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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点击东莞诗歌四大事件

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十分讯速并且让人欣喜。这种多元化实际上在昭示人们要求话语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愿望。无疑，话语作为一种寄载表达权力的工具，现在正广泛地为现代诗人们拾起运用，中国诗歌也因此呈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活力。在东莞，这种现象尤其让人振奋。诗人方舟在提及东莞诗人群时曾说"近几年是东莞诗歌发展最整齐和具活力的时期"，的确，在东莞活跃着一大批民间诗人和诸如海平面诗刊、繁星诗歌、第三条道路、民族诗人、单相诗等诗歌论坛，这里的诗人们正以自已独特的立场和发言方式开始表述，开始描绘这个特殊时代投射给他们的特殊影记，开始以个体或群体的身份向社会表达自已的独特见解和人生理想，开始崭露头角，他们用自已的语言及其隐涵力拨动整个诗坛的风向并因此受到关注，他们开始成为广东乃至中国诗歌发展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扫瞄2005东莞诗歌，有四大事件不能不再次提起以示关注，它们分别是：柳冬妩的诗评获中国文联主办的文学评论奖、刘大程的长诗《南方行吟》在京整版刊出、郑小琼受邀参加第21届"青春诗会"以及方舟写诗二十年的作品研讨会。在此，我姑且把它们称为"2005影响东莞诗歌的四大事件"，并简略地对事件及其当事人作些引申评析，以期寻探出东莞诗歌发展的某些启示。

　　　　柳冬妩：寻探根部的思想者

　　2005年10月，东莞青年诗人柳冬妩凭一篇诗歌评论《在城市里跳跃 --"打工诗人"笔下的动物形象阐释》，摘取了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三等奖，成为东莞诗人（作家）获得此类大奖第一人。此事件同时别有意义地表明东莞诗歌评论的日趋成熟。
　　如果说柳冬妩是一个深刻的人，那么他的深刻起源于他对"根"的思索与探求，我把他称为"寻探根部的思想者"。柳冬妩是典型的"背井离乡"的外来工，这棵移植到城市的树，对"井"和"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内心里，他不屈地抖着自已的根系，不断深入乡土的深处，吸取"龙井"的清凉水份，然后发出自已的新芽，长出枝叶，开出花朵。"打工诗人写动物的诗，是我所读到的最有人味的诗歌"。在《在城市里跳跃》一文中，柳冬妩从文本到内涵，从形式到内容，层层深入地展开，剖析和再现了"打工诗歌"的时代意象及其包涵的象征意义。他从诗歌的表面转入到对社会群体及其生存状况终极关怀的人文深处。
　　柳冬妩显然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不论他的诗还是评论，其立足之处是"言之有物"，正是这种言之有物让他的作品显得沉稳而不虚浮。有人说柳冬妩的评欠缺理论的滋养而无大家之象。而我们稍加观察和分析就会发现，柳冬妩一直追求以自已的独特方式在不断体验和实践，他的发言不象某些"大家"以泼人家的理论口水为荣，他是理论踏实的践行者。在一切的表述中，坚持用自已的语言发言的人尤其让人欣赏和敬佩。实际上，一切真正的理论往往在生动的实践中延伸，而一切新的理论也往往从最生动的实践中诞生。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柳冬妩不是以运用和套引某些传统的或者外来的空头理论为荣，他更是理论的创新者。 "对于打工者--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而言，他们承受了太多的压制和苦难。"可以这样说，柳冬妩的关注和深入探讨，让打工群和"打工诗歌"这一时代特殊的弱势群体，因此更快地走上了诗歌或者显性话语的大堂，让他们更快地因此成为一个时代最值得关注的对象和符号。在打工文学这块肥沃的土壤上，柳冬妩正以耕牛的勤劳在不断地精耕细作，他身上展示出来的这种开拓式的诗歌精神无疑是2005年东莞诗歌的亮点。
　　在东莞的文艺评论界，评论家何超群先生善以其广博精深之学识、缜密思辩的辞理运笔行文，洋洋洒洒，不乏高屋建瓴之举，言谈间纵横捭合，收放自如，其评其辞均让人折服。如果说何超群先生的评多放眼于一种面与全局的把握与思量，那么柳冬妩则似乎深知勤能补拙、巧能生花的道理，他明显的善于从细处用功夫，是以点取胜的例证。他以"打工诗人"及其诗歌为楔子，揉醮着他对乡下"空心村"和城市"城中村"的认识与感悟，用真切的语言，把自已切入这个时代里，终于发出了属于他自已的声音。
　　柳冬妩也善于旁征博引，但他不会在种种"征、引"中失去方向，换句话说，柳冬妩知道自已要表达的对象和要表达的思想，他的起笔落笔准确地聚焦于时代背景下最值得关注和关怀的民工群体，他的感受很真切，他写得很深沉，他像一个打井的工人，认准地下有水，找准了一个点，十年如一日的挖掘，终于收获了喷涌而出的清泉。也许，这也是柳冬妩献给东莞诗歌的一点启示。

　　　　刘大程：行者无疆

　　《*》的"京报诗刊"以一个整版选发了刘大程的长诗《南方行吟》，在京引起轰动，在整个诗坛和批评界再掀一次对"打工诗歌"、"打工文学"的关注与争议的热潮。随后《南方日报》的'文化周刊'以《"打工诗人"刘大程的底层生活》为题用一个专版对刘大程及其诗歌做了报道，刘大程和他的《南方行吟》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刘大程及其"诗歌进京"，显然是2005东莞诗歌无法回避的重要事件。
　　刘大程2001年开始在写诗， 2002年8月与诗人方舟、航亿苇、郁金、陶天财等创办《行吟诗人》，继续着他艰难的诗歌之旅。刘大程的诗语言平实质朴，但始终带有一丝悲壮的色彩，也许这源于他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对苦难与人类命运的领悟。他的长诗《南方行吟》无疑是很具代表性的作品，该诗饱含着对这个时代人物及命运最生动的描绘和最典型的浓缩。作品刊出后引起一番争议，有人认为它的受关注是因为"题材"的代表性而非"艺术"的达标。对于此观点，文本更有说服力，笔者认为但凡艺术自古是"血肉的"而非"皮毛的"，是"骨髓的"而非"形式的"。刘大程作品最真挚的一直就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穿透和血肉相连的感染，因为他表达的对象很真实，他表达的态度很真诚。
　　刘大程的"诗歌进京"，让打工题材作品和打工诗歌再次进入诗坛焦点。然而，刘大程并不同意自已就是"打工诗人"。对比于所谓"第三条"、"拉圾派""口语诗""下半身"。。。等诸多诗坛门阀，刘大程显出了异常的平静。刘大程选择以诗歌作为信仰和尊严。刘大程写自已的生活经历和所感知到的社会生活，他的打工题材的作品是他生存经历的浓缩和重现，他认为自已并不是所谓"打工诗人"，他是独立的写作者，歌吟者。
　　如果一定要以"某某诗人"来称谓一个诗人，那么刘大程更适合是一名行吟诗人。我说过，如果21世纪初一定要有一种诗歌称谓的话，那就是行吟诗歌。因为行吟诗歌表述了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又包容了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色。它见证和体会了这个时代最庞大的人口对流与迁移现象，又反映出这个流动群体要求发言和表达的愿望。它直指这个时代诗歌及其探索道路的核心：行走，歌吟。它提出了解救诗歌的一种最其本的实践写作原理：行走，实践经历，从真实的体悟中找到灵感的诗句。它摒弃了知识分子们"房子里的写作"和"空头自恋式写作"，同时它又是对口语与平民写作的一种艺术提升。
　　"打工诗人"是一个不成熟并颇具争议的称谓。无疑，最初提出"打工诗人"概念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是打工群体最早对自已身份和价值的认可，表现着一种敢于担当的创新精神。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打工"还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最先"孔雀东南飞"的人，就如美国的"西部牛仔"，是开拓者的典范。但是当"打工"日益市场化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其主体也日益分化，"打工"这个词就开始被逐步边沿化，成为低层劳动者的身份象征，并被染上了误解和歧视。"打工诗人"也开始滑向了日益狭小的底层不归之路。如何真正地解救"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笔者认为行吟诗歌恰恰包容了"打工诗歌"一切旨意，并且展示出更开阔的前景。"打工诗人"向行吟诗人的过渡，是否会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行者无疆，诗人刘大程的且行且吟也许正是寓示着一个行吟诗歌时代的开始。

　　　　郑小琼：诗歌，能承受之重

　　显然，对于郑小琼受邀参加诗刊社举办的第21届"南疆◎青春诗会"，东莞诗坛似乎显出了异口同声的沉默，我觉得这种沉默有些过分。这种沉默一旦被熟视无睹，无形之中会构成对诗歌新生力量的一种伤害。东莞诗人不能走 "门户之别"或"诗人相轻"的歧路，要有一个包容的胸怀。无论如何，郑小琼作为东莞受邀加诗刊"青春诗会"的第一人，是对郑小琼诗歌的一个肯定，是东莞诗坛难得的幸事。
　　郑小琼2001年中专毕业后只身从四川来到东莞打工，同时也开始用诗歌记录自己的生活。她的作品围绕着东莞及其工厂所在地黄麻岭村与四川老家东山村展开。对于郑小琼的诗，《诗刊》副主编李小雨认为："以郑小琼为代表的这些打工诗人，从个人命运出发，真实记录底层人群生活状态，字里行间给人以灵魂的震颤。他们的诗歌，既看到苦难，也看到希望；既描写了血泪人生，也表现了人间温暖，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意义。此外，他们的诗歌气象较大，开阔刚强，为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萎靡之气带来一定冲击，也是对当前一些诗人技术主义写作倾向的反拨"。与会诗评家对小琼诗歌的评价是基本到位的。
　　但许多评论家脑子的潜意识里，一直把整个南方想象成"工场南方"，所以南方的诗人都被铬上了"打工"的标签。把诗人的身份与诗人钩在一起，显然是"评论家们"的一厢情愿，并且极易对诗人创作造成局限，对诗歌造成伤害。实际上，一个人写诗，他就只是一个诗人，除此之外，不是其它。同样，对于郑小琼来说也是如此，她并不是所谓"打工妹诗人"，身份与工作只是表明她谋生的方式。她关注的题材与感受都是来源于生活，活生生的生活，她熟悉的生活，她企图表达她的生活及其一代人的生存状况，这一切会随着她的经历和见识的增长发生变化，就是如此而已。评论必须回到文本和诗人本身，而不是其它。
　　如果说郑小琼具有诗歌的"野心"的话，那么这种野心无非就是她企图用自已尚且嫩弱的身心去承负这个时代的沉重。郑小琼的作品也恰恰因此最让我欣赏。郑小琼创作了一大批长诗，从《进化论》到《人行天桥》以及她最近创作的《时代广场》等作品，灵活，气势恢宏，场景生动而具冲击力，尤其显示出她对语言的敏锐和得心应手。但有些作品因为过于追求"全面和大气"，反而使作品失去了"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节奏，迷失了作品真正表达的重心。许多伟大的作品都经历阅读、模仿、创新的过程而产生，郑小琼的知识更多地来源于她的阅读和她的打工生活，她所知悉的各种社会现象和时代名词之间，揉合的她个人思想的独特意识还显得不够，她还需要一个融合创新的艺术提升过程。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郑小琼在诗歌中有热衷于表现意识形态热情和政治关怀的趋向，这种尝试对于诗歌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个好事情，但相反，对于她的思想成熟却有十分重要的启蒙意义。
　　如果说东坑黄麻岭是郑小琼诗歌的一个驿站，那么我认为郑小琼在这个驿站完成了她诗歌的重要起步。对于打工生活的更多的描述会变成一种重复，她必须要选择离开那个她呆了四年的诗歌村落，至少在精神上要如此。她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体会她自已，来对生活的其它方面有所触摸。诗歌的创新有赖于对现实生活的挑战与反叛，在挑战与反叛中，诗歌才可能产生持久的热情和活力。
　　郑小琼依然是东莞最值得期待的诗人之一。

　　　　方舟：诗歌及其象征意义

　　2005年11月7日在东莞长安举行的广东省第一届诗歌节有些像"篱笆墙内的舞蹈"，这次的诗歌节半遮半露，半推半就，在长安的自由广场上，我们没有看到诗歌与大众亲密接触的场景，相反它似乎只是浮光掠影，匆匆而过，最终成为"圈子内"熟面的彩排。可以说这次在长安举办的诗歌节让东莞诗歌错失了一次与民间大众真正意义上交流与碰撞的机会。因此在我看来，这次诗歌节还远不成熟，并不能成为2005年影响东莞诗歌的重要事件。
　　与此相反，此次诗歌节上展开的方舟作品研讨会却具有相当别致的意义。方舟写诗二十年，其作品至真至纯，颇具思想性和人文基底，空灵不乏深厚，现实不乏幽默，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水的断章》、《长安故事》等都是优秀的代表作。但从对于2005东莞诗歌的启示角度出发，我认为方舟诗歌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他的文本本身。方舟诗歌20年充分展现出一个东莞诗人对于诗歌的坚持精神及其做为诗人的人格魅力。而诗歌创作的坚持精神与诗人的人格操守将是考量成为新世纪优秀诗人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首先，方舟写诗20年折射出来的对诗歌的坚持精神尤其宝贵。杨克评价说他"写诗20年，且常写常新，难能可贵"是非常中肯的。他有着那个写了《警世钟》与《猛回头》的同乡陈天华一样的激情，他的激情甚至更象滔滔的资江水，绵绵不绝地荡漾出活力。他历经生活的多次突变，从学生时代到江西南昌，再辗转南下长安，生活风云突起，但他诗心不改，吟唱不断，他在最孤寂的"出租屋"里，也常常诗意地"桃花灿烂"。方舟立足长安，为长安的文化建设奔波不止，工作之余写了大量现实关注的诗篇，痴心不悔。如果说长安是东莞文化的城头堡，那么方舟无疑曾是插在长安的一根旗杆。
　　在诗人方舟身上，也体现出作为一名诗人人格魅力的巨大影响。进入21世经，除了诗歌文本发言的力量，诗人的人格操守必将成为检验优秀诗人的标尺。一个优秀的诗人，必定是有人格原则的，必定"为人"先于"为诗"。方舟来自湘中新化，他带有石头的硬与固执，带有大山黄壤的深厚与谆朴，又带有资江水的清灵和柔韧。他是典型的性情中人，一见面总乐呵呵地憨笑，真诚，热情；碰到看不顺眼的事物或现象，则直率，气愤，破口大骂，且决不轻易改变立场。实际上，在方舟眼里，诗人的人格也是他评判一个诗人优劣与否的标准。方舟身上，还体现了博大的包容情怀。他具有一种天然的善的悲天悯人，他同情弱者，关注底层，为民生呐喊。他虽"反对"你的观点但"捍卫你表达的权力"。他"没有架子"，看重一个诗人的"真"远远高于一个诗人的"名"，他关注和引导了一大批青年诗人的成长。
　　一个诗人，他的眼里只有诗歌和他人，他走在路上，他抚弄着独属于性情的文字，他深情地呼唤，他常常忘了他自已，但我们却因此把他看得更清晰，我们因此还对诗歌充满敬意和虔诚。2005，诗人方舟具有了生动的象征意义。他成为一个符号，一个坚持决不放弃的诗歌符号，一尊颇具人缘的人格雕塑。

　　东莞起风，诗坛掀波。2005年，这个依然是"诗歌氛围最好"的年头，这个诗坛依然处处充满浮躁和四下里激情充斥的年份里，东莞诗坛风起云涌，众多诗人创作颇丰，在全国各大报刊和论坛抛头露面，新面孔也层出不穷。诗人们用自已难得的热情小心翼翼地点燃和维护着诗歌这根在物质时代极易熄灭的火把。
　　2005即将过去。时间在走。我写下上面的文字，就如看见一些影子映在2005的玻璃上。我收回我的目光，我想起许多我熟悉的名字和朋友，他们都在用诗歌敲打时间。
　　事件总是和人物关联在一起，它们注定要在特定的时间发生。人总要做事，或者还有人要生事，造事。但人物一旦和事件凝在一起，他就只属于时间。
　　我还在关注。2006，东莞诗歌，也许会更热闹一些，更开阔和丰满一些。我为新年写下祝辞。

　　2005年12月31日于仰天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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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点击：1325 时间：200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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