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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背后

　　
　　1979年，华国锋政府执政以来，为了扭转 *** 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灾难性震荡影响，挽救沦落到破产崩溃边缘的 ** 政权的政治信用，迫不得已地搞了一系列整顿国民经济的措施，和治标不治本的经济改革计划，又在世界上首次照搬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提出的“计划生育”主张，运用强权政治手段残酷地命令全体国民执行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个在全球遭到很大非议的惨无人道的人口节育政策，在权力当局使用了各类强迫方式有效实施过程中，既受到了国民的一致唾骂，也遭到了全世界人道主义者的强烈抗议、谴责。
　　
　　人们知道，自有人类以来，无论世界各国的社会现实概况，还是以往的历史典籍记载，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着生殖崇拜现象，普通的社会人群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向上苍乞求五谷丰登、人丁兴旺。人口问题，除了在一些重大战争年代，被提到了关乎某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历史性高度，从来都没有成为社会的统治阶层亟待处理的重大政治问题。1798年，随着西方世界工业文明的初步规模化建立，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提出了著名的人口理论，认为社会的贫困和一系列因贫困诱发的社会犯罪，是由于社会总人口的增长快于国民经济发展生活资料生产的增长造成的，即世界可控制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总人口自由增长的消耗，导致了经济停止增长或者倒退，必须以灾害、节育等手段来消除这种社会的人口自由增长。
　　
　　近二百年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表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只在一些贫穷的缺乏科技进步的国家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在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没有丝毫的意义。全世界所有实行了民主进步观念社会制度的国家，没有一个曾经有效实行过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控制计划。从表面看，国共两党内战大局已定之后的中国大陆地区的社会总人口增长很快，似乎处于失控的状态，1979年的全国总人口统计已经达到了十个亿，占据了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一些大的城市颇有人满为患的感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迫在眉睫，实际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节育理论被权力当局在中国的历史现阶段别有用心地渲染利用，起到了掩盖它信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全面失败的真实目的。众所周知，1949年以来，权力当局为了支撑、维持、巩固它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全面统治，一直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指导、干预、控制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荒诞政治理念摆布下，中国大陆地区的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计划被置入了次要、甚至是故意忽略的地步。
　　
　　由于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农业文明社会，小农经济模式占居了社会生产的主流，各个时期的皇权统治阶层的首要任务是如何稳固已经占据的社会统治地位，根本没有民主、进步、科学的发展认识观念，所谓的“国泰民安”向往，就是它们的全部战略思想，而“国泰民安”的宗旨核心就是社会人群的被驯服，只有民众的被彻底驯服，它们的江山社禝才能永远地安定下去，因此，稳定第一，这是所有皇权统治者孜孜不倦追求的重要国策，为了这个国策的有效实施，历朝的统治者往往又需要对民众实行愚化政策，而“重农轻商、抑商”政策实施目的，就是要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胚胎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就是要阻止人民民主进步意识的觉醒，因为富裕起来的社会人群，包括那些从事商业买卖、在流通领域施展本领的人们，需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经商环境，才能获得商业利润的最大化效果。15世纪中期，正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前夜，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已经滋生了开辟东方贸易航道的欲望，希望和中国建立平等互惠商业联系。当时中国正值明朝嘉靖年间，拥有世界最强大的船队和先进的航海技术，江浙一带的蚕丝和纺织品畅销国际市场，将近1/3的世界白银流到了中国，它本可以在工业革命的黎明时分抢占先机，像荷兰、英国那样依靠海上势力向国外扩张，但是，明朝的统治者既缺乏治理国家的远见卓识，又害怕民众获得世界先进文化信息，一方面严厉排斥打击民间的商业力量，垄断所有的对外贸易，一方面又实行禁海政策，严禁民间与海外通商。自明以来的中国此后连续实行了近四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如统治者愿，有效地阻止了国民接受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影响，也断送了整个国家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触交流的渠道，最终致使中国丧失了接近工业文明、与西方同步走向现代化历史进步的大好机会。
　　
　　近代中国的落后衰败是皇权统治阶级造成的，而不是人民造成的。近三百年来，人口居劣势地位的满清王朝占据了中国的统治地位之后，一直在忙于巩固它的压迫汉民族政权地位，它在追求所谓的“国泰民安”同时，骨子里依旧不愿意中国人民接触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先进文明，依然禁止人民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通商贸易关系，直至19世纪中期，被西方列强的炮舰强行轰开了国门，才迫不得已耻辱地开放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沿海通商口岸。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 接受共产国际的督导，在苏联斯大林主义势力扶持下，借着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全力抗战形成的势力消耗关系，牺牲了近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将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驱赶到了台湾，在大陆自行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制造了海峡两岸一边一国、两个中国同时并存于世，民族分裂历史现象又一次重演。由于 ** 政权既不懂得现代政府的科学管理方法，又拒不向西方先进国家已被历史证明成功的政治文明学习，依然沿用以往千百年来的皇权统治观念统辖它所控制的中国大陆地区，它的一个基本国策就是肃清民国政府的影响，和消灭一切不容于它的文化政治观念意识、包括传统的中国民族精神。由于它是建筑在毁灭、压迫与臣服全体国民意志的基础上，而不是由全体国民意志赞同、经过民主合法选举程序上台的，维持政权的稳固地位就成了它的首要迫切任务。1949年至1979年以来，它在中国大陆地区干的每一件至关重要事情，都与此密切相关。无论是它发动的“三反、五反”** *** 运动，还是“反右”“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运动，它的政治理论宗旨都是要压制社会人群内心的不臣服心理，让人们最大限度地恐惧、害怕、屈服于这个红色政权的恐怖色彩涂抹。从这一点看，信奉西方泊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教旨的权力当局，和外来的蒙古可汗王朝、满清王朝统治阶级没有丝毫的区别，只不过这一次它绝对压迫的对象是不分种族的全体国民。就它的政权精神属性而言，依然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一样，是从俄国贩卖来的西方洋教，而非中国本土的儒、释、道等文化政治理念，只不过它清楚地知道，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玩弄的“天命神授”把戏不灵了，它不会再像洪秀全那么笨拙，为了给自己的政权披上一件合法性外衣，直接地、赤裸裸地将自己装扮成天父上帝在人世间的化身代表。
　　
　　人们知道，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级生命形态，是造物主恩赐给现实世界的最宝贵价值实体，尽管远远不是唯一的最合理的客观存在生物，但世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比人的生命还要珍贵。人死了不可以复生。造物主创造人类，本意是要人们彼此相亲相爱地生活，并没有授权某些人充当、扮演它在自然界的神圣使者、光荣代理人角色，也就是说，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自我加封“伟大、光荣、正确”谥号，所有人的生命都天然平等，所有的人身体外观都不能与其他人不同，倘若比其他人多长了一个脑袋，或者生出了两个身体，那一定是怪胎，绝不是神。然而，自从人类社会分化成不同阶层以来，掌握着极大自然资源、社会财富的阶层不但以暴力行使统治、压迫另一部分社会人群的权力，甚至连他们的思想内心意志、日常生活行为举止也被控制了。在这个控制与反控制的漫长历史时期的较量过程中，被臣服、奴役的社会人口越多，统治阶层无偿获得的劳动价值越大，它们通过压榨、剥削、掠夺，甚至公开、变相的抢劫行为，将普通社会人群创造的物质财富迅速地转移、集中到了它们的手中。
　　
　　一般经济学认为，随着机器制造产业化时代来临，和全面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与实现，掌握着巨额资本的阶级开始明白，一台机器的生产效率可以抵得上数十个、或成百个工人的工作效果，在先进工业文明已经到来情况下，放弃机器化生产，继续使用落后的手工、作坊式生产方式，势必会额外增加生产的劳动成本，致使工业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反过来又会抑制社会的消费水准增长，最终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因此，大资本阶级需要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业化设施，裁减多余的工人，尽可能地减少劳动工资总量的支出，以达到维持社会进步目的。被裁减的工人，需要通过重新训练，才能再次进入经济生产与社会服务领域，如果缺乏基本教育的投入，就必须对他们实行有计划的节育政策，或者迫使他们把有限的生活开支投放到更合理的教育项目上，以便他们能够适应现代经济生产的模式。这就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基础。但是，当普通的社会人群普遍地将谋生与吃饭问题当成了人生的头等大事时候，教育占用的资源投入就成了一句空话。当人们经常地遭受战争、政治动乱、灾荒、严重饥馑等一系列问题困扰时候，维持生命的必要生存就成了人们的当务之急。由于中国的历代统治阶层自明以来，直到1979年，始终不愿意接受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一直没有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水准非常低下，为了维持有限的自然生存活力，每一个普通社会家庭不得不将人口的必要增添放到首要地位，而劳动人口的增长则标志着家庭今后可获得社会财富的期望值增加，只有人丁兴旺了，家庭才有可能摆脱穷困的处境。1949年以来， ** 以武力方式执掌了社会的统治权力，不但没有采取历史上的新政权对民间“休生养息”、与敌对势力化解恩怨的合理政策，拒不提倡社会和解，反而从精神与肉体两个方面残酷地肃清、消灭社会的一切异见分子，最终弄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又极大地牵扯、消耗了它的有限精力，致使它始终无法全面地关注国计民生这类重大社会问题。在它的极端统治期间，普通社会人群所有的民主政治权利都丧失了，既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由，也不能有随意迁徙、寻找工作的自由，甚至连人的基本尊严也被剥夺了。“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是它一个时期的响亮政治口号。直至国民经济一团糟、它的政治信用面临了破产边缘，人民将会起来 ** 它的统治，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迭灾难又一次上演时，它才猛然醒悟过来，在将激进的左翼政治势力消除后，又将此前一直被它严加批判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捡了起来，将全民“计划生育”政策当作了摆脱、减轻它无能政治统治罪责的荒谬法宝。
　　
　　“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就是马尔萨斯的“通过晚婚、独身、节育控制人口的出生率，运用社会犯罪恶习、普遍贫困、战争发生、疾病与瘟疫流行、供水减少等各种形式的积极抑制，迫使社会人口消减……”的理论翻版。众所周知，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产生有它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它只在社会普遍贫困、科学技术落后时候具有某些意义，在先进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没有丝毫价值。例如日本，它与中国一样位于东方儒教文明圈，国土面积仅有37.7多万平方公里，1979年时的社会总人口接近2个亿，人口的分布密度远远大于中国，各类自然资源，以及农业可耕种土地面积严重不足，粮食作物的生产量极其有限，如果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这个国家早就应该发生严重饥荒，因为贫困而破产了，它最应该实行类似中国的“计划生育”节制人口政策，然而，它的稳居世界经济发展总量第二位的高度社会生产能力，足以养活超过它现有人口总量十倍的社会人群，直到如今，它既没有提倡过“计划生育”政策，也没有以国家的法律形式，采取极端的毫无人道的措施，限制普通社会人群的生育自由。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社会人口总量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必要的关联性。至于中国，它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上土地面积，1979年的社会总人口统计值不到十个亿，它以30倍于日本的国土面积竟然养不活不到日本10倍的国民，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现阶段的中国大陆地区实行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无论从文化政治生态的模式，还是经济领域的发展看，都不具有权力当局自我吹嘘的所谓“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诚然，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嘴巴，生下来就需要吃饭穿衣，解决不好，确实是个大麻烦，但是，只要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合理的发展，这个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认为，“社会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产量以算术级数增长，随着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食物供应的增长速度，食物供给量将会不足，因而需要通过道德抑制和积极抑制的办法来抑制的人口增长。”并没有考虑到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会极大地推动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最终解决社会人口的粮食供应量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农业机械化、农药、化肥的研制开发运用，和农作物种子的基因技术研究，一些先进的民主国家已经初步地控制了自然界恶劣气候和病虫害对农作物生长的抑制因素。试以印度的情况为例，它是一个和中国情况极为相似的传统农业大国，农业领域的生产一直是它的国民经济主要支柱，不但国内生产总值约29％来自农业生产的效率，全国至少有７０％的劳动力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历史上的孟加拉地区还曾经发生过大饥荒，导致了200多万人饿死，由于印度独立之后的民主政府非常重视“科技兴农”，和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扶持，1965年，它率先在旁遮普邦试行了“小麦革命”，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领域的“绿色革命”，从引进优良农作物种子和先进的农业种植栽培技术，到增加化肥的使用和扩大土地的灌溉面积，使得印度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和粮食单产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彻底地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让印度从一个粮食供应量一向严重短缺、一直依赖进口的贫穷国家，一跃成为年农业出口额达到近22亿个美元的农业生产出口国。
　　
　　印度的例子表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科技发达的民主进步国家没有丝毫存在的价值。至于历史上的同一时期，中国的普遍贫困饥饿现象的大面积蔓延，恰恰是这个国家的权力当局一系列毫无理性的政治措施造成的，无论是农业集体化运动，还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都起到了破坏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灾难性作用，其直接后果造成了1960年左右的全国大饥荒，3000多万人饿死的悲惨局面。此外，从西方国家步入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看，即使是在经济危机、生产力衰退、社会矛盾较为严重的时期，各国政府也从来没有采纳过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所提倡的抑制人口增加方法。西方的文化政治生态自从启蒙主义诞生以来，一直将“自由、民主、平等”“人道主义”等现代民主价值观作为奉行的政治道德观念，尽管在过去的某些特定时期，也时常发生寡头经济政治集团践踏这些现代政治理念现象，总的来说，当代的西方民主世界反对奴役人民、压迫人民的独裁 ** 制度。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之所以像遭到西方社会唾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丝毫不能影响整个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念，表明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理论存在着严重违背人道主义法则的缺陷，违背了“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哲学观念。因此，人口的快速增长与食物的增加速度对比关系从来就不是西方各国政府采纳“计划生育”政策的理由。不论美国式的现代民主制度国家，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国家，它们对建立先进工业文明社会的关心远远大于如何有效统治社会人群的关心程度，事实上，它们的政府更迭过程，又无一例外地来自社会大众的民主政治授权，任何政府的诞生，民主党、共和党的也好，保守党、工党的也罢，无论英迪拉.甘地的政府、还是罗斯福的政府，都必须经过民众的普遍投票选举民主程序完成，不经过社会大众的合法选举程序，依靠军事政变、武装夺取政权等非常手段上台的政府始终被判为不合法，缺乏自然存在的法理性，人民有权否定它的政治存在。因此，民主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国民经济与科学进步的宏观发展战略，而非控制社会人群的民主意识表达，禁止人民的思想自由，从事商业买卖、劳动生产、迁徙居住的自由。如果某个政府违背了它在选举过程对人民的政治承诺，人民有权在下一次的选举过程以投票的方式将它赶下台，或是直接地发起游行、示威、罢工等一系列非暴力和平方式将它罢免、更迭。只有那些依靠武装手段、强权政治手腕统治人民的独裁政府才敢于公开地违背人民的意志，视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和平前途为掌中游戏。
　　
　　当一个富裕起来的社会，拥有稳固收入的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主流，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时候，例如文化政治生态显示良好的北欧地区，乃至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一系列经济发达国家，那里的人口增长率甚至会呈现负数，生育孩子既不会是人们的迫切需要，普通的社会人群也不会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即使从社会的高消费水准抑制和生活质量的安排看，普通的社会人群也会考虑养育孩子的高成本能否承受得起。此外，社会就业形势导致的激烈竞争意识加剧，和传统生育观念的改变，也促使人们不得不预先准备孩子今后成长、教育阶段将要花费的巨额投入，如果在家庭经济条件不是很充裕的条件下轻率地让孩子来到世上，既是对他们不负责任，也是自身没有良好社会道德责任感的表现。反观中国的普通社会人群，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为什么始终不能改变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生育观念，除了整个国家没有建立起充分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因素外，在没有科学种田指导意识、缺乏现代化农作物种植技术条件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基本上由人们的手工和体力劳动投放量的多寡决定，多一个壮劳力的投入，自然就会多一份收成，家庭的生活质量就会得到改善。如果某个农村家庭生育了女孩子，她既不能被算作整劳力，成年以后还会带走部分家庭财产出嫁，从而对家庭经济造成某种损失。这种损失，由家庭以往对抚育她的花费投入没有得到合理回报形成，为了有效地预防这类家庭经济的损失，千百年来，生活在农村地区的普通社会人群不得不格外地注重生育男孩子。传统的“多子多福”生育观念，就是这种状况的体现。
　　
　　过去数十年，中国大陆地区的人口发展面临了失控局面，国家的经济生产能力不足以养活众多的国民人口，社会生产力的极度低下，是权力当局的一系列极端错误的政治措施造成的，当它在人民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花费大量的国家资金搞“两弹一星”等，浪费在莫明其妙的对外援助项目上，与前苏联和美国等民主国家为敌，玩弄大国政治游戏的时候，民众面对60年代的空前大饥荒只好饿死，要么扎住嘴巴勒紧裤腰带苟且偷生。当权力当局卑鄙地剥夺了农民的传统土地私有权，农民只有为它们的政治利益做牛做马辛苦付出而没有合理所得收入回报，当劳动成为被迫、甚至是惩罚时候，人们只会发自内心地感到厌恶，而不会投入巨大的精力给别人卖命、精心侍弄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无论如何，当农业劳动的收成与农民的切身利益无关时候，指望国家的农业发展只能是痴人说梦。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只说对了一点，这就是，社会生产力水准愈是低下的地区，人口的生育愈是无法得到合理控制。在生老病死、连饭都吃不饱、没有一丝一毫社会保障依靠情况下，人们除了理所当然地依靠传统的“养儿防老”办法增添劳动力人口，施行自救，解决眼前的迫切生计问题和晚年的后顾之忧，别无他计，而权力当局不在解决低下的社会生产力上下大力气解决问题，反而假借人口问题严重地拖了国民经济后腿、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严重制约，残忍地制定建筑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基础上的“计划生育”政策为基本国策，强制性地剥夺普通社会人群的生育愿望，分明是在剥夺人们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希望。“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与强制性地推行，既是权力当局推卸以往执政低能的表现，也是转嫁它的残酷政治统治与剧烈的社会矛盾不负责任恶劣行为。生育权，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人权，生多少孩子，能否负担得起，只能由每个家庭根据自己的经济收入状况合理决定，任何外来势力的强行限制与干涉，都是严重违背人道主义的反人类罪行。试想，一个有众多人口的贫困家庭，各家庭成员不是积极地想办法自救谋生，出外找工作，拓展经济来源，改善糟糕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是千方百计地琢磨削减、消灭多余的家庭人口，采用各种极不人道的方式逼迫家庭成员节欲、节育，甚至强迫妇女正在孕育的孩子堕胎，杀死这些未出生的胎儿，达到减轻所谓人口负担目的，根本就是本末倒置、违背天理良心、人神共愤的荒谬行为。
　　
　　中国大陆地区的社会总人口现今达到了举世瞩目吓人地步，完全由权力当局漠视人民利益一手造成，如果它在1949年之后实行全民和解政策，不搞那些罪恶的恐怖政治运动，不将自己绑在斯大林的苏联帝国战车上，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全力发展社会生产，在提高科学技术上下工夫，藏富于民，消除权力当局合法性先天不足弊病，让国家强盛起来，也不至于沦落到全民搞饭吃地步。挖肉补疮式的“计划生育”政策，之所以严重不合理性，不但体现在“强迫绝育”、“强制性堕胎”等一系列不文明、反人类的野蛮手段实施，还在于它严重地伤害了全体国民的心理健康，在普通的社会人群心灵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地方权力当局强制性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分青红皂白地不准许人们生第二个孩子，采取了各种极端的反人道措施，以1979年江苏省泗阳县郑楼公社乡下为例，那里的农民如果超计划生育之后，不但小孩没有粮食配给，报不上户口，母亲的口粮被强行剥夺，家庭仅有的几分自留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工具被没收，有的农户竟然连做饭的锅、房屋门窗、屋顶上的瓦，也被当作应缴纳的罚款被当地的计生部门抢走了。至于负责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地方官员强行逼迫、绑架育龄妇女、甚至处女至乡卫生院实施人工流产、结扎手术，逼死人命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
　　
　　这类所谓的超计划生育现象，在中国大陆地区遭到了类似社会犯罪的残酷打击，是由权力当局的 ** 独裁特性决定的，如果这个政权是经过全权国民投票选举上台的，人民完全有权利将它赶下台，废止不合理、违背人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仍然以印度的情况为例，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６日生效的印度宪法，规定这个国家为主权、社会主义、世俗民主共和国，采用英国式议会民主制度，所有公民不分种族、性别、出身、宗教信仰和出生地点，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联邦议会（下院）有权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弹劾总统。1976年，印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类似中国的控制人口增长（强迫男子实行绝育手术）运动，引起了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最终导致了英迪拉·甘地执政的那一届政府在次年的大选中垮台，以压倒性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新德里的政权之后，立刻废止了甘地夫人的计划生育政策。然而，长期生活在缺乏人权与民主进步观念社会环境下的中国大陆地区人民，并没有类似印度人民广泛享有的各项民主政治权利，除非受到某些野心家、阴谋家的鼓动，被黑暗的现实生活压迫得实在无法喘息了，而不得不参与历史上的非理性造反活动，通常情况下都具有逆来顺受的懦弱性，面对强权的欺压凌辱，普通的社会人群往往只能低下高贵头颅，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尽管权力当局强行制定的“计划生育”政策，遭到了几乎全体国民内心一致反对，人们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力量予以公开反抗。
　　
　　人口问题，讲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人们只看到一张张嘴巴要吃饭，看不到一双双手会劳动、大脑会创造性思维，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阶段中国大陆地区的社会总人口，约90%聚集在沿海工业发达地区，广大的西部地区，往往方圆百里都见不到一个人影，大片的土地被荒芜、闲置浪费了，如果权力当局投入大量资金，像上个世纪美国西部大开发一样，有效地利用这些国土资源，完全可以降低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实际上，人口的高密度居住，不论在台湾，或者日本，都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台湾地区和日本的人口分布密度远远高于中国大陆地区。一些现代农业技术高度发展的国家，由于十分重视提高国民教育，投放到农业生产领域的社会总人数比以往历史时期大幅度减少，无论是接受新的农业技术运用，还是科学管理农作物生产的现代化水准，都让习惯于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劳动方式的普通农民无法想象，美国、德国等国家地区，一个农业工人高效率劳动创造的农作物产量往往可以养活五、六十个人。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国民素质教育的水准提高也有很直接的关系。一个运用了科学管理模式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工人创造的劳动价值，远非一个文盲、或只是延用了千百年精耕细作劳动模式、毫无创新能力的农民得到的收获所能比拟，二者之间甚至根本没有可比拟性。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西班牙因经济过热发生了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社会失业率一度达到了22.8%，许多人无所事事，整天东游西逛，但西班牙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得出人多养不活，不好统治，需要对社会人群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论。欧洲的一些高福利国家，在实行每日六小时、每周5天工作制同时，依然在提倡、鼓励人民多生育，普通的人们多生了孩子，政府甚至还有计划地对他们予以经济补贴，乃至奖励。这说明了什么，难道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比权力当局自我标榜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腐朽吗？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国情，中国历来是一个人口大国，历史上的社会矛盾积重难返，若非广大的农民阶层普遍没有属于自己的私有可耕作土地，也不会积极响应权力当局的号召参加国共两党的全面内战，若非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面临内有 ** 武装叛乱、外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半壁河山沦丧的局面，将它此后在台湾地区实行的土地改革计划提上议事日程来，像印度政府为人民做的那些事情一样，在农业生产领域展开“绿色革命”，现今中国的局面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副样子，中国广阔的土地面积养不活10多亿社会人口，只会是一个荒谬的笑话。
　　
　　
　　（初稿于1979.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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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nj610.blogbus.com/ 点击：2018 时间：20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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