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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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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宅入梦
【陕西】刘诚
一
昨晚上,我又梦见了老屋——就是大火焚毁前,被我们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悉心保护、千方百计要完整地保留下来的那座宅子——它仍然完好如初,高大雄伟,风雨不动,矗立在村中心稍稍偏东的位置,就在老毛家的屋后。我似乎是轻手轻脚地回到那里——先是经过了村东头平素取水的水泉,在那里立了一会儿,那里有一个棕树刨掉一半做成的水槽,在没有弄出自来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挑着水桶在那里取水。过水泉有一个池塘,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跃进以前的年代,现在已经干涸,池塘周边的刺瑰花却开着,一簇簇一笼笼,沉沉的,被浓密的绿叶托着,开得十分繁密、浓艳。附近有一户人家,那里曾经是一所小学,我小的时候就在那里上学。接着向西穿过一高一低两块菜地,走到老毛家房屋拐角的地方,沿小路向上走十几步,登上了一个平台,那里长着一棵老香橼树,再向左一拐就是我们家的院门了。我仿佛不是走在地上,而是走在一条棉花的路上,脚下没有一点响动。门关着,可是没有上锁,也没有从里面栓着,我在那里停一会儿,用手轻轻一推就推开了。走到院子里,西边的四间是柴房、猪舍和牛圈,东边的四间是厨房和餐厅,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格局;正面是高高大大的七间正房,坐北面南,屋顶又平又直,屋脊上雕刻着两条龙,头朝里尾朝外,正中部位是两条龙的高扬的龙头,簇拥着一面明亮的圆镜,形成二龙戏珠的雕塑图案。正屋前面的墙壁一律青砖到顶,开着四个大大的百叶窗,漆成了深棕色,里面糊着乳白的窗纸;中间的五间向里缩进五尺,留出一块宽敞明亮的廊子,四块柱顶石上鲜红的柱子又粗又直,依然稳稳地耸立在那里,相互用扁平的横木从上部连为一体,中间镶以木板,又通过檩与墙壁连接起来,成为富贵和安定的象征。正屋的大门关着;麻石条砌成的屋阶上,沿缝隙生满了绿草,院子里也长满了各种青草,有的高过了人的膝盖。瓦楞之间生长着厚厚的苔藓,有一些宝塔样的植物,肥嘟嘟的,长得有好几寸高。院子里什么都在,只是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将正屋的门推开,门吱哑地响了一声,是那种大木门推开时才有的响声,里面黑咕洞洞,静得怕人;大神柜依稀还在,青松仙鹤的中堂和一幅“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对联还在,桌子凳子梯子赫然在目,依旧摆放在原来的位置,可是已经没了生气,到处布满了蛛网和灰尘,地上虫蛀的粉末比比皆是。正想大声喊叫,忽然记起,父亲和母亲他们那一代人离开人世已经很久了,猛一惊醒了过来,只觉得一身冷汗,知道是梦。
是的,这只是一个梦,在大宅被大火焚毁以后的日子里,这样的梦已经不止一次了。
老屋所属的村落距离道教名山福人山不远,原本幽僻而贫困,平素不为人知,造化却赋予它以惊人的美:正北一座大山巍然耸立,向西伸出长长的一翼,向东亦伸出长长的一翼,东西两翼在完全伸展开以后,皆向中间作环抱状,围护着山下一片肥沃而平坦的田地。正中间却突起一峰,从峰顶向纵深伸延,与大山主体连为一体。山峰是土质的,又有从小峁到大峁的曲折变化;如果以大峁为顶点,大体呈现出左中右三个立面,山上少有树木,却通体长满了茂盛的龙须草,从正面打量,活脱就是一只上山之凤的形状,有着一只凤鸟所能有的完美轮廓。村里三十来户人家散居在田地间,分成河坝、上庄和上村三大块,我们家所在的上村,即位于上山之凤的拖曳的尾部,尾羽拖得很长很低,且渐渐铺展宽阔,上村以下层层叠叠的秧田,又酷似尾羽上一圈圈弧形的纹络。东边和西边的两条沟,从高处一路刻画下来,使这只上山之凤轮廓变得更加突出。两条沟草木茂盛,各有一股暗水终年不断,灌溉着层层叠叠的秧田,也供给着三百多口人一个村落的人畜饮用。站在上村的某个位置朝南望去,村前有一条河,清澈的河水银链一般,自西而来一路流过,到最东边的失火沟、鲤鱼山一带,复又向西折去,不知不觉流成环状,至最西端惊险处,竟与上游只隔十余丈的窄窄一仞石壁。被圈出的“半岛”,其状若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头朝西尾朝东,被称做千陆河。千陆河没有人户,只有满川芦苇和鹅卵石,中间一座隆起的黄土山丘,舒缓平易,随势蜿蜒,长满了荒草,由西端的一仞石壁与大山相连。曾有干部领着水利专家前来踏勘,说是要截断石壁让河流改道直走,利用水位落差发电照明,如此则整个废弃的三四里河床又可以改造成旱涝保收的良田。只是说归说,干部和水利专家一去再不复来,千陆河仍然一片荒凉,成为一块天然的牧场。再向南,淡淡的雾霭里,有一道山梁从东边一直伸到西边,山梁之外又有一道山梁从西边伸到东边,相互交错参合,像两道门槛一样关严了门户,使这个微型的盆地,更像古书上屡屡提到过的世外桃源。处在这样的位置,除了赶集上城办事稍稍不便,大宅子所带来的好处真是多不胜数。附近有一个大场,那里有七八间房,原来是生产队的保管室,可以说是这座村庄权力的象征。人民公社时期,全村一年的收成就保管在那里,到年终决算后,各家从那里分到应得的一份。大场很大,可以说是我们村里的人民广场,每逢重要的集体活动,都在那里举行。一年一度的麦子也要在那里脱粒,麦草顺手往广场前沿一堆,有时堆得像山一样高;到秋天,全村的新谷也运回广场,黄灿灿的,堆得像一座座金山。掰苞谷的时候,从各个地块上掰下的苞谷棒子,无论多么远,也背到广场上来,堆在那里剥皮晒干脱粒。碰到颗粒饱满而又较嫩的一棒,妇女们总要悄悄地揣走,或带着一棒两棒苞谷,就近到我们家的厨房,在红红的灶火里翻来覆去烤熟了打个牙祭,一边和母亲说些闲话。大场外沿原来长着一棵柿子树,树干有四五个人合抱那么粗,发达的枝叶,像是一个密密匝匝的镂空的球体,占据了巨大的空间,在没有被放倒的时候,月亮出来,先是在东边的山梁上搁着,后来就在它的树梢搁着,再从那里悄悄地向西移动。这棵大树,其实也成了我们村的象征,村里的许多事情都和这棵大树连在一起。春天的时候,山桃花一簇簇地开过了,梨花也开过了;接着,桐花也开了,溪流沟畔,田边路旁,茫茫一片,肥肥的、油油的,给人的感觉是春天多汁,过多的粘稠的浆汁在它的体内发酵,正在撑破了世界的表皮,把春天的气息吹过来,在空气里弥漫,让人头脑发晕,只想倒头睡觉。接着李花开了,一层层稻田边全栽着李树,到处一片细碎的小白花,清清淡淡,就像一片轻淡的梦境,将整个村庄笼罩;油菜花也开了,一片一片黄得明亮,与大块大块越冬的暗绿色的麦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接下来,在其他的树木正在打苞的时候,柿子树也开始吐蕊了,许许多多嫩芽从干硬粗糙的树枝上冒了出来,一天天长大,由鹅黄变得嫩绿。这时候它的花也开了,小小的花朵,每一朵都被一个小柿子小心地托着,像是一件精致极了的工艺品,花儿落了,果实就显露出来——柿树是在开花的时候,就把果实提前呈现给世界,然后慢慢长大。这棵树后来被人们放倒。
放树的日子应当不会太早。至少不应当早于1969年,因为那个时候,一个逃难的紫阳人,忽然来到我们村,就住在保管室旁边的一间旧房里。紫阳人不时外出,有一次把一辆旧自行车,从山外面连推带扛弄到村里,引逗得村里大人孩子一鼓脑都拥到广场学车,有的就站在那里看。这件事成为这座村庄从没有过的盛举,人人争着学骑自行车,有时为争夺车子闹出矛盾。那时大柿树还在,因为有一个人——好像是上庄的黑黑——一位刚过门不久的新媳妇,骑着骑着,直往广场前沿滑去,大家急呼刹车也没有用,车还是一个劲地向广场边沿滑行,后来是柿树粗大的身躯把车头挡住,才没有翻到广场外面的地里,却重重地摔倒在大柿树脚下的地上。也不会早于1976年,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开完庆祝会的那一天,几个猎手——其中有伯父和苏永枝,还有李存德,在广场上练习过打靶。打靶是猎手们之间经常性的活动,有时是在地里,这一次却移到广场,他们站在广场靠后的某个位置,用土枪对着大柿树的身子打,每打一枪,大家就到树跟前去,在树身上细细察看枪弹击出的枪眼。我也去了,看到沙子——一种黄豆大的铁丸,枪膛里必须装进这样一把铁丸,才能形成必要的杀伤力;——在树身上击出一小块蜂窝状的痕迹,有的落了下来,有的深深地打进树的身体。几个人一边看,一边小声地评估,说这样的命中范围和力度,打中一头鹿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打中了一只熊却远远不够,反而容易将熊激怒,扑过来与人拼命,必须在枪膛里装进通条——一种指头粗、寸把长的铁条。我说那样会不会把树打死?他们大笑,说不会,树的命长得很。回想起来,那个早晨的景象,历历如在目前。当然这棵树被人放倒,也不会早于分田到户,因为在分田到户后的第一个正月,大家过年无聊,就把锣鼓家伙抬了出来,在那棵大树下痛痛快快地敲——以前也是这样,每当过年,人们都要在那里敲打锣鼓,以此来庆贺又一个农历的年降临到我们的村庄,相当于一个固定的节目。那一天人很多,天庆打鼓,季季击钹,苏永枝打马锣,张太荣打锣,各种节奏,一样一样换着敲,有慢板的,有快板的,有极欢乐极热闹的,也有像打冷枪、放冷炮一样、有一点苍凉况味的,我叫不出它们的名称,可听着心热,也走了过去。我相信这些人都投入了真感情,因为他们敲着敲着,会东倒西歪,有时会不知不觉地将钹或马锣提得老高,一直提到了某一只耳朵的位置,好像是在用全副身心倾听,他们显然是被自己打出的节奏感动了。大家敲啊敲啊敲,敲累了就回家吃饭。回想起来,放树可能是在那以后的第二年,因为土地分到各家由各家承包了,广场外边有一块地,作务十分方便,就是光照不好,不长庄稼,种菜也长不好,村里的季季分到这片地,主张把这棵树砍掉。季季说,反正也是一棵老树了,挡着太阳的光,砍了算了;如果不砍掉,他的地就等于白种。放树的早晨,大家都到广场看。一株有几百年高龄的大树,要放倒还真是不易,成了一件大的工程。只好分成好几个阶段。先是搭一架梯子上树,用五六天时间把枝桠统统砍掉。枝桠掉了一地,人们就过去拣走。砍掉了枝桠,树光秃秃的了,只是仍然很大,粗大的枝干向四面伸着,只好又爬上树,用一把大锯,把大的枝杆往下锯,这样的工作,又持续了七八天时间。剩下最粗大的部分,又成了难题,因为没有那么大的锯。有人说干脆算了。季季说,算了也就算了,只是等于没放,每一年都会有新枝从树顶上长出来,过若干年,又成了一棵大树。咋办?季季想到,既然不能用锯,只能用大斧子砍了,于是轮圆膀子砍了起来。季季砍得很卖力,只是这样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砍了一会儿,双臂震得发麻,只好今天砍一会儿,明天砍一会儿,后天再砍一会儿。砍砍停停,停停砍砍,树周围脚印零乱,到处是季季和一棵老树拼死搏斗留下的痕迹。树的伤口又宽又大,十分抢眼,树根周围弄出了一个深坑,四周堆着一些新鲜的土堆,却没有堆着木渣——木渣都被孩子们当柴禾捡走了。弄了一段时间,树还是不倒。季季满头大汗,围着这棵树走来走去,嘴里恨恨地骂着。过一会儿,却弄来一些干柴,堆在树根周围点火,用火来烧。看见火烧得旺了,又背来一大堆麦糠盖到火上慢慢煨,成天大烟小冒的,这个过程断断续续可能有两三个月之久。这样做的时候,没人出面阻挡,因为树属于大家,可是大家并没有享受到它的果实带来的好处——往往还没有长好,果实就让人给偷光了。只有伯母——一位仁慈的老太太上前劝说:“季季啊,这树七八百年了,比你爷爷的爷爷还老,已经成神了,不能砍啊!”季季不听。伯母又说:“不能砍啊季季,砍了要遭殃的啊!”说完连忙给树跪下叩头,口中念念有辞,季季还是不听。
这棵树就这样被砍倒——实际也不是砍倒,而是被人用各种方法给整死,最终朽掉了。在它完全朽掉、最终倒下之前,在那里又矗立了七八年之久。你想得到,就一个大树桩,上面还有粗短的枝杆,黑黑的,焦炭一样,立在那里,就像一个巨人,广场那里到晚上就有一些怕人。原来每到晚上,孩子们经常在那里捉迷藏、摔跤,夏天的夜里,又到那里大喊大叫,追着萤火虫儿到处跑,自那以后,好像有了禁忌,都不大敢到那里去了。后来,它的根部又发出几株小苗,小苗又有人用分蘖的办法移栽到别处,在另外的地方生长——它成了一株年轻的、有前途和生命力的小树,而大树的体液仍然在它的体内流淌,大树已经把生命的密令悄悄地写进了小树的身体。从这时候我知道,一棵有数百年树龄的大树,是不可能被真正伐倒的。一个人可能心生妄想,以为很容易就能砍倒一棵树,最终他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其实完全不必为一棵树有可能被什么人放倒而过分担心,树的生命通常自己延伸,将它的躯体伸入未知的领域。这是来自生命内部的力量,谁也不可能真正阻挡。当然在我们村的广场上,那棵树确实是不存在了,村子亮了很多,也开阔了许多,大阳出来只是朗照,光线从东面的天空照过来,通常直奔主题,有利于打麦晒场;只是月亮出来,再没有树的枝桠去承接,总归少了趣味。——不,大柿树被伐倒,在人们心中造成了一块巨大的亏空,再也不可能轻易填平了。我们的村子,一下子变得不再像是那个熟悉的、曾经供全村三百多号人安身立命的村子了;它仍然还在,却变成了另外一座,和原来的那一座不大相干了。平时大家从外地回来走到前面的山梁上,一眼就看见那一棵大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对于一个急于要在一座村庄里找到一棵大树的人而言,只有我们那座宅子近旁的一棵,仍然长在那里。这棵树较小于广场的树,据说是父亲在宅子修造以前,从广场那棵老柿树身旁用分蘖的办法移栽成功的一棵,按辈分应当是那棵大树的不知多少代孙。这棵树虽然小些,给予我们的却很多,真是数不胜数。每年过腊八节的时候,母亲做了一锅丰盛的腊八饭,里面豆腐、花生、红白萝卜、白菜、山药、百合、板栗、白果、莲藕,还有各种豆子,什么都有,香得诱人。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争着拿了斧头和砍刀,一只手端着满满一碗腊八饭,一边在树身上砍开一个小口子,一边给树喂饭,一个个嘴里念念有词。院子里还有一棵桔子树、一棵柑子树,也一并享受到这个待遇。尤其是宅子西边的一片核桃树林,更是重点喂养的对象,因为据说核桃树必须不时放津,放得越勤,越肯挂果,结的核桃越是皮薄肉肥,又好砸又好剥。在柿子树上,我们一般轻轻地砍开几个小口子,在核桃树上每一棵都狠狠地砍,想砍哪里就砍哪里,结果天长日久,十几棵核桃树被我们砍得千疮百孔,那些疤痕随着树的生长被不断拉长,上上下下,围着核桃树的身子,像一只一只单独的眼睛。总之我们的意见是,让这些树与宅子并存,尤其是这棵柿子树,决不为了多收一点庄稼,或者别的什么秘不告人的好处把它砍掉。柿子树是一种比较贱的树,生命力极其旺盛。广场的大树在的时候,它与那棵大树一西一东,像两棵姊妹树,日日夜夜,相互交谈,彼此也是一个照应;风来了,那边的树一摇动,这边的树也就一摇动;下雨了,雨打在满树的叶子上,那边的树响起一树雨声,这边的树也响起一树雨声。广场上的树砍掉了,我们的树仍然长着,浓密的树荫,伸展到西边的屋顶,更衬托出这座大宅子的宁静和安适。秋天,几场霜下来柿子红了,就像满树的红灯笼,十分耐看。我们站在院子里瞅着,瞅着瞅着,就在满树的硬柿子里,瞅着了一个鲜红的淡柿子,用竹杆往下夹,够不着,就搭上梯子上了西厢房的屋顶,在那里小心地走动,因为踏碎了瓦片,父亲通常会大发雷霆,威胁要将这棵害人的树砍掉。我们没有踩碎任何一页瓦片,小心地摘下了那个鲜红的淡柿子,用绳子吊下地,弟弟和妹妹都在那里等着,兴奋得直跳。接着又细细地在树丛里找,果然又找到几个,是更红更红的油柿子,小心地摘了下来,悄悄拿走梯子。深秋的时节,几乎已经是冬天了,这时候叶子开始慢慢飘落,一片一片,落得满地都是;柿子一天天亮了出来,像是满树的红宝石,照得人眼睛发亮。我们会不时爬上西边的屋顶,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柿子随便捏,哪个有一点软,哪个就成了别具风味的面柿子,这样下来,满树的柿子,倒有三到四成成了面的。母亲也会适时地摘下一些硬柿子,用水泡着脱涩,还要使它近火,以便保持适当的温度。不消几天,就会成为又甜又脆的暖柿子,胜过别家保藏完好的苹果。到了秋后,柿子更成熟的时候,母亲也会将一些又红又大的硬柿子,用竹棍串起来放在厨房的灶内,用烟火慢慢地熏。这时候烧火的灶膛成了一架天然的烤箱,摆满了一串串柿子。只消一夜的功夫,就熏出了不少熏柿子,熏过的柿子变成了深棕色,表皮上还生出许多细小的纹络,咬一口软硬适中,香甜无比,里面还满是柿油,像是洁白的奶汁。到了必须把柿子全部下掉的时候,父亲通常带着一只大笼子上树,笼子绑在一个结实的枝桠上,等装满了柿子,再把它用绳子慢慢放下来,通常一树柿子,可以摘下来二三十笼。到了晚上,父亲和母亲就洗净了手,用一把特制的小旋刨旋掉它们的表皮,但是保留根部的一小节树枝,以便把它们串到绳子上,这些绳子是特制的,每隔一寸左右,就留下四五个套扣。老实说,他们都是旋柿子的高手,旋得又光又好又快,就像是一种十分轻松而又趣味横生的游戏。有几十串旋了皮的柿子,挂上了院墙外面的几根椿树。那里已经架起了三层横木,这些横木上都可以站人,把住上面的横木,就可以左右走动。整整一个冬天,这些柿子就挂在那里,让它经霜、晒太阳、慢慢脱水、糖化,还要不时翻动,为每一个柿子转向,以便每一个侧面,都能晒到足够多的太阳。但也不可晒得过干,大约在公历年到来前后,把它们藏入一个大匾桶,里面铺以干草,过不了多久就成雪白的柿柄了。在柿子上架到收藏之前的日子里,通常须得不时注意,别让小鸟过来啄食。有的小鸟非常顽皮,经常和我们捉迷藏,你刚刚用竹杆把它们撵走,可是一进屋,它们又来了,还呼朋引伴,叽叽喳喳,显得异常高兴,你只好再气势汹汹地挥动竹杆,把它们撵走。有时气极了,还用小石头去砸,用弹弓瞄准了打,嘴里不停地骂着一些难听的话,因为考虑到这些馋嘴的小鸟过冬食用,父亲特意在树上留下一些柿子,依然红红地亮在枝头。
老实说,我们非常非常地怀念在大宅子里度过的日子。在没有被大火烧掉的时候,我们时常想着回家去看看,哪怕只是在老屋的廊子下坐一坐,什么饭也不吃,什么水也不喝,也不说话,或者再看看它的天空和云朵,还有那些树木,到处走一走,摸摸它的农具,这些农具曾经被父亲和母亲的手摩索得光滑、瓷实,经常把手的地方,一律闪着明亮的光泽,那种熟悉的手感,会让人像触电一样,一下子就想起过去的一切。或者退而求其次,哪怕只是坐在城里的房间里,看看大宅子的照片,那样也可以把我们的思绪引向与大宅子有关的回忆,相当于进了一回天堂。可是我们知道,这些朴素而简单的想法,都已是不可能的了,现实中的老屋——那座令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梦魂牵萦的大宅子,已经在不久前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里化为灰烬,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二
我说的这些都是实情;在大火把大宅子化为灰烬以前的日子里,有很多个冬天的早上,或是大雪纷飞的日子,我们就在这种和小鸟们的战斗中无谓地消耗。柿树有时也像其他果树或者庄稼一样会碰上歉收的年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第二年一定果实累累,压弯枝头;可是再歉收也不至于颗粒无收,所以或多或少,门前疏朗的椿树林里,每年总有一到两架红红的柿柄挂在那里,像是一些挂在漂亮妇女脖子上的项链,又极像是玉皇大帝帽子前后下垂的珠链。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些极快意的日子。毕竟是小鸟,而且是老家的小鸟,与我们的大宅相依为命。它们长着尖尖的小嘴,通常十分干净,有白脸雀,有麻雀,最主要的是黑喜鹊和灰喜鹊,特别是灰喜鹊,嘴红红的,长得非常好看,可能是鸟族里最时髦的一种,成群结队,整天叽咕着一些人所不懂的话语,柿子挂出来的日子,好像格外地高兴。当然,有时候它们也会飞到别家的柿子架上呆一会儿,可是很快又飞了过来。我们被这种工作弄得很累,很紧张。有时候想,吃就吃吧,不就几块柿柄吗?难道只能人吃,小鸟就不能吃吗?小鸟再吃,最终还不是人吃得更多吗?故意不去管它。如果是这样的话,柿柄架上通常会响成一片,就像是一次鸟儿的盛宴。当然决不会有鹰——鹰是有的,可它们是食肉的猛禽,只在高空冷冷地看着地面,对这些事物完全不感兴趣;也没有斑鸠,斑鸠本来很多,就像城里人家喂养的鸽子,灰灰的,肥肥的,叫得声音很好听,尤其是夏日新雨初晴,斑鸠通常在树木之间飞来飞去,不停地叫,声音甚为圆润,就像是童话里的鸟儿。也没有燕子,燕子也是春天才来,不知道是否就是先一年在我们家里筑巢的家燕,反正它们说来就来了,先是一雄一雌察看了很多庭院,看过了许多位置,有时就飞到人家屋里,选定了某个地方,在那里耐心地筑巢,这样的工作通常要持续一两个月之久。等到小燕孵化,翅膀一天天硬了起来,它们就飞走了。这是一种知道感恩的鸟儿,飞走的时候,老燕新燕会一边呢喃着只有它们才能听懂的话语,在院子里上下翻飞,像是在和主人无限眷恋地话别,飞很长一段时间就飞走了。它们离开了我们的院子,飞过了院墙,一直向南飞去。你以为它们真的飞走了,可是不,第二天它们又飞了回来。你也许以为那不过是别家的燕子,可是你很快就发现,这还是昨天飞走的几只,因为它们一直飞到屋里,又钻进了旧巢,巢在正屋东侧的墙上,全凭母燕衍泥垒成,仍然完好无损。这样来回好几次,这些燕子就真的飞走了,不知到什么地方去生活,直到第二年春天再回到这里。当然也不会有鹤类,我们只是在它们从高空路过的时候,才能看见这些鸟族中的隐士长伸着脖子奋力飞行的美丽身影。更不可能有水鸟,它们一般沿着河道飞行,有时在浅水里停留一会儿,成群的野鸭则一直留在千陆河一带温暖的河里度过一冬。
与大宅有关的生活是无穷无尽的,我们爱它更甚于生命。事实上,在父亲和母亲去世以后的漫长时日里,我们确实在悉心保护着宅子里的一切,不让它因为父母亲的相继辞世而白白散失,也不轻易挪动它们的位置,即使是一合小石磨,也刻意让它保留着原来的形状。大宅子的保护,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涉及到很多方面。当父母双亲相继谢世以后,我们意识到这座宅子,从此作为遗产正式交到了我们的手上,除了我们能对这座宅子的命运负责,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对这座宅子负责了。责任也许恰恰是权力的另一幅面孔,因为它们的重量恰好相当。世界上虽然有很多很多的人,可是只有我们能够决定:是把它保留下来,还是干脆卖掉;如果保留下来,将保留到怎样的程度,以及怎样保留——因为父母去世以后,再不会有人像以前那样无微不至地照看这座宅子了。我们一个个在外做事,后方空虚,任何一点意外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对大宅子构成实质性的损害。还有山林草坡、以及国家法律许可归我们使用的几大块田地,这些都与宅子的去留胶结在一起,使它变成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事实证明那一段时间,一直是那座大宅子命运最关键的一段。村里不少人都在观察着我们的动向,知道这样的事情确实难办。为了生存,我们一个个离开农村,可是农村的元素仍然在血液里流淌,我们不过是因为偶然的机缘从农村流落城市的移民,在城里是最没有根基的一群。农村将以各种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就像尾巴,在身后的地上拖得很长很长。老实说那时候,我们的想法并不是很明朗,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想法,是对老屋的眷恋和老屋作为最后后退一步的重大使用价值,使我们倾向于不对老屋作出任何大的处分,正是这种感情上的联系,无意间保护了老屋。我们没有卖掉宅子,连农具也不再送人。在父亲突然去世的那些紧张的日子里,我们在悲伤击昏了头的情况下,对一些比较值价的东西也作出了一些处理,前来参加葬礼的穷亲戚们人人拿走一些,作为父亲留给大家的一种纪念,这我们是没有意见的。同时,因为一心想把母亲接到城里,也卖掉了槽头两只长得极可爱的猪,当时我真是哭成了泪人,猪后来被人强行抬走——他交了钱,猪就不再是我们家的了。那是一个罗曲人,和我们隔着一条河,他带来六个人,三人一组,用绳子打两个套,不管两只猪如何挣扎、吼叫,还是将两只猪抬走,作为特别馈赠,还允许此人搬走了一只喂猪用的石槽。其他的亲戚则担的担,挑的挑,弄走了不少东西,连准备打晒席的一批半成品竹材,也让一位山里来的姨妈拿走了。门下坡的三德,用最便宜的价格买走一合打谷的拌桶。一个村里的干部,一边吃烟一边走了过来,说是看中了一根面架,想买。人哗的一下散去,东西也在慢慢散去,让人有大厦既倒、千金散尽的感觉。我立刻意识到,父亲留下的家业,不能再这样分割、流失了,必须立即中止这样的局面,否则不出三五天,将全部散失殆尽,连农具也要被清扫一空了。这是不能被许可的,等于从我们的心头割肉,拿走的是父亲打制的东西,疼的却是我们的心。我当时拒绝了这位干部的要求。就这样,父亲用过的农具,每一把锄头,每一把镰刀,每一根竹杆,每一张晒席,还有两捆做面的面棍,一副做面的面架,十几只装粮的匾桶,一只杀猪专用的大水筲,都得到保留。一架风车,有亲戚想要买走,也保存下来。一草一木属于老屋,决不允许随便拿走。
话又说回来,这座宅子在烧毁以前之所以一直完好无损,与其说是得力于我们的刻意保护,不如说是得益于一个秘密的计划,正是因为一个周密的宏大计划,这座本来就倍受重视的大宅子,才被我们置于更加严密的监控保护之下。这里有一个缘故:即我们的计划能否实现,最终不是取决于想不想实现,很大程度上,都要看这座宅子保护得好不好。说到底,我们对大宅子的保护,怀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也不只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经常回忆回忆,人是不能靠回忆活着的,人生很实际。这座宅子,不只是过去生活的证物,一件为剧情推进的需要而刻意保留下来的导具,在我们的计划中,它作为核心构件,将要更积极地参与未来生活,成为我们晚年生活的根本支撑。计划当然是极秘密的,截止现在,除了你,我们还没有向第三人公开。刚才说过,在这座宅子被大火焚毁以前的漫长时段里,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保护,就像是保护着我们的眼睛。为了这座宅子的保护,我们挖空了心思,用尽了全部的智慧和财力。在很长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我们怀旧的信物,也是我们交谈的中心话题。只要提到它,就打开了话语的开关,会絮絮叨叨说个没完没了。谈话当然也有可能逸出大宅子有关的范围,可是绝不会超出很远,尤其当我们遇到的是某个知道、或者听说过这座大宅子的人,那就更是如此。当然对于一些不相干的人,或话不投机的人,我们一般会对大宅子的事情三缄其口,比如对公众就是这样。大宅子完全是私人的事情,我们不会就有关大宅子的事情,对通常以冷漠著称的公众说三道四,说了他们也不会真正感到兴趣。是的,向一个不相干的人说起这些琐碎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对方通常会不感兴趣地把我们的回忆粗暴地打断,我们却因为不得不提到有关大宅子的一言半语,而触动了父母亲相继辞世所造成的内心隐痛,使它再次滴血,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淋漓不止。但是,这样的禁令有一次几乎被打破了——在一个夏天里,我所在的城市电视台的人找到我,说要制作一个怀旧系列的节目。怀旧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怀旧嘛,人人需要的心灵鸡汤。在我们居住的这座城市,真的是太需要怀旧了。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有许多曲折幽深的小巷,小巷里有许多明清风格的古民居,但是为了修建新的街道,为了拓宽原本很窄的马路,说拆掉就拆掉了。在这个年代,被拆掉的大宅子很多。一个在外面做事的本地人,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回来,偶然回来一趟,极可能在这些崭新的街区迷失了方向——城市的变化太快了,新东西正在将旧东西完全覆盖,而这些旧东西往往价值非凡。我们这里原本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古城,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这里,可是为了建设新生活,人们却不得不把这些痕迹完全抹掉,城市的变化速度超乎想象。所以,电视台的人说,人们太需要怀旧了。我们大家都需要怀旧,一个城市人是这样,一个来自乡下的城市人也是这样。再说,城里有不少像你一样的人,这些人原本来自农村,他们纷纷把乡下的房屋卖掉了,你却把乡下的宅子保留下来——因为我们看到你的一篇散文,写的就是你家的宅子。你是名人,又是当代有成就、有影响的诗人,我们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思想,促使你把远在农村的宅子保留下来;既然城里有一座住宅,还要刻意保留老屋,其中必有缘故。我们要做的这档节目,主体是这篇散文的诵读,再配上怀旧意味浓厚的音乐,再邀集几个有身份、善谈吐的人,大家坐在一起谈话。可以有一点报酬,不过比较微薄,当然啦,你知道电视台日子也不是很好过。他这样拉拉杂杂说了一通,等我回话。我说过,我本不想谈论大宅,尤其不想向公众谈论,我不善言辞,更不善于在镜头前面作秀,我这人天生不适合做演员,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一段生活模仿出来的能力。平时深居简出,在单位不大喜欢与人打交道,深深地退回内心,喜欢独处更甚于群居,在众人面前会显得很不自在。再者我这人不太上镜,一上电视,要么动作过大,要么呆若木鸡,大为丢份。本想婉拒,可是节目的创意本身,却十分让人动心。再说,毕竟也是诗人哪。诗人虽然不是一种官,可也不是任什么人想当就当。如果我以前把心思藏了起来,并不拒绝有一次把内心敞开——何况这座老屋还真的是有话可说呢?这样一想,就把这事答应下来。
谈话和录制在一个星期天进行,地点就在电视台的摄影棚里。在后面的背景上,美工画出了一座大宅子,旁边还画着一棵看样子像是桂花树一样的老树,伸着几根粗大的枝条,和我们的大宅子相比自然是大相径庭,可能有这样一个环境也算不错了。电视就是这样一种哄人的东西,不能和真的东西相提并论,看电视的也知道这一点,大家看过拉倒,没人当真。搬上电视,与配音一合成,再配上背景音乐,多少还有一点美化作用,本来十分平淡的事情,一旦装进电视屏幕,其美感通常会增加两到三倍以上。一个平常的女人,只要走上电视,会比平常更美,原因在于上了电视,就加上了边框,有了画面感;再者图像缩小了,脸上的皱纹再也看不大见。那好吧,我作为一个特邀的人,一档怀旧的电视节目的主角,在这些方面也不能过分挑剔。有一位从大学历史系来的教授,一位知名的文化活动家,再就是我,还有一个节目的男主持,一共四个,在一张讲究的桌子后面坐下。先是节目的开场,接着是主持人提问,提问大抵围绕老屋的话题展开。先是由一般的老屋,说到城市房屋的拆迁,接着谈到我的一篇有关老屋的文章。接下来教授发言。教授就是教授,总是能把有关怀旧的话题,提升到学术的层面,他分析了怀旧风潮的产生,各地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系列、邮政局发行的民居邮票系列、以及怀旧风潮的时代原因等等。后来问到我,说请你谈谈,你为什么不肯将乡下的宅子卖掉?我从三个方面回答了男主持的提问。一是,老屋是过去生活的象征,尤其在父母亲相继辞世之后,保留着老屋,就是保存了我们的过去。即使是让它空着,只要有宅子在,心里就踏实;它用一种无形的力量,将漂泊中的生命拉紧。二是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宅子,而是一座典型的陕南山地民居建筑群,修得确实高大结实,对这样一座凝结着父母亲一生智慧和心血的宅子,我们没有权力出卖。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屋所在的村庄实在太美,在秦岭南坡的山地一带,要再找到那样一个好地方恐怕很难,实在不甘心把与老家的联系完全切断。当时大家东拉西扯,说了一些有关的话题,有时候某个人,会因为表现不佳,坚决要求重新来过,这么折腾几次,片子终于拍成了。电视台的人说,如果不是我们的宅子距离城市太远,而且有十几里山路不通车道,他们一定会去那里拍些实景。没有实景,这确实是一个缺憾,不过节目播出之后,反响出乎意料地好,时过境迁,仍有人把电话打到电视台,询问这座宅子在什么地方,说是想去看看;也有人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表示一定要和我交朋友,并询问了一些与宅子相关的细节。这当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很快就过去了,可节目造成的兴奋感却一直没有消失,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事情,才能够让我如此兴奋。老实说,在我们这样的年纪,能让人真正兴奋的事情委实不是太多。为了让人们保持兴奋,电视编导们绞尽脑汁,弄出了许多凶杀和暴力的镜头,再添加一些性的佐料,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深入地了解时代和人性——在这个轻薄和贫乏的年代,人们只对欲望的历险感到兴趣,而对于诗人经常谈论的罪恶和苦难,则完全麻木不仁。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候避之惟恐不及,对于一己私利,却又关心得异乎寻常。可是人们通常只关注最肤浅的利益,对于灵魂的深层需要,则完全置之不理。这也正是皇帝戏大为流行的深层原因,因为宫廷戏剑拔弩张,要阴谋有阴谋,要阳谋有阳谋,要英雄美人有英雄美人,要流血的大场面,可以有千军万马奔突厮杀的大场面,非常有利于编导们抓紧公众眼球;皇帝们穷奢极欲的富贵生活,也正好可以让芸芸众生一饱眼福,过足了享受瘾。不过,编导的阴谋可以在公众那里屡屡成功,对我这样一个正派的高雅之士却有可能完全失效。
我差不多要将我们的秘密计划和盘端出了。这样的计划,通常只能悄悄说与你这样的高雅之士,决不可能在电视上对公众说出,这也就是现在——在大宅子已经不再存在的时候,我为什么依然保持兴奋的原因,我至少必须让这个世界上一两个知心的高人雅士了解到这个计划,让他们知道它曾经是多么激动人心、而又多么完美和玲珑剔透。这是一个有关隐居的完整计划,拥有一次正宗的隐居所要求的一切条件。计划是秘密的,在此以前,我没有把它告诉任何人,即使是生活中最要好的朋友。也没有要预先透露出一些细节的想法,虽然在拍电视的时候,有一次差一点提到这个计划。这的确是一个有关隐居的上等计划,已经是如此具体,而又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一旦付诸实施,我和我的爱人王玉菁女士——我们的后半生将会安然无忧,比任何人都要更令人羡慕。我敢说,若干年之后,我们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幸福来自对于隐居这一行动的精心设计和周密安排。我当然要把计划的细节全都说出,趁现在心情还非常高兴的时候。看得出来,在我的读者中,惟有你博学而敏思,心地善良,尤其对于某些内容庞杂、结构宏大的计划,有着宏观的把握和精细至极的感知能力,这从你的面貌就看得出来。我看过一点《麻衣神相》和《易学算命》之类的书,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可是当我突然指出他们生活中某些隐秘事物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大为吃惊,对我敬佩有加,惊为神人。其实,对于一个把做成隐士作为终极目标的人,透视事物玄机的能力只不过是起码修养,完全不足为奇。我首先是一个作家,一个越老越智慧的作家,一个越老越成气候的诗人,相反有许多诗人,到我这个年纪,却已是江郎才尽,俗而又俗。我的阅读广博而深入,记忆力又始终上乘,再者——最主要的是,我对事物、对生活,始终保持着一种完全来自生命核心的热爱,对世界始终抱持着温和的、同时却又是不折不挠的探究的欲望。我探索的方向,不是倾向于把世界看成一次掠夺的对象,最终使自己离开世界,甚至完全站到世界的反面,让世界看到我多么独立,比起世界我是多么强大,多么善于利用市场的机制,把本来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炒出天价,炒成了公众的明星;而是倾向于把世界看作朋友,甚至它在根本上是我们的母亲,比生育的母亲更大,更久远,看作我们永恒的家,最终与世界打成一片。这是我所有创作的母题。我不是看到了作家的许多好处,才急急忙忙自我奋斗,最后成了作家,而是为了说出对世界的感动和感恩,或与这些感恩相关的若干构想,而不得不采用了小说或者诗歌的形式,这是我与一些作家同行的不同之处。在以后的某个时候,当我要写成一部大的作品的时候,我也许会别出心裁,把这个计划的总体框架放入其中,让它从容不迫地展开,可是现在,趁着我心情一直不错,我必须先把它的主要部分抢先说出。
三
事实正是如此;有一座大宅子在,构成了隐居的巨大优势,我们拥有一次标准的隐居必不可少的一切条件。因为在那座大宅子里住着很好,大宅子所置身的环境更好。在一个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已经足以威胁到人类持续生存的世界上,如果还可以找到更好的隐居处所的话,我认为应当就是那里。你也许会说,隐居是昂贵的,首先需要大量的金钱。对此我没有异议;我也重视钱,几乎可以说是相当重视,曾经斤斤计较于每一笔稿费的到款日期——你知道稿费对于一个纯粹的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虽然有单位的一份工资,可是那份工资对于维持一个作家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可以说远远不够。单位的工资通常很低,远不足以维持城市生活的最低开销,往往吃用之后所剩无几,一年之中连一次小规模的旅行都不能支持,更何况一个人还要用这些可怜的进项,去支付子女昂贵的教育费用。所以此前一个书商欺骗了我,自以为得计,当我后来知道他隐瞒了印数,克扣了我近十万元的版税收入,立马委托律师,将他毫不犹豫地告上了法庭。朋友们都知道我有一点啬;不过对于纯粹的发财,我其实并不是特别热衷。天下财富,你多占了一点,必然有人少占了一点;天下美食,你多吃了一点,必然有人少吃了一点;天下女性,你多占了一个,必然要多一个男子成为光棍。你在钟鸣鼎食、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时候,别人也许正在饥寒交迫中冻饿而死。且财富虽然不是一个坏东西,对于一个人通常非常重要,却也容易腐蚀人心,一颗好端端的心,一旦让财富完全占据,就不再是心了,会迷了人的本性,有许多人就因此失了本性。财富还带来危险——不少富人,在自己的家门口被人暗杀,还有的富豪从世界上秘密失踪,有的后院起火,莫名其妙地自相残杀,全国至少有四十多起轰动一时的此类神秘案件至今没有破案。钱有时候是催命的鬼;挣钱本身,也可以说是生存所迫,是苦役里面的一种,毫无乐趣,甚至充满罪恶。古人有云: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饮。生命所需,原本并不需要十分奢侈。在你评估这种事情的得失时,首先一定要弄清,什么是生命的真正所需,什么看起来是、而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人类目前开发出来的多种需要,起码有百分之六十并不是生命必需,属于虚荣和欲望强加,世界有限的资源,正在被这些强加的部分快速消耗。欲望的特点就是贪得无厌,永不厌足。欲望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以吸尽天下财富为唯一指归,它的光焰会毫不留情地烧掉向它飞行的所有翅膀。也有人好心好意,向我推荐了一些发财的渠道,他们说财富既不是你的,也不是别人的,一个时代的财富是公共的,或者干脆说是无主的,就藏在黑暗中的某处,关键看谁能找到打开财富大门的开关。建议我将稿费投资于实业,将大部分的智慧和精力用来敛财,或设立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文学奖,以求名垂青史,我对此表示冷淡。纯粹发财,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至少那一次到海南,会一直呆在那里。对这个年代的许多发财途径,我有过精细的研究,可这一切都不符合我的本性。对于盛名的诉求也已大大淡化。正如最初迫切地要求作品发表,发表不了就骂娘,后来当我明白了发表的实质,就不那么热衷了。不像一些新手,恨不能利用一切方便,独占天下所有版面。不追求了,发表的事情反而自己找上门来。有人想出更高的版税,以便从我的手中拿走一部新的书稿;有人愿意为我仅仅是计划写作中的书预支稿酬,不一而足。你不被名利之心所控制,反而得到更多的名利,在这方面,我绝对心情放松、经验老到。说到底,我只不过是一个偶然地生活在这个年代的有所保留的人,即对时代的许多问题有看法、有保留的人,拿着技术主义的成果又爱又怕、忧心忡忡的人,也可以说,我的一只脚踏进了现代,另一只脚却仍然留在古代;我是一个幽灵,一直在从现代到古代之间的狭长地带徘徊。我并没有下定决心与现代打成一片,也不打算向强势出台、横行世界的技术主义完全投诚。
对于自己何以产生了隐居的灵感,我一直感到惊奇。为什么会有了这样的思想,而没有被城市所代表的商业文明绝对征服,这一直是一个奇迹。这大约与一个人的天性直接相关,我热爱大自然,只要回到大自然,心里就感到踏实。此外,可能与我居住在一个东方的国度直接相关。东方文化里一直有隐居的传统,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隐居始终是他们的一个退步,是生命最后的一堵墙,一旦情势所迫不能不后退一步,这堵墙将支持他们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是一个厌倦城市生活的人。虽然一直生活在城里,事业和爱情都是城市给予,我的大部分诗歌和小说作品,都是在城里写作和发表,目前也不可能一下子离开城市,但这不排除我为自己准备一条隐居生活的后路。如果说为了生存,我不得不把前半生投入城市的人群,辗转奔波,言不由衷地生活,呼吸肮脏的空气,与一大群陌生的人争夺生存资源,不惜为此绞尽脑汁,身心俱疲,那么后半生一定要松弛下来,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性生活,这就是我的想法。这个想法因为有乡下一座大宅子的存在而显得相当现实。对我而言,隐居生活并非可望而不可即,只要稍稍伸一伸手,就能够到它的高度。为什么要把大宅子卖掉呢?只有十足的蠢货,一个鼠目寸光的人,才会做出那样的决定,为了一点只能坐吃山空的现钞,不惜卖掉祖传的老屋。你以为你卖掉了老屋,你就成了一个城里人吗?作为一个人,你就会永远幸福、长胜不败吗?就像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你脱掉了长袍马褂,留了长发,换上西装革履,戴了礼帽,拄了文明棍,你就一定是一个洋人。你仍然是一个假洋鬼子——假洋鬼子,这就是你的命,你要把它背一辈子,直到走入坟墓。我们不会干这样的蠢事。何况对于一个诗人,隐居的想法乃是十分自然,不需要很高的天才,就可以做到。一旦想到隐居这一个词,你的脑子里立马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形象,这是一个由著名隐士构成的人物群像,其中一个就发生在我们老家,直到现在,福人山一带仍然保留着隐居当年的若干痕迹。此人本来是晋宋间的一位士人,一生饱读诗书,曾在汉中府做一名小官,后因遭逢兵乱,只身逃往东部山地避难,见福人山山势奇特,遂隐姓埋名,在那里结庐度日,后来再也不肯下山做官了。杨难当统治汉中时期,听说有这样一位高人,曾亲临寻访邀其下山,都被婉拒,最终在那里终老一生。福人山是在这位隐士隐居之后才名闻天下,最后被道教人物看中,成为一座道教名山的。高人隐居在福人山的时候,亲自砍柴,耕种田亩,种瓜种豆,不时吟诗弄赋,真是野鹤闲云,好不自在,晚年留下一部歌咏田园生活的诗集,据说就藏在福人山的什么地方。寻找这部尘封已久的神秘诗集,也是隐居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事实上,只有隐士才有可能真正了解田园,它的美好和忧伤。田园诗是我们命里固有的东西,不过被人加上了“田园诗”的名称。它表明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成为中国历史上另一种人生范式的根本标志。我相信,这部歌咏田园生活的诗集,要么就藏在老家某地某个干燥的山洞里,要么包裹着厚厚的油纸,细心地装在一个密闭的瓦罐之中,埋藏在废墟的某个角落;甚至不排除在这里的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它的众多副本。我不相信,一位伟大的隐士在谢世的时候,会真的把生命的信息全部带走。它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出世;一旦出世,必将为中国田园诗歌的谱系添加稀世的光彩。总而言之,你属于这一系列;这些人物,已经先于你,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范式。这样的人生范式,与天地之道最为合拍。世界在隐士手里,会比在儒家手里更为长久,而在儒家手里,将比在任何一个纯而又纯的科技主义者手里更为长久。隐士的思想、世界观,情感、追求和趣味,值得社会推为样板。隐士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因为他不会对世界进行杀鸡取蛋的掠夺,相反他对世界会比较亲善。历史上有一个诗人梅妻鹤子,传为千古美谈。更多的隐士,以自己的气节,抗拒着世俗社会,反而更加令人尊敬。为了使世界更长久一点,我倡导面对世界时候那样一种超然物外的隐士态度,这样对作家反而更好。据说,有一位美国作家,终生都住在美国东部的一座小镇上,他的写作资源,统统来自于这座小镇。博尔赫斯,则整天把自己关在一座大房子里,过着与世隔绝的书斋生活——那是一座国家图书馆,他把它比作天堂。结果,博尔赫斯笔下的世界,有着一座国家图书馆一样的复杂结构,就像是一座谁也不能真正走出的迷宫。法国作家,据说一般在四十岁以前,并不急于写作大部头的长篇,而是把前半生的时间用于工作和游历,全世界的游历,四十岁以后再隐居下来写作。我不能不说,这相当聪明,因为这个时候,一个作家的心智和才情才能真正成熟。我是一个中国作家,当然有中国作派,凡事不能硬套,可是在厌倦城市这一点上,许多作家相当一致。共同的志趣,在这里暗合。对城市生活的厌倦,其中一部分是对于科技主义的厌倦。比起古人,现代人生活质量实际上大大下降了,尽管人们不肯承认。为什么就看不出科技主义的虚幻呢?那原是添加了毒药的美酒,而现代人却急不可待地要把它拿了过来,痛饮解渴。
据说一些人在规划退休生活的时候,热衷于在一个什么协会里任职,或者弄到一个社会团体顾问的头衔,以便能够继续以某种身份,名正言顺地出现在某些场合,在那里讲话,抛头露面。那么,在今天竞争型的社会里,人人奋勇向前,谁也不甘抽身后退,隐居还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呢?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有没有产生一两个正宗隐士的可能?我们有太多的假隐居,却很少有人真的愿意终老山林,并把这种生活视为价值——历史上那种视名利如粪土、视死亡如回家、与天地精神融为一体的隐者传统,是不是正在面临巨大的困难,即将成为失传的绝响?我不时想到这些问题。后来,也就是在电视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年,电视台的小伙子又找了过来,说是节目反响之大出乎意料,想再搞一个相关的节目,找几个人在电视里谈话,题目就是:古人的隐居;现代人有没有隐居;为什么没有真正的隐居;隐居在未来,会不会成为一种潮流,等等。我们在电视台的摄像棚里谈天说地,说了很多话,结论是:隐居仍然可能,因为它来自人的内心,是生命本质的需要。尽管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气氛,隐居其实正在成为一个赚钱的新行当,拥有庞大的产业链,正如休闲正在成为产业。有多少人正在为休闲工作、因生产休闲的产品而终生不得休闲?没有人能够真正统计。又有多少人正在为隐居的潜在欲望工作,因而不得不被迫放弃隐居的打算?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统计。事实上,有许多人打起了隐居的主意。无数适合隐居的地方,都被人看中,跑马圈地,辟成了富人区,要么就挂上了某风景区、某度假村的牌子,以便为地方财政创造更多的收入。他们在一些景区,尤其是一些树大林深的地方,修起了许许多多的小棚屋,像是原始人居住的房间,有些还修筑在高大的树上,可以供情侣或准情侣在里面住宿,据说是呼应了人们返朴归真的情感需要。据说在这样的地方住一宿,其价钱与一间城市里的标准间相差无几。晚上也不点明亮的电灯,而是照着松明,附近间或还传来几声狼嗥或狮吼——明明是在播放录音,游客却信以为真,无不为之动容。当然,这样的生意大抵针对一般人群,特别是那些工薪阶层,这些人既有隐居之心,却缺少隐居必不可少的财富支持,只能时不时到那些地方去,小打小闹地住上一宿,以稍慰隐居的心愿。而对于一些有钱的人,偶尔为之的猎奇式的东奔西走,蜻蜓点水式的小打小闹,显然一点吸引力没有。本时代的富豪们本来在城市拥有豪宅,却希望把另一座宅子修到这些地方,在风景区或尚未被开发为风景区、却具有一流风景潜质的地方,拥有一座永久性的住宅,这已经成为富豪们争强斗狠的崭新领域。事实上在这个国家,不少人正在这样做。那些在新一轮淘金运动的浪潮里各显其能、不失时机地暴富起来的人,正争相在著名的风景区附近购买别墅,或者就在这些风景区内大兴土木,把全民的宝贵资源,轻而易举地变成个人的财富,变成自己不动产的一部分。这样的别墅,通常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些富人区,那里保安措施周密森严,有许多的人在为他们的欲望和安全工作。可是我要说,这样的隐居,对于一个工薪族其实并不经济,也不现实。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在从繁重的写作生活里退下来以后,通常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最简朴的方式在农村居住下来。这样比较经济,首先是比较安全,即使有人从天上一个劲地扔炸弹,未必能够很快炸到我隐居的乡村,即使炸到乡村,我们的宅子不过是众多民宅里面的一座,并不是格外显眼,众多的民居,正好成为我们隐居生活的伪装,使它表面看起来更像是一幢民居,而不是一座现代隐士的庄园。绝妙的设想最初来自欧洲——那里的人们,已经成功地消弥了城市和乡村的界限,城市就好像是农村,农村又好像是城市。好大喜功的现代商人携带着巨额资金,在那里修起超级市场,结果拗不过人们的集体抵制,只好关门歇业卷起资金走人,要么入乡随俗,重新化整为零。欧洲居民成功地击退了现代商业的猖狂入侵。特别是英国——我曾经随一个作家代表团去过那里;——英格兰、苏格兰,美丽如画的英国农村大地,有钱的绅士比比皆是。在那里你多半会碰上英国最有声望的精英人士,却不会碰到多少在乡下苦命度日的愚夫愚妇,英国农村是有钱人的天下。对于这样的生活,我实在是向往不已。我对于隐居生活的设计,比起英国式的隐居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座大宅子在天空下风雨不动,由于隐居者的缺位,使我们得以独自拥有广大的农村,并没有任何一个男子来与我竞争。我计划在宅子周围栽上棕榈,再种上一些桂花树之类又吉祥、又美丽、开花时节通常会散发出浓郁的香气的树木;至于保安问题,我通常倾向于自己解决,养一只纯种的德国牧羊犬,或者养一只极勇敢、而又极忠诚的藏獒,虽然这需要代价,而且需要一位出色的驯狗师,不时带它们到村子外边的草地上散步,但只要能确保宅院安全,也值。再种以花草,养三五十只鸡,当然是在离房子较远的地方笼养;养两头猪——不,猪太难养,而且太脏,在我们后来的计划里,养猪的构想已经正式放弃;但我们确实计划引进两位能干的忠实的仆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不会是菲律宾女佣,我使用城里人,最好能出自下岗职工,那里有大量非常能干的人士,他们会为我们料理好隐居生活所涉及到的一切。当我们想到城里居住一段的时候,留下他们看家,为花草浇水,为蔬菜施肥、除虫,弄好这里的一切,以便我们任何时候回来,都有热水,有好的环境。我们会根据略高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付给他们以必要的工资,这样的工资,在我居住的城市通常非常便宜,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让你无论怎么算,都觉得十分划算。为了防止外窃和泄密事件的发生,或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我们将借鉴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给应聘者规定许多复杂条款,并对众多人选进行必要的考验。当然,如果我们突然得到了大笔的财富——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于一个著名的作家,这是非常可能的;——如果真的如此,以至除了拿出一部分去投资外,剩余部分不得不在我们居住的大宅子里暂时贮藏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慎之又慎。那时候,贼对我们将构成真正的威胁。贼会不断地惦念着我们的宅子,知道宅子里面最近又增添了哪些值钱的东西,并不时进行着必要的评估,难免不起盗心。这时候,我们自然会暗设机关,切实加强它的保安措施,而从外观上来看,却仍然像是一座普通的民宅,而不至于像一些富人的庄园,弄成了一座拉电网的雕堡。我将仍然放弃较高的围墙,也不准备围以铁栅,如果一定要加上围墙,围墙一定不超过原来院墙的高度。这样才最稳妥,使这座大宅子既作为隐居生活的载体,又永不失却原本就是一栋普通民宅的本分。
你当然已经发现,我们的归隐与时下流行一时的归隐全然不同。一些人并无真正的归隐思想,甚至不知道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过隐士、有过那些隐士,也想占有归隐的全部好处。归隐的行情看涨,一些有关隐居生活的关联产品一直价格坚挺。狡猾的书商策划于密室,兴风于市场,急急忙忙推出一批粗制滥造的有关教导人们如何归隐、以及如何增强归隐意识的图书投放市场,很快销售一空。这个国家的市场就是这样,每过一阵子就发一次高烧,高烧来得快退得也快,如同逃跑。比如,人们会忽然对土鸡大感兴趣,吃鸡蛋也要土鸡下的,吃鸭蛋则锁定了要买红心的;其他东西都要洋的,越洋越现代越好,吃的喝的却要求土的,越是土得掉渣越好。与此相联系的是,人们重新把目光瞄准了棉花——一件化纤质地的衣服,价格不过三五十元,一件纯棉的衣服,价格动辄数百元不等,有的甚至高达千元以上。人们用木质材料包装自己的居室,地板铺以木条,觉得还是这样可靠,有亲和感。脚踩到木质的地板上和踩到瓷质的地板上,感觉就是不同。许多地方的建筑,正在朝复古的方向大步迈进。还有的地方,连民居也必须修成明清的式样,结果形成了一些这样的村落,行走其中,仿佛进入了古代。传统的食疗也开始风行一时,中草药正在重新成为城市的新宠。而粮食——虽然有关转基因食物安全性的正面报道振振有辞、铺天盖地,有关转基因作物伟大前景的预言就如同神话一样令人鼓舞,人们购买食物仍然选择地道的传统粮食。吃传统的蔬菜,用传统的粮食,住传统的房屋,已经成为一股强劲涌动的潮流。在居住方面,哪里的环境更接近大自然、更有小桥流水的情调,哪里的地产就更好卖,就卖出好价钱;反之,哪里的小区高楼最高、最密,远离自然,保证无人问津。以前说在美国、英国的伦敦这些地方,有钱人住郊区,穷人住中心区,或者有钱人住中小城市,贫困的人挤大城市,人们不信,以为你在发高烧,仅仅十几年的光景,我们这里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人们离开城区向郊区转移,城中心剩下的慢慢也就只有贫民了。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热切地渴望回归自然。由于人们越来越多地加入了隐居或准隐居的行列,行情一路看涨,首先是地皮贵,房子贵,装修贵,其次是交通贵,服务贵,隐居的门槛大大提高,正在成为一个令人望而生畏、也许只有富人才有权进入的特殊领域。问题在于,一些人空有隐居的动作,却没有一颗归隐的心,也许曾经有过,可是后来被他们丢掉了。从理论上看,人人都可能有隐居之心,要不就不需要用一堵堵墙,把自己和世界隔开。他们会一直把自己暴露在人群之中,包括睡觉,和异性交媾。墙的作用,不仅在于划分了权力范围,其实也是创造了一个归隐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才自由,自在,放松,人才回到本性;人才卸下面具,回到自身。可是他一走出门,把面具又戴上了。不戴面具就不能出门,这成为现代生活的又一条基本律令。最奇的是,一些官员弄够了银子,据说也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对此我充分理解:这时候他们成了赢家,已经归隐得起。可以在一个理想的位置,轻而易举地买到一块地皮,建造一栋别墅,把一辆宝马车开到未来的隐居地。当然也有一些官员把隐居地选择在美国,如果美国风声太紧——美国是一个说不清楚的国家,有时像美梦,有时又像恶梦,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真是让人又爱又怕;——那就选择中美州的一些中小国家。他们会先将子女转移到国外,在那里上学、定居;再将心爱的女人安排进一个出国考察团,在我们的国家,这样的考察团多不胜数,然后留在那里,伺机前往第三国与子女会合;再分期分批将大笔的金钱,以留学费之类的名义汇入子女的账户,并神不知鬼不觉地为自己准备好几个护照,以便在适当的时候从这个国家全身而退。这样的过程通常要持续一到两年之久。每年都有人用这样的方法从这个国家出走,以至引起最高当局的注意。不过这样的隐居,与隐居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驰。
由于假隐士的加盟,隐居作为一种新行当变得时髦起来,它正在被改造,成为一种逃避。一旦一个人要从一种生活里逃走,他会信誓旦旦地说,他从这一天起隐居了。隐居必须支付的费用,被这些人炒上了天,而且隐居在事实上越来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已经难以分辨谁是真正的隐居,谁不过是以隐居的动作附庸风雅,以隐居来满足自娱和娇情的需要。按照这样的势头,我们的隐居计划因为行情不断看涨,当然也只有破产一途,幸而我们始终能够抓住隐居的实质,不被纷纭而来的斑斓万象所惑。我觉得我们比这些人优越;我敢说,无论这些人准备多么周密,他们的隐居必定失败,他们虽然买到了隐居所需要的一切,却不可能买到一个隐士所必需的从容心境。这些人在隐居之先,先得找一条没有污染的河流,用河里的清水把他们的手洗净,顺便把身子也清洗干净。我们的钱因智慧和劳动而来,每一分钱都有来历,可以见阳光;它们本来就是阳光下的事物,为我们带来欢乐和光荣,即使是一个很不起眼的钢嘣子,都可以在阳光下跳起快乐的踢踏舞,他们的钱却只能买到恶梦。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轮回:也许此生的挥霍,恰恰是下一生和子孙后代贫困的开始。隐士的问题通常自己解决;根据因陋就简的原则,检点自己的全部财富,我们发现自己不是太穷,而是太富,是隐士中真正的富翁,因为我们拥有隐居必不可少的从容心境。
四
我保证一到退休年龄,就办理退休,一俟办完手续就离开城市。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拥挤,单位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倾轧,汽车和摩托车的尾汽,林立的钢筋水泥的建筑,喧哗的市声无边无际,令人不胜厌倦。事实上,在准备隐居计划的漫长时段里,我们每年都要回去看看那座大宅子,回去的时候还要带上儿子,以便让他在那里学习游泳——那条清澈的河流水深流缓,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是天然的浴场,清水浴和日光浴世界一流,洁净的空气富含负氧粒子,使它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天然大氧吧,且无须一钱购买,也没有人前来与我们分享。那里人很少,几乎看不到讨厌的汽车。当然,我也知道人是一种更适于群居的动物。比如美女总是成批地产生;如果只有一个美女,美女通常会变得不会打扮,只会不可救药地越来越懒,越懒越丑,相关的制造和加工美女的行业,也必将随之萎缩,使许多安定生活的人们由此而加入失业的大军。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原本不需要使自己更美,仍然得到男人的青睐。美是在竞争中产生和成长的。虽然,种族已经将美作为生长必须遵循的密令写进了女性的基因,谁不遵行,一定破产,输得血本无归;但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女,会使她看不到、或不能轻易地发现自己的丑,反而有可能把丑当作美来追求,美的基因不会被成功地激活;和人的智慧一样,基因的开关,只能在激烈竞争的危机关头才能打开。只有一个美女,美女没有了敌人,最终只会是没有美女,美女从此从人群中消失。作家的产生也是这样,……作家必须要有好多的作家,大家一起产生,才能构成一个文学的时代。如果只剩下一个作家,作家就不能享受到相互启发、相互激励的众多好处。他的生活会相当安逸,却不必向大众献媚,才华凋零,最终落得没有才华。有关伟大作品的讨论将中止,成为不必要,伟大作品的标准将形同虚设。这个作家,他无须为作品最大限度地趋于完美而竭尽心力、孜孜以求,大家照样捧着他,把他当神一样供着。每到一地,仍然会有许多异性的崇拜者拥到机场去拥抱他,每天都有陌生的女人给他写信,如此,还需要什么努力呢?他根本不需要把才华和生命投入时代的熔炉,与同时代的作家勾心斗角,相互打压、争勇斗狠。同样的道理,一个好的、成功的、甚至是杰出的隐士,也只能在一大群同样杰出的隐士之中产生。问题在于,真隐士已经是孑遗的一族,是东方文化强弩之末的微弱回声,我们通常很难找到朋友。许多人隐居的愿望是潜在的,被入世的愿望深深掩埋,有时埋得很深,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能够感知;这回声而且也在慢慢地淡去,越来越远,就像是一个隔世的梦境。我们也有朋友,从绝对数量来看,大抵也不会很少,可以看作生活里的一个阶层,只是大多相距甚远,通常一个村庄,顶多只能有一个,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完全没有。或许,在一个具体的广大的县份,只有那么一个两个,且大多不通音问,相互并不向对方打开,只能彼此感知。就像星星之与星星,可以感知对方微弱的光芒,相互之间却存在着大尺度的距离,足以使任何凌空飞渡的企图完全破产。这将使我们在完全没有竞争的宽松环境里开始隐居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想唱歌就唱歌,想写作就写作,想沿着河流散步,就沿着河流散步。我不需要跟谁低声下气,不需要得到谁的指令,看什么人的嘴脸,也不需要等待什么权威人士的特许——在这里,我就是权威人士,而且是唯一的权威人士;——总而言之,我完全自由。我甚至可以宣布从此放弃劳动!虽然从古到今,劳动一直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手段,但我可以不必劳动而照样隐居!我也不会对任何人产生剥削之心,敲诈勒索之心。如此看来,隐居的能力和特质也许会因没有竞争而有所退化,却极可能因独占归隐的好处不受干扰,因而使一些对于隐居而言往往非常重要的东西得以保留,反而不时有所精进。
尽管如此,自父母亲相继辞世、尤其是母亲大人辞世以后,我们与这座大宅子的总体走向,事实上还是越来越远,虽然在主观上,我们一直想与它越走越近。我对此也不是全无预感,这样的预兆我可以举出许多。有一年过年前夕,单位的同事们在一起联欢,纷纷上台献歌,我为大家唱一支《北国之春》。这是一首日本歌曲,平时唱得很好,不知为什么,那一天晚上的音响老和我捣蛋,原本好端端的一支歌,到最后却弄得音调唱不上去,唱到“故乡啊故乡,我的故乡,何时回到你怀中”一句,就像是一个男人在哭,一点美的感动也没有了。你唱过完全像哭一样的歌吗?没有。把歌唱得像哭一样,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我当时意识到,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歌手——虽然这并不影响我成为第一流的隐士。我当时隐隐地觉得,我与老家的缘分有可能从此断绝——其实那时,父亲虽然已经去世,母亲大人却依然健在,在家里主持着宅子里的一切,甚至我们的一大片承包地,全都是由母亲回去叫工耕种,一季也不曾失误。由于母亲的缘故,我们每一年都要回去好几趟。谁料那一年麦子收割前夕,母亲大人突然辞世。走得十分突然,就那样一下子坐在了厨房的地面上,桌子上正在发酵的面泥流了一地——她当时正在为帮工的乡亲做饭。母亲年纪并不是很大,在此以前,我原本以为父亲不在了,母亲大抵会多陪伴我们一些时日,会陪我们活到很久,成为这座村子里一位最高寿的、像神一样的人。因为她是一位好人,在村里广受尊敬和爱戴,村里有许多像她一样的好人,都活到了九十到一百多岁以上。母亲是不是会活到那个令人心仪的年龄呢?可是没有,母亲大人说倒下就倒下了,倒下了就永远起不来了。就在厨房的位置,正屋东侧的那一座厢房,作为一位伟大的农妇,她在那里工作一生。后来我想到,那一年的唱歌,真他妈是一个可怕的预言啊。也不要说没有预告,实际上神已经把母亲去世的信息,在四个多月前就委婉地告诉我了。你想一想,什么样的情况,才能使你不能再回到故乡的怀抱中去呢?只有母亲的退出。母亲退出了,这一座房就真的空了。我们当然也可能回去,只是回去以后,再也没有方便的吃住了,最主要的是,再也不可能有那样一种热心热肺、非回去不可的强制性的牵挂了,回去不回去、回去呆不呆到很长的时间都无所谓了。况且,接连几次突然的死亡,给宅子本身投下浓重的阴气,让人感到压抑。这是神的语言,神通常只是暗示,并不直言,可是,我们往往直到最后才能恍然大悟。如果能够事先将其中隐含的信息破译一些出来,我们一定会围坐在母亲身旁,把她守住,不让她走。母亲去世了,故乡再也不能回去了,大宅子就空了,再没有一个能干的人主持了;那个留在最后的人,一旦离开再不回来。母亲去世以后,不少人又开始关注起我们的宅子,也有人想买,可是这些人并不提出,想等我们自己提出,以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最低的付出,得到这座当地一流的宅子。这些人当然知道,在我们那样的地方,任何房屋,要卖也只能卖给本村,除了本村,再不会有别的买主。大宅子因为所在的位置,本不可能有商业价值,而本村能够吃进这座大宅子的人屈指可数。再说,有些人家原本有房居住,为什么要再花一笔银子,急着购买一栋在他们并不是十分急需的宅子呢?着急的只有两户,一户是本村的支书,还有一户,是一位本家的兄弟,这位兄弟早年曾经领着我在酉水度过了困难的学生时代,曾经有恩于我。可是他们都不做声,只有伯父放风出来,说他的弟弟——也就是我的父亲,为修建这房受尽了苦,房子要变卖,也决不会落入别人之手——他实际上还是在为本家的兄弟购买,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卖的意向。人们猜测,我们可能会在母亲三周年之后考虑房子的处理问题,因为母亲去世以后的一系列礼仪性的活动,还需要利用这座宅子举行。他们的想法有一部分是对的,事实上,我们后来曾多次在那座大宅子里住宿、烧水做饭。母亲去世后的几个七,百天,母亲的死生日,一周年、二周年,都需要回去料理;还有最隆重的三周年,没有了大宅子将不可想象。可是在这一切预定的仪程之后,我们还是没有要卖的动静。本家的兄弟托人找到弟弟——一位在城里教书的先生,询问房屋的意向,说是有人要买,愿意出价五万,而支书也走了出来,把价格一口回到六万,说他是现钱,一手钱一手货。两个买家,就这样撞在一起,互不相让。
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计划初具模型。我相信,每一个内心有一点归隐思想的人,看到这个计划都会深受鼓舞,因为它具备了一个伟大计划必不可少的品质。何况它并不是计划的最终版本,不过只是一个初步的草案,许多地方还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就像文章常常会由于突然迸发的天才想法,而在不断的修改过程中得到脱胎换骨的提高,因而变得闪闪发光一样,随着耐心的打磨和调整,我们的计划也必将不断提高。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任何事情一样,我们的隐居计划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对于这样一个非正式的、体积庞大的计划,涉及到隐居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一时考虑不周而导致一些缺点和纰漏在所难免。这就为我们在城市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新的内容。有时候,我们会一整夜一整夜地坐在城市的起居室里,不开电视,也不开灯,也不放音乐,却津津有味地讨论我们的计划。有时谁也不说话,却争相在一张白纸上写写画画,反复演算;有时则将一只只杯子用作导具,在茶几上摆出各种各样有关隐居生活的不同格局。妻子是一个极聪明能干的女人,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天分和浓厚的兴趣。我们对计划先后作出多种修改,进行各种摸拟推演,就像是在反复打磨着一件罕世的作品,惟恐它的细部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以至影响到它的整体,损害了它应有的玲珑剔透。这样的工作非常的累,有时会误了吃饭,以至不得不就近到街上的饭馆里随便打发一顿。有时改着改着,计划本身会变得面目全非;有时由于一些意外的原因,如某个不速之客的造访而被迫中断,以至长时间搁置,有时仅仅因为一点小小的改动而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其余部分也不得不予以改动,有时则为着和妻子的一点小小的争执,结果不得不把原来的计划推倒重做。当然,这样的工作是完全值得的。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对未来的隐居生活持理想主义的态度,经过了文革,理想主义被证实是所有痛苦的根源,在很多情况下,反面最容易为一些野心家所利用,造成骇人听闻的社会悲剧,恰恰相反,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态度十分现实。我们并不像福人山的前辈一样,要求完全的十全十美的隐居——绝对的纯粹的隐居,在今天这个社会完全不可能,事实上也不可能真正做到。我们的隐居生活纯朴而又简单,我和我的妻子王玉菁女士,将在那里简单地居住,俭朴地生活,切断与城市大多数朋友的往来,与周围人们的交往,也将被控制在最低的限度。在我们的隐居计划里,绝对没有购置一辆汽车的义项,任何车辆的存在,都将被视为对于隐居生活的干扰和对于隐居意志的挑战。我们不需要汽车——对于汽车我一向并无好感,我认为一个人没有汽车,也能够生活得很好。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妻子王玉菁女士晕车,有时一想到汽车就晕,汽车那种气味让她难受。一旦弄到一辆汽车,势必需要一个司机,要么只有自己学会开车,还得不时加油,油价又由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动荡,一直在剧烈波动,不时创造着新的高度,这样必然大幅度增加隐居生活的开支,这是我们不愿意添置一辆汽车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确保自己不被舒适的生活诱骗和腐蚀,以便把隐居进行到底。同时我对于速度的神话虽然相当倾心,年轻时也有过运动的热情,会一鼓作气登上一座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可对于各种车辆,一直敬而远之,对其中的危险更是了如指掌,因为买了私家车反而死于非命的原本不在少数。但是,我敢说对于一些现代的好玩艺,我们其实并不拒绝。在我们的隐居计划里,并不拒绝电视、电话,而且将在书房位置,理所当然地安放一台高配置的电脑——电脑曾给我带来很大的方便,将工作效率提高十倍、百倍。生活方面,我们执意要在一个合适的位置辟一个洗澡间,以便像城里人一样,能够每天晚上都有一个热水浴,这样又干净,又十分利于睡眠,尤其是在冬天到来的时候。这些都因为村里自来水的安装和照明电的架设,很容易全部到位。我们将不会拒绝对房屋作一些大的改造,比如改造原来的厨房,使它看上去更整洁、更科学、更合理,更适于做饭,而又能有效地排除污染,使做饭的过程变得令人愉快,而不是苦役一样的繁重劳动。再比如,我们将彻底改造乡下那种极不雅观的简陋的厕所,使它显得干净整洁,排便又不至于太费力。为了这个,将考虑在院子的适当位置建造一座小型水塔,以便把厕所弄成抽水马桶,使我们得以坐着如厕。在我们的家里,会配置冰箱和洗衣机,尽量减轻日常生活的沉重负担。在客厅里摆上培养很好的鲜花,比如棕竹、发财树之类,适当的位置挂上名画,摆上几处欧式沙发,前面均置以高档茶几,以便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中心,使不同的聚谈能够同时进行。还有,我们将不反对城里的工人来为墙面贴上瓷砖,给窗子安上玻璃,使它看起来更加明净,带有更多的现代气象。这些我都不会拒绝;也不拒绝一个早年错过的老情人前来做客,到了我们正式隐居的年龄,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成问题,反而只会创造出趣味横生的新话题,对隐居造成良好的怀旧的气氛。需要补充强调的是,在我们的隐居计划中,保留几块肥沃的土地,乃是至关重要,正如保留一条具体的河流,不让它渐渐干涸乃是至关重要。保留几块不需要很大的土地,可以不时有一点力所能及的田间劳动,这对于隐居期间调整心情、保持身心的健康非常必要,同时也可以确保我们不断能有新鲜的蔬菜和必要的粮食,而不必让日常生活过多地依赖远在三十里以外的集镇。保持河流足够大的水量和水质的纯正清澈,则可以使我们在自己喜欢的任何时候,不时有一次或者两次在河边的远足,夏天在河里尽情游泳,雨季洪水骤至,淹没了河心的将军石,可以到河边看水;冬天的时候水落石出,那里却架起一座木质的拱桥,微微拱起的桥体,就倒映在水里,我们可以从桥上过河,到千陆河去尽情游玩。河边的生活自由而随意,如果想重拾垂钓的奢好,那条河流生长着一些鱼类,许多地方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垂钓。当然,在我们的大宅子前面,也有必要尽可能地保持开阔,以便得到充足的光照。当我们早晨起来站在屋檐下远眺的时候,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前面王家梁的几棵古老的柏树,几百年来,这些柏树就像是一批肩扛背负、跋涉长途的人,一直站立在那里,如此引人遐想的诗意情境,已经成为大宅正面恒常的一景。我们将成功地阻止人们在前面建造一座更高的房屋的尝试——这是不能被允许的。我将动员一切力量,毫不手软地阻止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是对我们有关归隐的伟大计划的一种明目张胆的轻慢和挑战,就如同任何劝诱我们将老家的宅子卖掉的想法,也是对我们归隐计划明目张胆的轻慢和挑战一样。
(分上下两次上传,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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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原创 点击:2238 时间:200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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