气，他得到了允准。因为按照一般的经验，在生育发作的危险时段里，胎儿的脚有可能蹬破羊水——这包裹胎儿的小宇宙，它一破，按一般的常理，胎儿就必须借着这一股生命之水的助力破壳而出，否则后果不堪想象。时至今日，我已经不能确切知道，在生命至为关键的十几个小时生死考验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奇迹，结果是我活着出生，而母亲被报平安。一声尖锐的嘶鸣从小屋里破隙而出。这一声嘶鸣，犹如一股强大的电流，在一瞬间扫过这座大宅，为整个家庭带来了耀眼的亮光，将两天来笼罩大宅的阴云一扫而光。村子里唯一的接生婆当时一定满怀喜悦，将血腥的婴儿用早就准备好的旧衣服一裹，抱在怀里，朝门外大叫：“梁生金，梁生金，快进来。你好有福，还是个大小子呢。”父亲听见，动作一定极为快速：他进去看了看，难以掩饰兴奋的心情，立即下厨，为母亲端上一大碗有米酒的荷包蛋——这罐米酒，是专为母亲分娩催奶的，终于派上了用场。妻子和儿子，对于父亲都至关重要，妻子折不起，儿子更为他所需要。你能想象在一次分娩里输掉了儿子或是妻子的后果吗？那将是一个家庭的破产，而在乡间，这样的破产天天都可能发生。我可以理解作为一个丈夫，父亲在长时间束手无策之后的兴奋心情。如果这个时候，父亲一下子跳了起来，我应当不感到惊奇；如果父亲大声唱出几句歌谣，歌谣也许很难听，内容也可能与具体的场景不符，可他依然大声唱个不停，我也不会感到惊奇。而他很可能暂时忘记了母亲，一位在产床上经受了十几个小时生死考验而筋疲力尽的中国妇女——她这个时候已经睡着了；——他把这些归功于神：由于这个孩子的出生，他从丈夫成为父亲；由于这个孩子的出生，这个一度命运悬于一丝的家庭将慢慢改变，最终成为这一带最负盛名、最被人看好的家庭；孩子是成长的，而生命的前途不可限量。
    在我的记忆里，一记事就是躺在这座宅子的一张床上，看着它的墙壁和楼板。如果努力回忆，似乎还记得一点父亲和母亲在那个遥远年代的生活情景。父亲还是每一集都要到槐树关赶集；母亲呢，也总要到槐树关去赶集，不是去弹棉花，一定是去称盐打油。猜想母亲一定是想趁赶场的机会回娘家看看，因为外公家就在那一座镇上，开着一家压面房，镇上的人都要到那里压面，院子里经常挂满了一架一架奶油色的机制面，散发出特有的湿面条的香味。母亲从一座大集镇的大户人家初为人妇，嫁到了山里，心里一定是万分留恋着山外，不时就想回去看看。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只能和爷爷一起，呆在这座崭新的宅子里，说是呆，其实大多时候是躺在床上，眼睛瞅着楼板。楼板是新的，墙壁是新的，到处一片明亮，隐隐飘散着一座新房所能有的松木和柏木的洁净的香气。直到晚上，父亲和母亲才能风尘仆仆地回来，有时是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能回来，母亲老远就叫着我的奶名，然后扑到里屋，又是抱又是亲，再不放开。回来的时候，总要把一团外面的冷空气带进屋来，有时干脆带进来漫天的风雪。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弟弟来到人世，也是在这座宅子里出生。父母要在队里干活，我就成了弟弟的保姆，正碰上三年困难，村里饿死了人，一位叫郭连生的人因为偷吃了一块苕母，被抓进县上的大牢，判处两年监禁。我们家后面的丝绵树被放倒了，据说这种树的树皮能够弄出淀粉，可以充粮食用。最后，村子里有一棵榆树也放倒了，据说也是为了充粮食用。山上的救兵粮红了，大家又上山哄抢救兵粮。最后村里人吃起了观音土，结果观音土也很快告罄。父亲总是喜欢另辟蹊径，他没有去争这些东西，听说山上有一种藤的根茎可以食用，父亲和母亲背上背篓上山了。我在家里哄着弟弟，偏弟弟又极不省事，一整天都在哭叫，弟弟一天没有奶吃饿了，再怎么威胁利诱也于事无补，直到母亲从山上回来。他们背回来两背篓树根，细细清洗干净，装进一口大缸，用清水漂起来，花费很大的功夫，最后制成了面粉一样的东西。可是，这种食物我和弟弟都不爱吃。好不容易这样挨过了三年，我长大了，上学了。手里有了粉笔，就在屋里到处乱画。父亲不让画，可是父亲一出工，我就在屋里到处画。屋内墙壁都是用石灰粉光的，画画很好。靠近地面的墙壁画满了，就支上凳子，后来干脆搭上梯子，往高处的墙壁上画。我那时不知道这座宅子对于我们的意义，它的价值，只是想画画。我所画的东西门类很杂，有刚刚学会的生字，有飞禽走兽，有蛇，有牛和羊，有喜鹊，有各种各样的形象，还有太阳、月亮和云朵，有山峦和树木，有草帽，还有人。我画过各种各样的人，有扎着羊角辫的姑娘，有大胡子爷爷，还有一些牛头人身的怪物，样子可怕，眉眼却极慈祥。按照爷爷讲的故事和神话里的人物，画出我心中的形象。最后还在一个地方，画出一座房子，有屋顶，有门，门口还挂一块牌子，写着“派出所”的字样。还画过一个面朝左的人头，戴着一顶奇怪的帽子，自以为很威严，上面还写下几个字：“中国人民”。这事后来差一点为我招来大祸——有一位干部到我家里来，吃完了饭却不走，一边用火柴棍剔牙一边看画，别的没说什么，却指着那一幅“中国人民”，一定要问为什么画了这画，难道中国人民就是那个样子的？后来母亲出来赔着不是，父亲也在一旁劝解，干部才不再追究。我心里真是恨透了那个干部，小拳头握得很紧，直到那人离去。不过我的想法不变，能画就好，就愉快；画上了又老远看，看着觉得好，就自以为得计。这座宅子到处都残留着我最初的绘画作品。我想，如果不是后来的一些偶然因素，我也许可以成为一个画家，因为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对绘画表现了特殊的热爱和天分。
    这座宅子确实是为我们所爱，它的一些事件，我们永生也不可能忘记。在这座宅子里，我经历了最早的一次丧事，就是爷爷的去世——这是我对此类事件最早的印象。爷爷去世了，据说死于食道癌。爷爷是一个富有文学才能的人，至少他应该被归类到民间文学家的行列，因为他记着太多太多的故事，同时他也是一个出色的说唱艺人，会唱很好听的乱弹。在爷爷的手里，我完成了最初的文学启蒙。如果没有爷爷的诱导，我想要成为一个诗人或者作家，是不可能的。爷爷曾有许许多多的藏书，可惜都在“文革”初期被人一把火烧掉了。奇怪的是，这些东西却通过爷爷的嘴巴，在三代人之间口耳相传。我从爷爷那里得到的训练至关重要，正如同我从父亲和母亲那里继承了他们的正直和善良，这些品质对于一个人在世界上的成就同样必不可少。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乃是非常地幸运。可是爷爷去世了，再也没有人在漫长的夜晚为我讲“刘表进京”了，再也没有人为我说岳、说西游、说三国、说薛刚反唐了，再也没有人用奇怪的声调为我唱“张良卖布”了，再也没有人带着我，一路讲着奇奇怪怪的故事，穿过寂静无人的山谷，到山里的姑妈家里长住了，在我小的时候却常常那样做。姑妈家是一个富有的大家庭，人口众多，饮食考究，每当开饭，杯盘往来，传叫风生，气氛十分热烈。那是一个富有板栗和核桃的地方，是一个有许多条清幽山谷、也有一条大河的地方，河上还有一座铁索桥，到姑妈家就从那里过桥。爷爷躺在那里，就像睡着了一样。为了辞世，割断与这个世界的联系，爷爷受了大罪。由于吞咽困难，每天只能进一点流食，爷爷干脆拒绝进食，临死的时候，身子只剩下六十多斤，身上生出了褥疮，屋子里散发出奇怪的气味。在换衣服的时候，我非常担忧地看到，爷爷原本不算小的体形，现在只剩下骨架，肋骨历历可数，而腹部向里深陷，使得身体的中段，就像是一尖向里凹陷很深的铁铧。我那时在槐树关中学上学，曾特意买回两瓶罐头，一瓶糖水苹果，一瓶糖水桔子，这是那个年代我作为一个中学生能为爷爷弄到的最温和、最美味的食品，爷爷只是尝了尝，却示意大家都尝尝。现在爷爷静静地躺在那里；参加丧礼的亲戚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大家都戴着孝，孝布在身后拖得老长，一走就在风里飘动。人们哭哭啼啼，村里一些妇女，也到爷爷的灵前哭诉着自己的苦处，一个个哭得眼睛通红。从远处的村里来了一个吹拉弹唱的班子，用几样简单的乐器，吹打着悲伤的曲调，几件响器一直在那里叮叮叮叮地砸，砸得人心里一片凄惨，就像是人在哭。一个领头的先生，身穿长长的孝衫，一个劲地念诵，仔细听了听，全是在代替亲人说话、告别，全是临别前对亡人的嘱咐和悲情。最后，爷爷被装进棺材，随着鞭炮的钝响，封上了盖子，由十几个小伙，抬到了老屋后面的坟地安葬。在将爷爷的灵柩送上山、埋进黄土以后，乡亲们、还有来自远方的亲戚纷纷从坟地那里告辞，此时已是暮色苍茫。
    在这座大宅子里，也经历了一些美好的岁月。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后来又有几位妹妹出生在这座宅子里。我呢，不久上了大学，成了从这座宅子里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后来弟弟也考上了西安的一所著名的大学；三个妹妹靠着我们相互帮扶，也一个一个上了大学和中专，这座大宅子就没有人真正重视了。在很长的时段里，这座宅子把它所能有的精华部分，一页页翻出，统统给予了我们。回想起来，我们的婚礼应当是这座宅子最红火的一次记录，也是这座宅子曾经有过的唯一的一次红事。因为我的弟弟成亲、三个妹妹出嫁，都是在远方的城市。我和玉菁的婚礼，本来也可以放在城里，而且也在准备这样做，已经为此作了不少准备。可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座宅子实在太需要一次大大的红事了，父亲和母亲都这样看，我们也这样看。在过去的许多年里，父亲不知出席过多少人家的红事，有时遇有男婚女嫁，还亲自为人主持，可是这样的事情，一次也没有轮到在自己家里进行，父亲一直感到不过瘾，脸上无光。为了这一点小小的愿望，我们把婚礼由城里移到乡下。父亲提前作了多方面的准备，预约了当地最有名望的厨师，早早就通报了远远近近所有的故旧亲朋。在究竟准备多少酒席的问题上父亲曾颇为踌蹰：准备多了用不完，浪费事小，最主要的是丢份，因为这无异于当众宣布是如何过高地估计了自家的声望；准备少了，一旦不够，多出的客人又没有办法应付，临时增做又来不及，势必搞得手忙脚乱。为了恰如其分，父亲反复估算了来客规模，直到正月初五日，厨师已经到家，一条三百余斤、预备全部投入席面的大肥猪宰杀之后，才最终确定酒席数目为六十五桌。许多前来帮忙的亲朋好友早早来了，客人慢慢多了起来。收礼的专管收礼；挑水劈柴的专管挑水劈柴；管库房的专管库房，跑堂的专管跑堂；还有专做大锅米饭在露天另盘大灶的，为安置酒席而在院子里搭建篷帐的，相当于在露天弄出一个很大的宴会厅。所有这一切都由总管操心，我的任务是跟随一支迎亲的队伍，在押礼先生带领下前往岳丈家迎娶新人。次日一早，一身新人打扮的妻依依不舍地作别了父母，离开了生活多年的故乡，乘坐迎亲的专车到达酉水。说来至今仍然让人奇怪和后怕，剩下十余里山路，妻不仅走得好，而且走得特快：到酉水下车后，不知从哪里陡起的一股力量，从一开始就遥遥领先，不一会儿功夫，就把其他人远远地甩在了后边，最后，几乎是在沿河开凿的山道上一路小跑。堂兄是押礼先生，担负着照顾新娘安全的责任，只好跟在后面紧紧追赶，送亲的队伍到这时已经拉成了一条三四里长的散兵线。说内心话，当时我心里一直不太踏实。按乡间风俗，新人过门头三天是不分大小的，什么人都可以开玩笑，甚至动手动脚。我曾见人家娶亲，一班大小伙子嬉皮笑脸地在大门口手挽手那么一站，硬是为难不让新媳妇顺利通过——前有人墙阻隔，后有鞭炮追炸，看你新人如何入得洞房？轮到我，虽然母亲早早就对村里一班爱胡闹的小伙子千叮咛万嘱咐，但这天究竟人多，不只有本村的，还有远道的，大都与我平班平辈，早些年就预备着要吃我喜酒的，好不容易来了机会，肯对妻子格外开恩、手下留情吗？可是当时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在心里暗暗祝福，祝妻一路走好，顺利通过可能遇到的每一道难关。回到家里，妻已经安然地坐在新房的床头，床下点着多头的桐油灯盏，发出柔和的光芒。看一眼妻子，妻也看一眼我，都没有说话。后来我悄悄问母亲妻到达时的情况，母亲高兴，只说了一个大概，不得要领。趁一时清静，我溜进新房，妻又气又恼，说你看你看，这里扯掉了一颗纽扣，那里又被人踩疼了足尖，最显眼的是被人抹了满脸的红油彩，还没有来得及清洗。原来妻刚走到村口，舅舅家的二小子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冷不防将两手红油泥在妻的脸上抹了个遍。二小子妻是认得的，又累又气，想骂一句，又不便骂，正恼怒间，二小子却已哈哈笑着，得胜似的先跑开去了。这时已是娶亲的高潮，客人们，村里的乡邻们，男男女女，大大小小，无不以一睹新娘的容颜为快。田坎上，田坎旁的老杏树上，人家的院场上，新娘经过的道路两边都站满了人。据说当时人们居然很长一段时间一声不响，实在是在这山间小村，没有见过这样清纯灵秀的女子。人们被震惊了；两个表兄各拿着长长一杆鞭炮，一直等在老香橼树那里却忘记了点炮，直到妻子快要从中间穿过时，这才匆匆点燃早已在炭火上烘烤多时的小江鞭炮。……傍晚，各路宾客相继告辞。按规矩，娘屋的客人当日是不能留宿的，也早早告辞走了。我和妻双双送客到村口，看着那么多客人为了我们汇聚在一起，此刻又在苍茫的暮色里散去，一种强有力的感动，突然像电流一样传遍了全身：真是一次历史性的集结啊，众多不同来历、不同背景的客人共同参与，在这座古老的村庄上演了一个盛大的场面，我们双双成为一个重大生活事件的中心，而大宅子成为这一事件的最好见证。

                                                    六

    根据这个国家的法律，对这座宅子我们拥有百分之百的产权，我们可以不必为了与邻里突如其来的纷争，不由自主地卷进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而空耗精力，而这只不过是众多优越性里面的一种；如果你注意到谈话的细节，你将承认相关的优越性，我已经谈论得相当充分。尽管如此，我们不大可能在退休以前离开工作回到老家。首先是经济上的原因，由于我一生著述，多为严肃的纯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不大可能为我们带来可观的财富，因而我不大可能像某些以大众文化为诉求的通俗小说家，为提前隐居起来弄到雄厚的财富，使我得以一下子彻底摆脱工作——说到底，我的写作仍然带有一定的业余性质。这样也好，我为写作这样一种以智慧和经验为根本标志的古老事业，没有在我的手里堕落为一种求生的职业而深感庆幸——我保持了写作的品位，没有向低俗不堪的读书市场屈服，低下一个作家的高贵的头颅，也没有在消费主义狂潮滚滚而来的时候，写作一行媚俗的文字。不像同时代的一些作家，为了聚敛财富，诲淫诲盗，什么坏事都干，把高贵的写作变成了污泥浊水的垃圾堆积场和时代欲望的传声筒。我认为写作——越是杰出的写作，在当今的条件下，就越不过是一种荣誉的象征。以欲望写作疯狂敛财的可耻做法，即使十分有利于一个隐士有关隐居的计划，可以提前许多年把计划变成现实，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在很多情况下，我看起来仍然被工作奴役，像大多数人一样，没有脱离工作的奴役状态，这样的事情想起来有一点让人伤心。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不时回到未来的隐居地去休闲一回。事实上，在母亲去世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回到大宅住上一段。特别是在夏天，我们利用孩子的暑假，一家人离开炎热的城市，在那里度过几天、十天的光景。这样的事情很有些累人，因为长时间不在那里居住，每当回去，首先要清理卫生，里里外外，都要洒以清水，清扫一遍；所有的东西，都得重新摆布到位，所有的器皿都得用开水消毒，所有的被褥床单，都得一一拿到太阳下面翻晒，打掉灰尘，才能弄好床铺，以便满足临时居住的多种要求。院子里通常长满了杂草，看起来有一点荒凉，以至不得不拿出父亲用过的锄头，把它们一一除掉。工作十分辛苦，可是一旦安顿下来，生活还是相当惬意。在临时居住的宝贵间隙里，除了几天时间的东游西荡，我们下河游泳，从远远的上游，沿着碧绿的河水顺水漂荡，在宽阔的河谷间，争相以比流水更高的音调说话，交流愉快的感受；每天早晨，在第一缕阳光从东边山梁投向村落的时候，我们还会给每一棵树施肥、浇水。院子里有一棵桔子树，长得一直很健旺，还有一棵柑子树，院门外的一棵老香橼树，一并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再就是院墙西侧的那一棵大柿子树，枝叶仍然是那样旺盛，不管宅子里有没有住着主人，仍然结满了果实，一点也没有衰败的迹象。这些桔子、柿子以及香橼，说好在我们回乡隐居之前，一律由本家的兄弟采摘享用，为此我们特意将一把院门的钥匙放在本家兄弟那里。有理由相信，这些树对我们的归来，一定持非常欢迎的态度，因为每一次回老家，我们总要给它们浇水施肥，有的树还要上去剪枝。每当这样的时候，院子里就分外热闹，我和我妻子王玉菁女士，通常充满了劳动的热情，会一连干上好几个小时。村里的人们路过，听到笑声，总会到院子里来和我们见面，打个招呼，本家的兄弟看见，也总要到院子里坐坐。大家一边抽烟一边说话，不时发几句感叹。也没什么奇迹，可是每一次在交谈的间隙里，总会有一些令人惊异的东西突然嘣了出来，比如某人外出打工致残了，某人又突然死掉了，等等，让人在不经意间大吃一惊。有时也有人告诉你一些内幕消息，比如谁家跟谁家提亲啦，谁家媳妇与人勾搭、打得火热啦，要么就是谁在我们家的坡上割草啦，谁又趁着天黑在我们家的柏树林里砍走了一些椽子啦，要不谁又在我们家的竹林里砍走了几十根竹子啦，不一而足。从这些说法看，村子里贼人不少，针对我们的偷盗活动十分猖獗，事情说得神秘，且多为亲眼目睹，可又都不便追查，最终也只有不了了之。在老家临时居住的情况大抵如此，自在、散漫、随心所欲，丰富而平淡。可是，这一年的夏天，我们终于有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行动——一位酷爱旅行的朋友对福人山隐居的前辈发生了兴趣，相约到福人山看看。我们一起回到老家，当晚就在大宅歇宿。走访了村里几位老人，询问隐者有没有留下后裔，回答是，只知道这位前辈曾在福人山居住，其他无考。第二天，我们备好干粮，沿河向上游走，行走不到七八里，老远看到一座险峻的山峰，峰顶最前沿，几株老树的浓荫里，耸立着几座庙宇，这应当就是福人山了。福人山呈马蹄形，南面临河，壁立千仞，山体向前突出，迫使对岸的山峦大幅度后退，河流在那里拐出一个惊险的锐角，再折身向下游流来；北面又有一峰突起，山上林木茂盛，下临幽涧，多鸟兽出没；中间是一个平缓的山垭，可以供人居住；附近的悬崖峭壁上，据说还有几个山洞。小时候我曾跟随母亲一起到福人山敬神。母亲为了什么上山，在山上又向神明祝告了些什么，到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沿山的石板路一级一级，好长好长，有的地方十分陡峭，几乎是直上直下，后来石级分成两条，据说向南的一条通向山的极顶，向北的一条通向隐士前辈当年隐居结庐的旧址，那里也有一座庙宇，供奉着这位高人的塑像。我和母亲沿这条路一直向上，走到那里，但见庙宇残破，塑像不见。道士们居住的房屋空无一人，连窗户也被人搬走了，只在墙上留下几个大洞；有几片地，原来种着蔬菜，现在也已搁荒；只有一小片芋头仍然长得郁郁葱葱；一口浅浅的井，蓄着满满一池清水，依然十分甘冽。原来其时正值“文革”初起，红卫兵正在到处寻找四旧目标，先是砸毁了罗曲河边的龙王庙，接着有一支队伍在我们之先浩浩荡荡开上了福人山。山门被推倒，庙宇被大火焚毁，山上各大殿供奉的数十座神像，大都是泥塑，也有一些精美的石刻，尽皆被毁。不少石像被造反派从悬崖陡壁滚到山下去了，据说直到后来，附近的居民在河边走路、或是在山沟里砍柴，还不时发现石像的碎块。山上原本每年三月三日庙会，必上演几天大戏，各路香客摩肩接踵，经“文革”毁灭性的打击，庙会自然取消，道士纷纷逃逸，福人山到处断壁残垣，成了一座空无一人的野山。母亲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连忙拉着我跪在残损的庙宇前，对着原来塑像的位置上了香，足足祝告了半个小时。听不清母亲说些什么，我想大抵与我的前途命运相关，因为在祝告以后，母亲让我给神明连连磕头。敬了神，我和母亲摘下一株芋头叶子，一折，在水井那里打了一点水喝，也不敢在那里多呆，更不敢再往山顶走，就急急忙忙下山了。时隔近三十年，我们又来到这里，沿着那一条山道，穿过半山腰一座有绿色琉璃瓦盖顶的仿古的山门，一级一级向上走。朋友平生所登名山无数，是一个最爱游山玩水的人，看到如此险峻的山峦和清澈的河流，非常高兴。我的妻子王玉菁女士也是第一次登临此山，一路上显得异常兴奋，惟有我心事重重，很少言语。想起几十年前登山，母亲当时惊恐万状的神情，历历如在目前，可是人去山空，恍如隔世，永远也不可能再与母亲登山进香了。走到前辈隐居的地方，这里庙宇已经恢复，被毁的塑像重又塑好，安坐在大殿正中。这时候我知道，前辈原本有一个正式的封号，叫“五福公”，所谓天福地福神福鬼福人福集于一身，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两侧的大柱上书有一联：“坐看日出月落，水生云起，青羊白鹿，渡尽世间无数迷途人；卧听暑去寒来，松风竹语，暮鼓晨钟，警醒天下多少名利客”。上面悬着一匾：“五福仙公”。中间一小厅内，有不少石碑，均为后人所撰，多为颂扬五福公生前事迹，内中却有这样一联，类似登山心得：“全当今生没有我，宁知来世不如人。”作者虽名不见经传，但笔迹遒劲，愤世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在前辈像前一一焚香朝拜，主持的年轻道士，为我们敲响了铜钟。离开大殿，我们在四处转了一会儿，看看这一带，真的是远离红尘，而且吃住方便。首先是地势比较平坦，两边都是奇峰陡立，惟有这里留下一块平地，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和粮食，最奇的是，居然有一处很好的水源，一口浅浅的井里，清水四季不干，足可供好几个隐士长年居住。附近的山林里，又多有野果，还有成片的板栗树和百合山药野果之属，此外这里到处都是药材，天麻、福苓、党参、枣皮、五味子、麦冬之属，十分丰富。询问五福公生前事迹，道士摇摇头，说这些事情要问师傅，他是山上的老道，文化大革命前就在山上，破四旧的时候从山上逃回罗曲老家，后来重修庙宇又回到这里。问师傅在哪里，道士说师傅在南峰。我们于是向南峰攀登，沿途有几处院落，均依山而建，一间间殿堂里，分别供奉着文武财神、送子娘娘、观音菩萨、药王爷、文典星君等大神的塑像，一些上山进香朝拜的人在那里出出进进。南峰的一座庙宇最大，这里山势最为险峻，地势却比较开阔，因而殿宇高大，体势飞动，画栋雕梁，琉璃覆顶，一片辉煌，形成一个仿古的建筑群落，为近年翻修而成。最大的一座正殿里，供奉着三清尊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的塑像，高大威武，安座在大殿之上；在大院里我们还发现了一座戏楼，显为当年鼎盛之时举办庙会所建，在“文革”中幸存下来，看样子，稍加修葺尚可使用。我们在那里找到师傅。这是一位老者，一身俭朴的青布大褂，穿着布鞋，打着白布的绑腿，长发拢到脑后，在那里束着一个发髻，虽然年届高龄，有一些清瘦，目光却依然炯炯有神。知道我们的来意后，把我们领到一块石碑前：“看看，五福公生平都在这里。”看那石碑，显由几个碎块拼成，除个别字不能辨认外，绝大部分字迹却还能够看得清楚。

        此山原名骆驼岭。晋宋间，有名士姓葛名存礼，表字青云，祖籍湖北□□。为官汉中
    郡，逢兵乱，避祸东来，见此山下临长河，势参斗牛，有吞吐日月之象，甚爱之，流连不
    忍去。遂结庐于斯，布衣麻鞋，躬耕于垄亩，负薪于道途，采药于深山，朝与白云为伴，
    暮随寒鸦而归，夜伴明月而眠。读诗书于清风白云之间，鼓瑶琴于青松明月之夕。亦擅银
    针百草诊疗之术，为民解除病痛，屡显神功。后杨难当窃□□中郡，四出网络名士，亲临
    接其出山，云天下有难，大丈夫终不可独善其身，宜救万民于水火，亦当建不世之功，致
    富贵尊显于当世，屡被婉拒。号五福公，自云集天福地福神福鬼福人福于一身，竟不知今
    夕何夕、今世何世。后于朝阳洞坐化。传有《田园集》十卷□□此山。人慕先生高义，或
    有呼此山为福人山者，是为斯山得名之缘起也。齐梁之际，天下大乱，苦竹真人云游秦巴
    间，慕名来此苦修，四方道徒纷至沓来，始有楼观之建、香火之事、庙会之盛。

    这是碑文的开头一段。碑文为清人所撰，碑阴记载着扩建庙宇时所有捐银事主姓名，按捐银多少依次排列，落款署明日期为“清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初三立”。碑文虽为后人所撰，读之再三，主人公一生脉络还是变得清晰起来：一位隐士，弃却了灸手可热的功名利禄，在这里终了一生。
    “师傅，能不能请教一个问题？按理，五福公只是一位隐士，与道教本没有什么关系，何以被列为道家人物，在这里供奉起来，好像反而成了福人山道教的始祖？”我说。
“我想，这可能与一种隐逸的精神有关。五福公虽然不是道徒，他所崇尚的那种精神，与我们道家却是一脉相承的。”师傅说。“道家是什么？往复杂里说，可能复杂极了，深奥得不得了，光是唐时《道藏》形成初期，所收的道家经典就有3744卷，一说有5700卷或7300卷，此后历朝历代还有大量增补；这还不包括《道藏》以外的大量典籍文献，这些典籍文献又由于派别不同，各有各的理解和说法，有时候还相互矛盾。你们说深奥不深奥？可是，如果往简单了说，道教其实也就是一种精神，是这种精神存在的形态。别人都是向前的，它是向后退的；后退到哪里去，就是回到大自然，回到生命本身；所以道家是贵生的，通过避世苦修以得道成仙，使生命摆脱诸种限制，得以长生不老，与世长存，不受名缰利锁的羁绊，穿越生死大限，游仞于天地间。我文化不高，学问不深，我理解道家的精神，就是要退回去，关注生命，回到生命的本质需要，把为世人孜孜以求、而其实与生命本质关系不大的那些东西放下，轻轻地抛开。世人也许会以为，道家就是清静无为，步步退让，却没有看到道家也有入世的一面，不过是以出世的方式入世，参与大千世界的进程，道家的骨头其实是很硬的。在观察世界的时候，道家换了完全不同的角度。存在就是胜利，只要这种精神不灭，道家也将永世长存。你们也看到了，这里的所有庙宇，所有大神的塑像和石刻，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全都是被毁掉的，连山门也毁掉了，可是才不过三十多年，又全都恢复如初了。被人们推到山下去的石像又抬了上来。你们刚才看到的那块石碑，原来碎成了七八块，就是从山下的乱石堆里捡到复原的，大部分神像也是。最大的建设力量反而来自政府——为了振兴经济文化事业，乡政府正紧锣密鼓，准备恢复一年一度的传统庙会。世道轮回，山河兴废，真是难以言喻啊。”
    “碑文提到朝阳洞，这洞在什么地方？能不能进去看看？”朋友说。
    “你们看，”师傅用手指指左前方悬崖，“有一簇冬青树的地方就是。”
    顺着师傅的手势，我们看见在左前方下面一点的悬崖绝壁上，长着一簇冬青树的地方，果然有一个洞口，看来也只有极有胆量的人，用绳子拴了，攀着绳索才有可能到达洞口。
    “好险！有人到洞里看过吗？请问师傅，你在山上多年，有没有到那里去过？”我问。
    “去过，好像是天然形成的一个石洞，洞里很宽敞，可是什么也没有。原说五福公在此洞坐化升天，应当留有遗骸，经过了一千多年，骸骨也已荡然无存了，洞里什么也没有了。”
    “也包括那本诗集吗？那么，厚厚一本《田园集》，又能藏到什么地方去呢？”
    “《田园集》倒是已经出世。”师傅说。“在这以前，我们也在找这部《田园集》。我们找遍了这座山里的每一个山洞，探索过每一个可疑的地方，都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时候，红卫兵却把这部书稿翻了出来。原来苦竹真人在朝阳洞找到了这本诗集，不便违命公开，只在上面作了一些批注，后来又把它密封在瓦罐之中，藏在三清殿的一尊大神塑像里。红卫兵砸倒神像，露出一只瓦罐，取出一块用蜡纸包裹很紧的小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部手稿，题名《田园集》，还有几卷道家的典籍，以为其中一定有什么宝贝，连瓦罐抱走了，一抱走再无下落，直到现在。我们一伙徒弟当时都在场，只是被当作牛鬼蛇神 ** 在地，一个个头破血流，谁也不能动弹。”
    “这样重要的东西，一定有副本的。师傅，你确信这里的一些地方，没有藏着一册副本吗？”
    “当时所有的神像都打碎了。我们全都被赶走，大家都成了牛鬼蛇神，回家种田，管不了这里的事了。”老人说。“后来我也曾偷偷地摸上山来，这里看看，那里看看，昔日盛大的楼观庙宇，道徒众多，各路香客络绎道途，何等样盛况，眼前却是断壁残垣，徒众散尽，一片凄凉。到处找找，想看看残垣断壁之中，还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留下，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福人山毁了。”
    “你没有再寻访过那本诗集吗？我是说，它一定还在民间。”我说。
    “是这样，它一定在民间，民间藏龙卧虎，民间也许会有识货的高人把它保存下来，可是至今没有出现。不时听说有人向国家献宝，说挖房地基挖出了什么瓦罐之类，却没有献书的消息。”
    “师傅，请你相信，瓦罐是人抱走的，是人就有姓名，有姓名就可以寻访查找。”我说，“这本书一定还在民间。我想，只要假以时日，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也许会有人把它找到。”
    太阳西斜。我们告别师傅，在南峰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除了石碑上后人的追记，隐士所能留下的痕迹十分模糊，就像是一场遥远的梦境。只有一种精神，就像是稀薄的空气似有还无，在天地之间自由流荡，绵延不息。纵目四顾，满目青山，我们的脚下，是一千多米深的酉水河谷，空谷幽绝，两岸峭壁悬崖，只有酉水河一路向上流去，越流越高，阳光把河水照得一片金黄，仿佛是一条黄金的道路，通向远方。有一只鹰，在我们前面的空中盘旋不去，偶尔扭头朝这里看看。
    这是我们隐居计划在许多年里发生的一个插曲。接下来的几年，我们一直在对计划修修补补，即使是仅仅为了找到隐士前辈留下的诗集，我们也要把隐居的事做成，因而一定要使计划本身趋于完美。这样的工作进展缓慢，任何隐居，即使是最最单纯的隐居，都不是单一的，涉及到生存的所有方面。我们的目的是，力求使计划本身变得完美，无懈可击，最好能够成为一件作品，具有一件艺术品那样的品位，同时还要使它坚固耐用，经得起任何意外事件的打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接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一位以好几部大作品驰名当代文坛的知名作家，也把永久的居住地选定在南方的农村。总算有一个同行也在这样做了，他甚至比我们还要先行一步！他的动作更快，意志更加坚定！我曾经断言，一个人选择未来的隐居地决不会无缘无故，果然不出所料，他把他的隐居地选定在下乡插队的那一个村。作家辞去了繁重的社会职务，舍弃了所有的交际和应酬，在自己的隐居地读书看报思考写作，与天地精神交流往来，间或还种瓜种菜。那里有一座大的水库，植被良好，空气洁净，大面积的湖水碧波荡漾，倒映着蓝天白云，风景优美，闲时还可以在水中荡舟，非常有益于养生。同时，因为那里山川景物、地理人文，甚至那里人说话的独特口音，已经与生命和生活的经历打成一片，也十分有益于一个作家的精神，足以为写作提供无穷无尽的资源。这正是我梦寐以求、却迟迟没有得到的生活！一种积极的休闲的自由自在、无收无管的著述生活！作家不是明星，一个作家既要敢于参与进来，也要有勇气退出，把自己隐藏起来，思想、艺术、伟大的作品，从你的隐居地源源而出，不断地刷新着人们的记忆，而你本人却是放松的，按自己的节奏生活，把你对世界的理解和感受从容说出。你不对任何权威负责，只对自己的思想负责，对自己的感觉和良知负责。这正是我在社会上奋力打拼所要达到的，而别人已经先于我们把它变成了现实！这令我想起了一位文坛怪杰——米兰•昆德拉，此公在全世界成名之后，躲避媒体采访就如同躲避瘟疫。一个执意藏在作品背后的人，宁可让人们每提到自己的名字就想起作品，而不是想见这个人曾经有过怎样令人难忘的经历，《米兰•昆德拉传》里，一些场面和细节，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虽然像福人山的前辈那样，我们还做不到；像那位整个后半生都处在隐居状态的南方作家一样，早早就回到隐居地，我们一时也还办不到。但我敢说，来自同行的传奇经历，对我们生长中的隐居计划，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从而使我们有关隐居的想法，更加丰富，也更加坚定。

                                                      七

    就在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完善计划，以便使它看起来更加趋于完美的时候，老家的宅子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不是指后来的失火，着火当然是其中最要命的一次。正屋不存在任何问题，在父亲逝世后，也正是出于加固的目的，我们和母亲策划，对正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翻修，重新加密了椽子，重打了崭新的竹笆，并用青土坐了脊，屋脊仍然雕出了二龙戏珠的图像，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座新房，虽然它几乎仍然是一座新房。所用的木料，完全出自东沟的山上，那里长着很多的柏木和松木，竹子则完全出自自家的竹林，全都是自留山上的，是父亲和母亲亲手栽培。在父亲所创造的家业平台上，我们原是万事不求人，是村里最招人羡慕的。它们现在看起来严整而又耐久，可以抵抗任何狂风暴雨的袭击，高大结实的一栋宅院，完全可以供一对隐士夫妇居住多年。惟有西厢几间猪舍和柴屋开始漏雨，有一处的屋顶开始下陷，柱子戳出了屋顶，屋瓦下落，有不少在地上摔成了碎片，一度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这排房屋并不是为了住人，本来比较简陋，可是它对于保持院落的完整性非常重要，一旦这排房屋倒掉，西边一片核桃树林就暴露出来，核桃树林那面，是雍姓人的一片坟地，再往西是西沟的一段，院落就不再是一个院落，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出。这是不可以的；我们打算对它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造。就在我们进行改造的时候，发现有人进入过我们的正屋。中间的大门完好，仍然用一把大铁锁锁着，两把铜吊扣，贯着一根大拇指粗细的铁棒，一端上着一把大铁锁。其他的几道门也都完好，其中的一块窗户却有松动的迹象。我当时吃惊不小，连忙近前一看，果然被人拿掉过，在窗台上还留下进出之后所留下的擦痕，尽管又被人作了伪装。除了它的主人，这座宅子已经有人进去过了，我们当然能够想到，这就是所谓的贼。贼曾经进出过我们的宅子这一事实，让我们心里很不受用。稍稍感到放心一点的是，这座宅子里原本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能称得上细软的，早已被我们带走了。也没有粮食，虽然照样有老鼠，不过老鼠在这里安家，确实是选错了地方——在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就将最后的一季麦子收割，连同屋里多年的余粮，全部担到罗曲，在那里装车，用几辆拖拉机，拉到国家粮站卖掉了。几个大箱子里空空如也，也没有衣服，只留下一些被褥床单，供我们回家的时候临时歇宿使用。在东侧的楼上还挂着一些大蒜，已经干枯；一只大瓦罐里还残剩着一些猪油，已经不能食用。还有些什么？还有大量的干柴，足可供我们几年生火做饭而不发生燃料之虞。再就剩下一些农具，可农具在农村原本稀松平常，家家都有，不会有人特别感到兴趣；还有几间楼板，可楼板在楼上用铁钉钉着，轻易取不下来。结论是，贼虽然进了大宅，不过白进。里面没有住着人，贼当然十分安全，可是他一无所获，白当了一回贼。对于我们，这样的结果反而大有好处。让贼也上一回当，他就再也不肯进去了。他知道这是一座空房，里面空空如也，只对我们有用，对一个贼却一点好处没有。这个贼甚至会告诉其他的贼，让他们不要再白费心思进我们的宅子，因为里面什么也没有，这对我们的宅子更加安全。
西侧房屋的维修工程持续了一周的时间。我们从山上砍来椽子和竹子，都是赶在最耐久的时候。几个木工为我们弄好了一切。被贼偷盗的事实，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愉快心情。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不时想起父亲——父亲曾经想到对老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维修和扩充，我当时一心想着外面，一心都扑在外面的世事上，那里有灸手可热的功名利禄，我不可能轻易丢手；同时弟弟也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在城市的一座高等学府任教，三个妹妹相继嫁为人妇。考虑到父亲他们建造的宅子已经够大，但在若干年之后，真正愿意回去居住经营的几乎没有，因而坚决反对。现在看来，我们当时也真是傻了冒了，没有看到事物的变化，没有意料到随着岁月的推移，时代的变迁，我们这些一心向往着外面世界的人，会忽然产生归隐的思想，并把它上升为生命的最高律令。经过了这个教训，我现在承认，能够预测事物发展趋向的智慧，乃是智慧之大者，需要比政治智慧更高的哲学和广博的知识作为支撑。如果不是那样一个波折，按父亲的想法付诸实施，大宅子将更加完整，更具有恢宏的气势，无论从哪个方面，将更符合归隐的要求。父亲的计划是把西侧的柴屋和猪舍统统推倒，修成正经八百、能供人起居活动的正规的厢房，将院子的地面硬化。由于我们的反对，父亲失去了折腾的热情，准备好的一大批木料，以最便宜的价格，卖给了我们的本家兄弟。没有想到仅仅十多年的时间，在我们的隐居计划正式成型以后，这个想法却变成我们自己的想法重又涌现出来，比任何时候都要固执。因为在我们的计划中，不可能养牛——虽然我们对牛作为农业的象征没有恶感，但我们既然不必经营大宗的土地，养牛就成为不必要；也不准备养猪，虽然我们有养猪的一切条件，也有吃肉的奢好，但因为养猪太脏太累，势必给隐居生活带来不必要的沉重负担。我们的想法和父亲一样，也是为了使这座大宅子的院落更见完整，只是我们既然身在城市，也只能对西厢房进行了必要的翻修。当然也有人建议，与其如此，倒不如把大宅完全推倒，就在原来的地基上，修建出一座更理想的新房。实际上当时我们确实想那样做；可能当时刚刚收到一笔可观的稿费，手里有了更多的可支配资金，就升起了野心勃勃的计划：至少有一次我们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即把那些雕梁画栋的老式房子统统推倒，再修起一座更大更好的。式样可以取苏杭一带比比皆是的富人花园别墅为蓝本，但这个方案最终还是被否决了。原因是，那样在经济上极不划算，也超出了隐居经费许可的限度。再说，一味追求高档豪华，按最新流行趋势，不符合从老一代那里继承下来的俭朴思想，与我们追求简单质朴生活的天性背道而驰。我们喜欢那种青瓦，青瓦和土墙，相互牵拉帮扶、与人最具有亲和力的木结构，这样的宅子在一座村庄里乃是最为协调。弄成尖顶的伊斯兰教堂似的别墅式样，太过惹眼，在整个村子里显得鹤立鸡群，未必就是好事，说不定太过显富，反而引起了盗贼的注意，以至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更主要的是，那样将连同老屋的气氛和兼具怀旧意味的事物，统统取消，最终使我们的隐居生活与原来的生活齐齐割断，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对隐居这一行为本身构成深度损害。所谓隐居，并不是简单地找一所清静一点的地方安顿下来，我们并不是没有地方住，这才想起隐居。说穿了，还是为了一种心境，一种与原来的生活在感情上的联系，其他的考虑还只在其次。在那里的土地上，长眠着我们的祖先。除了必须将宅子原有的格局保留下来，我还准备搜集资料，建立一本家谱，这也是我们隐居计划的应有之义。这是必须的；梁姓人光荣的族谱必须续写。在我的祖先中，一位非常有本事的人，为了追踪一本家族秘谱的孤本，曾经走遍了这个国家的大片土地，成为老家一带见世面最多的人和被庞大的梁姓户族共同敬重的人。这位祖先还在秦岭以南的众多村庄里，最终选定了这座村庄作为永久的定居地，并按山的脉络走势，在那里选好了家族的坟地。父亲、母亲后来都埋在那里，成了那里的主人。那里还住着伯父和伯母，一位隐忍的信神的妇女，曾经对早年丧母的父亲有呵护提携之恩，却不满于祖母的苛刻，执意不肯把坟地选择在祖母的坟地近旁，而是选在了高出一点的位置。但老实说，从大的方面看，她们的居住区，仍然同属于一个“村庄”，“村庄”长满了黑漆漆的柏树，气氛神秘而紧张，每当从那里经过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怀着敬畏的心情，并特别地小心翼翼，以便使自己走路的声音不至于惊扰了他们的宁静。即使把这些完全搁开，单就大宅子本身而言，许多重要的事件都和它直接相关，这些事件一个一个连缀起来，就构成了我们一家的生活。大宅子是我们生活的见证，也是这些事件的载体，它就像一个体积庞大的容器，盛装着过去的一切，除了在大宅子里的生活，我们再没有别的生活。若是真的把大宅子推倒，不仅是愚蠢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等于是把我们过去的生活推倒，如果真的那样做，再伟大的隐居计划也将无从生根，从而有可能使隐居本身失去意义。所以，所有有关重建一栋新宅的建议，都被我们断然否定。当然，在我们的计划里也有这样一条，即万一——我是说万一，我们的宅子因为遭遇地震、雷击、水淹而不可抗拒地倒掉，——当然也包括火烧，这些我们都想到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将决定在那里大兴土木，重新修造一栋，这是我们一致同意的，目的是使我们的隐居计划不受意外事件干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得以继续执行——在我们看来，不管世界如何变化，都能够一往无前地执行到底，这样的计划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地道的好计划，不过那也是按照原样重修一栋。最乐观的预期，是在完成了隐居的壮举之后，把大宅子建成一座隐居者的纪念馆，这样的新计划当然是现有隐居计划的一个合理延伸，因为在现代中国，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居住过的地方，差不多都已经被保护起来了，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在历史上祸国殃民、臭名昭著、人人皆可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当然也包括隐士，它们成了一种文化的重要符号，成了景点，被政府拨款保护，视为地方财政稳定的财源。在认真地评估了各种情况之后，我们认为这相当可行，仅仅是一次真正的隐居，这一点已经相当诱人，何况这位隐士还是一位著名的作家，有千千万万的人都是他作品的读者，争相谈论他，以谈论他的作品和生活为荣，竞相购买这位作家的每一本新书。为了购得一本有这位作家签名的新书，一些素不相识的读者，会从各个不同的城市，风尘仆仆赶到同一座城市，在作家签名售书的书店门前早早排起长队，为的也是从近处一睹真容。此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不少人对这位作家的生活充满了好奇，不时打听着作家的故居和养育他的故里山水。在一次有这位作家出场的电视节目播出之后，还有人把电话打到了他在城市的住宅，询问在哪里能够亲眼见到作家本人。隐居纪念馆的建立，将使老家不光有山水的灵秀，而且拥有东方文化的意蕴，从而把隐居的文化能量发挥到极限。况且福人山又距此不远，两者相互呼应，谁能说我们的故居，不是在为故乡预先存下一大笔旅游收入的坚挺银两呢？
    当然，当我们把那里正式确定为未来的隐居地时，也注意到了它的一些缺点。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家像样的医院，经过了这么多年市场化的进程，乡间的医疗保健体系全军覆没，其情其境自已是惨不忍睹。我敢说，在农村，有许多人的疾病是抗过去的。大家吃不起药，也没有地方可以吃药，吃不起就不吃，有了病，就往过挺，挺不过去就死。乡间有不少老人，得不到起码的医疗保障，至少一半以上的老人辞世，都是让病给活活拖死在老屋的床上。有一半以上的妇女，得了致命的妇科病，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直到最后离开人世。乡里人生了急病，只有等死。对于这一非常现实、而又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我们的办法是，提前研究一些医学的书籍，从现在起，就准备一个适合归隐的健康身体。正式归隐之前，再列出一个常备药物的最完备、最权威的清单，力求把它一一配齐，以备归隐生活的不时之需。对于某些急救药品，更是不敢稍有闪失，宁可错备一千，不可漏掉一样，乃是务求样样都有、多多益善。经过这样的周密准备，这些问题大体可以求得解决。农村教育固然也十分令人揪心，不过我们的孩子既然已经大学毕业，退休以后的归隐将不受此限。农村也没有任何公共基础设施，比如交通呀、体育设施呀、图书馆呀、少年宫呀、科技馆呀、海底世界呀、人民广场呀、超级市场呀，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虽然少了趣味，却不至于影响到归隐生活的整体安排。最麻烦、而且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是，隐居生活开始以后的人际关系。事到如今，指望像卧龙先生一样独占一座山林，或者像林逋先生一样，在风景秀丽甲天下的西湖旁边独占一座孤山，无疑太过奢侈，这样的想法不应当再有，仅仅是产生这样的设想，也不能被一个有良心的人忍受。中国所有的土地，都已经收归国有，连荒山野岭，也都有了明确的划界，任何一种身份不明的私自占据，都将很快被人发现，引起一场前景不妙的法律纷争。况且中国人口急剧增加，即使是一座偏远的荒村，人口也在连续翻番，土地显得相当吃紧。在我们村姑娘出嫁，所属的土地将很快从土地的登记簿中减掉；相同的道理，一旦有人因为娶亲或者生育增加了人口，人们会立马要求增加相应的土地份额，大家对土地盯得很紧。人们原本纯朴的天性，已经被贫困的生活摧残净尽，美好的天性让位于生存的实际需要。人们为生存而生存，已经没有退路。附加于生存之上的意义统统失效，层层剥落。村子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甚至大打出手。当然也有反抗——一位农民抱着一位乡党委书记同归于尽的惊险一幕，就发生在大宅附近一片越冬的麦地里。当时书记带着人到村里收款，没有款就从槽头牵猪，就用锄头上房掀瓦，瓦片弄得一片响动。书记的意思是要抓两头带中间，以便让大家把应交的款项尽早清结，可是一位农民——就是本村的季季，他用双臂将书记紧紧地箍到了自己怀里，再也没有人能把他拉开。季季说多日不见，想念书记，这一次一定要跟他交个朋友，不管他看得上看不上。两人就像推车子一样，一边说话，一边亲亲热热推着，从广场那里一直推到地里。又过了一会儿，季季说现在咱们坐飞机，说完用嘴里的烟头，点燃了怀里的炸药包，说炸就轰隆一声炸了。炸药包威力非凡，书记的头和一只胳膊炸飞了，季季的胸腹部炸飞了，地里到处都是血水和肉沫，现场惨不忍睹。当然这已经是陈年旧事，况且与我们隐居生活无关；问题在于每隔一段，可能总会有一两个口里叼着一根纸烟的乡里干部，或是乡政府的护林员什么的，到村里来到处查访察看民情，看看是否有人未经批准砍伐了树木，未经批准生育二胎，以便不时能收到一点罚款，等等。干部来了，一定会在支书家里大吃大喝，猜拳行令，响成一片，会使隐居生活的清静受到损害。这里的人们通常恨干部，可是看到干部，脸上仍然会一脸敬畏。这时候，干部也许会指着我们的隐居地：“那里，听说最近新添了两位隐士？一对奇怪的怪人？”而村里的干部通常会不置可否地赔笑，说：“是两个怪人，原也不足为奇的。现在这社会，什么怪人没有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以为我们会怎样？我们是不会急忙上前，去拜会一位什么样的干部的，哪怕他就来自我们隐居所在地的乡上，甚至是县里来的某个自以为很大的人物。作为一个隐士，自有为人做事的准则，我们并不受他的管辖，仅仅接受法律的管辖，在法律的范围里活动。我退到法律的红线以内，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此外什么也不是，我也不再属于某个单位。一个地方干部，如果认为他的统治力量会有效地覆盖到我们的生活，那将是大错特错，这个原则性的错误，将使他在一对隐士夫妇面前身份全无、颜面扫地。通常这样的情况，他只能自己负责。但他也不必指望得到我的青睐，会在某个时候成为我们的朋友或者故人——一个标准的隐士，是决不会和一个自以为大权在握的现任官员交朋友的，哪怕这个时候他看起来和蔼可亲，乃是非常地友善。在我的客厅里，原没有为这样的角色留下座位。事实上，他们多半会因为低估了一位隐士，同时又极端愚蠢地把一位隐士轻易地混同于一个当地的臣民，一个只能听他发号施令、却不敢说一声不的普通百姓，因而把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以致最终不得不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们矫枉过正，对大宅子的保护显得格外强硬。而这也许恰恰带来了相反的效果——我们一直怀疑，后来大宅子的着火这原本最为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可能与我们对大宅子过于强硬的保护姿态有关。因为有两次，为保护大宅子不受损害，我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一次本村支书张姓人来到城里，说是要请我帮忙，找一位扶贫办的主任。说扶贫主任手里掌握着拨款权，村里有一条路修了多年修不通，就因为缺钱，让我帮助说话。我不认识扶贫主任，可既然是老家来人，无论如何也要帮忙，就托我在政府做事的同学，千方百计说话，主任为老家的贫困状况所感动，慷慨答应拨给三万元用于修路，还额外批给四吨炸药。本来已经很好，可支书临走的时候提出一项建议。“你现在也是大作家了，宅子呢一时也不回去住。这人是房楦子，房还是要住人的。不住人，房上的木头啊、竹子啊，会格外地不经熬。执意不卖，先租给村里的小学如何？”他说，“你知道，村里的学校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弄不好随时都有可能倒塌。新修又赶不得急。租给学校，有老师和学生在里面，宅院也好有个照应，还可以有一点租金收入。”当时我们没有答复。后来和弟弟商量过，还是决定不租。我虽然对于村里的穷孩子们非常同情，抱着最温和的态度，可是我也不是傻瓜，知道我们的宅子一旦作了学校，会弄成什么样子。宅子当然是有人住了，也有人看守照料了，可是这些就像蜂分了巢一样的孩子们，会整天在院子里到处奔跑，不出一年的时间，就会用各种各样的锐器和钝器，把宅院的墙壁弄得千疮百孔，墙上的砖头会一块一块给卸掉，到处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大小便的地方。而且作成学校，意味着要对这栋原本归居家生活使用的大宅子，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造，比如搬走一堵墙、增加一个门什么的，而这是我们特别不能允许的。再说，学校每年能开给的一点租金微乎其微，根本不够房屋的维修费用。更主要的是，退休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到时候学校要是仍然没有地方搬，你又不可能强行将一所学校搬走，若果真如此，长久以来花费大量精力制定的秘密隐居计划，又将被置于何地？所以后来给支书打电话说，出租诸多不便，我们还是决定不租。过了一段，本家的兄弟也来到城里，提出要借我们的房住。“你知道，我跟前小的多，现在越来越挤，一时也修不起。反正也是空着，先借过来用一段，你要用，再往出来腾也不迟。”本家的兄弟看着我的脸说。“这点忙兄弟你可一定得帮。”本家兄弟当然聪明得很，自父亲和母亲去世以后，我们的土地无偿地交给他耕种，各种果树也由他代为管理收益，现在又打起大宅子的主意。他原本在心里断定，作为城里的作家，我们不大可能再回到村里居住。他的意思无非是先把宅子占住，一旦我们决定出手，当然只能卖给他们，可以落得一个近水楼台，捷足先登；如果不出手呢，他可以先占住一步，到我们要求腾房的时候，就是个不腾，要钱可以作价，一时没有，还可以要求欠账，看你能不能撕破面皮，把他们一家给撵了出去？是的，这样的危险绝对存在，因为他只按常理作出了这样的算计，完全不知道我们一直在制订一个有关归隐的秘密计划，而且极为认真。退一万步，就算本家的兄弟很讲义气、很讲信用，一旦住了进去，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特殊奢好，就是根据自己对居住的理解，对原有房屋的格局，总要不时作出一些调整。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在这里砸进一颗钉子，在那里打一个台阶，在哪里又弄出一堵隔墙，墙壁弄得千疮百孔，结果不出两年，大宅子就会面目全非，这样的教训实在太多。综合多种考虑，我表示不借。“是不是还在想着，有一天发生战争，要打仗了，好留个退步路啊，嗯？”本家兄弟突然哈哈大笑，“这样的事情，为兄我也不是没有替你们想过。可这太平天下，清平盛世，哪来那么多的战争啊？小日本鬼子都投降快六十年了，蒋介石也逃到台湾岛五十多年了，反攻大陆明摆着也不大可能了。你还天天担心着战争、战争。我也当过兵，知道战争，我给你说，没有战争，绝对没有，兄弟你就放一百个心吧。况且，房子不过借住，要租金也一定照付，你说一声腾房，立马腾出就是；未必然我作为你的兄弟，还会懒在里面不腾得是？要是信不过，就请个中人，立个字据也成啊。”“这话就不要再提了，宅子真的还有大用，以后你就知道了。兄弟，咱好好喝酒，”我说。“既如此，就依你，各有各的难处嘛。”本家兄弟喝下老大一口白酒，打一个嗝。“不过，我说一句话你可不要见外，这座宅子我可是没有心情再悉心照管了。要是有什么一差二错的话，可不能怪兄弟我关照不周。”就这样，本家的兄弟没有达到目的，悻悻地离开了城市。
    在这之后不久，也就是第一次电视节目播出以后的第三年夏天，亦即是在我们有关归隐的计划业已达到完美无缺程度的时候，失火的消息传了过来。电话是当晚十二点多的时候打来的，电话来的时候，我们刚刚睡下不久，打电话的是本家的另一位长兄，他气喘嘘嘘，用惊惧的声音说：“大事不好，老……老房子，昨晚起火了。”“什么？你说什么……老房子……它失火啦？歪歪……歪歪……”可这时电话断了，再也接不通了。我当时急昏了头，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几步冲到阳台上连续几次拨打手机，都没有成功，只好把手机猛一下扔到床上。这一重大事变，无异于是给予我们隐居计划的致命一击，想想我们的大宅子正在大火中挣扎，我急得在屋里来往奔走，就像一头暴怒的困兽，在屋里乱砸东西，接连把碰到手边的东西在地板上砸得粉碎，只差一头撞倒南墙。稍稍清醒了一点，立即把消息通报了住在同一座城里的弟弟，弟弟闻言也急昏了头——他虽然没有归隐的想法，可房子毕竟是全家的财产，是上一代人毕生心血的结晶。我们立即作出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回家。现在回想一下，对于失火我们原本不应当感到意外，因为曾让我们最怕的就是火灾，这是从一开始就想到的。我们的宅子仅仅是更大一些、更高一些、设计更合理、气象更庄严一些，和一座普通的民房原本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都是土木结构，是最怕火灾的。小时候，枣树坪一户乡亲失火，漆黑的夜里，这户人家的三间草房火光冲天，火势突如其来而又迅猛异常，根本来不及扑救。上升的火光，还携带着草木的光斑，一个劲地向上升腾，把那一带的树木和山坡照得通红。我和妈妈赶到那里，看见全村人也都赶到那里，这时候火渐渐归于熄灭，昔日的住房，如今只剩下一堆焦炭，到处冒着青烟。没有什么能够安慰；这样的灾难，对于一个家徒四壁的农民家庭，无异于雪上加霜，是难以承受的灭顶之灾。第二天，母亲又带着我来到这户人家，把一小袋大米，送到女主人手中，女主人拉着母亲的手，哭得说不出一句话。那一次，大火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可怕印象。所以当母亲去世，这座房子正式归我们管理之后，我们想到的最大危险就是着火。里面长期不住人，一些隐患就不能及时消除，有时一个偶然扔到房屋附近的烟头，一支爆到屋瓦里面的鞭炮，都极可能引发火灾，更别说在收麦前后，村里每一家房前屋后，都堆满了麦草，这时候就更危险。可就是这样，大宅子还增加了一样危险，这就是在我们正屋的房子里，还装满了一整间一整间的大劈柴。这些劈柴都是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和母亲在一个正月里从山上砍伐的，因为山上的青冈树已经到了非砍不可的时候。如果不砍伐，在我们把母亲接到城里以后，山上的树木很可能要被人偷着砍光了。与其让人偷光，还不如自己砍掉。接下来有十多天时间，我们一直在山上砍树，整整一面坡的青冈树全部砍倒了，然后一根一根拖了回家，再把它一节一节锯掉，用斧头劈了——这样可以保证不被虫蛀，能够长久保存。后来接母亲上城，那么多劈柴无处收拾，只好全部搬进了正屋。我们也曾想到，是不是把这些东西送人？可是我们立马想到，留着它们可能还有大用，况且后来站在隐居计划的立场上看，这样做也很划算，这些劈柴完全可以保证隐居期间三年内的燃料，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令人动心的潜在用途！对我们无忧无虑的隐居生活非常有利！就这样，我们把它锁了起来，并一直保存在那里。但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同时为大宅子买了一份保险，保险是按年度说的，这些年来每年都要去续交一次保费，没想到倒让我们不幸而言中——还不到六、七年时间，果然陷入了危险之中。
    起火是在当天夜里的十二点二十三分——也就是第二天凌晨零点二十三分。这座村子里，想必从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大火。据说火最初是从厨房烧起的，等有人发现，已经窜上了正房。多年的空置，房屋所有的木结构，都成了上等的干柴，只差一点火种就可以燃烧，更何况，等人们一传十十传百，想到主人不在，大家得起来帮助救火才是，这时候火苗已经点燃了屋里满满堆放着的干柴和楼板，七间正房全部陷入了火海，后来又引燃了西厢房，火焰不时发出哔哔剥剥的响声，卷着一团又一团的火星向黑暗的夜空翻滚、飞升，散发出灼人的热力。这个夏天本来就极为炎热，现在又烧起了大火，人们更无法近前。周围的树木——包括院子里的树和院墙外的一棵大柿树，在火的焰烟里极度焦虑地摇动，烤得叶子干枯，树皮焦黄。这一夜，古老的村庄一定是照耀如同白昼。因为当我们第二天九点十分赶回老家的时候，大火仍在燃烧。屋顶已经没有了，火在屋里几堵墙之间继续燃烧；几根鲜红的立柱已经烧毁，只偶然留下一段残迹依然鲜红；屋顶的几十根大梁，大部分已经烧断，还有几根、比如包裹着红缎被面的那一根，上面还有一些明火，冒着青烟；农具全部付之一炬，几间房的劈柴全部化为火炭，红红的，堆满了屋子，散发出灼人的热力，任何人都不能近前。着火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的说是雷击，可晴空哪来的雷击？可有人坚持说是雷击，因为夏天正是雷雨季节，夜里忽然有一片雨云过来，也属正常，老房子又多生蚰蜒，这东西放电，最容易招致雷击。有的说是电线短路引发了火灾，可是家里原本为了安全，早已切断了电源；但有人说是后面的配电板着火，引燃了房屋——在我们大宅屋后的墙上，确实安装着一面配电板，村里各家都从那里分线，不过对此说法，支书本人坚决反对。还有人说是我们逝去的亲人，不忍心老房子长期闲置，故意点了火，让它们付之一炬，以防大宅落入外人之手；但有人却说，逝去的亲人万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有可能是他们远行归来想在厨房烧饭，不小心点燃了墙头挂的棕衫什么的，火通过棕衫很快爬上了屋顶。还有人说，既不是鬼、也不是神，很可能是什么人过路，把烟头随手扔上了厨房的屋檐所致。但也有人极诡秘地告诉我：“你们的房烧得怪，因为在着火前，这一带曾有狗叫；还看到过一个人影在那里晃动。”说法很多，不一而足。问题是，当晚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参加了扑救，由于青壮年大多到远方打工，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但是该到的还是都到了。大家各人拿来了面盆、水桶，从附近几家厨房打开所有的水龙头接水，往火上奋力泼洒，往来践踏，传叫风生，但究竟水小火大，于事无补；相邻的几家怕火焰向自家的屋子蔓延，急忙清理现场，将其间有可能引来火种的柴草全部搬走，现场已经弄得一片狼藉，什么线索也没有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灾，烧得天昏地黑，因为是多年的空房，人没有受吃亏已属万幸。乡亲们见到我，纷纷将我围了起来。“别伤心；有人能致万物，只要人在，就没有过不去的河、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他们说。我向他们点点头，在一块木头上坐了下来。调查起火原因，已经演变成一个复杂的案件，我们显然不能胜任。幸而提前买了保险，赶紧向县上的公安局和承保的保险公司报案。公安迟迟不予出动，保险公司倒是来了几个人，有男有女，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他们好像有点怀疑，投保人是不是为了骗取保险费自己点燃了房屋？经过一番调查，排除了这种可能。看看这场大火烧得也确实是惨，一座结构严谨、气势雄伟的大宅子，只剩下十几堵墙壁，决定按照保险金额全额赔付。经过了繁琐的手续和复杂的程序，保险公司终于在一次有广告意味的村民大会上，将六万元现金交到了我们的手上。
    案件仍在调查之中，可是我们的隐居计划却从此一蹶不振。要全面清理废墟，在那里重修起一座新房，显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仅仅是清理现场，就得花掉一大笔银子。加之这一年又遇上了通货膨胀，物价指数急剧上扬，人民币大幅贬值，我们拿到的六万元现金，仅仅清理现场和打地基就得用去三分之一，如果照原计划执行，势必把大量的稿费积蓄贴了进去，可是这笔存款一旦花掉，我们将变得十分脆弱，会失去隐居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将从此成为穷人，没有了生活来源，隐居就真的成为一种奢侈的梦想了。更主要的是，经过了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每每想到就焦心如焚，悲伤欲绝，连做恶梦，已经失掉了原来的心情。我们的隐居计划、以及走访广大民间、寻找五福公《田园集》的伟大构想，都只有被迫搁置——实际上是被无限期地搁置了。有三年，我们没有再回去。后来听说有人利用那些兀立的墙壁盖起一座临时建筑，一座水电站的指挥部扎在那里——人们真的要在千陆河一仞石壁那里凿山断水，弄什么小水电了，据说还是来自县城的私人投资。再后来高速公路经过，大宅子那里竖起高速公路的一根柱子，从汉中上西安的车每每经过那里——这时候，距离我们退休还有整整十年，距离印度洋大海啸却只剩下一年三个月。

                                            2005年10月11日—16日，一稿，于崇琳斋
                                            2005年10月19日—26日，三稿，于崇琳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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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原创点击：2054 时间：200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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