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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胡丘陵：《垃圾诗歌症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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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诗歌症候分析》

胡丘陵

简单地用拥护和反对两个关键词来面对一种诗歌现象，那只是诗人或者非诗人朝着两个不同雾区（非误区之误）的相同冲动。但是，如果我们单从一个“屎”字的表象来分析垃圾诗歌，那么 *** 1965年秋的《念奴娇 . 鸟儿问答》里的“怎么得了 / 哎呀我要飞跃”比今天的口语诗早了30多年，他老人家词中的“不须放屁”比今天的垃圾诗歌“先锋”近40年了。因此，严肃地分析垃圾诗歌（这里我不称垃圾派）的诗学主张和文本，或许比互相攻讦与彼此作贱更有价值。

一、症候式分析之应用于诗歌

症候式分析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直接借鉴了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和法国学者拉康的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症候为起点，仔细研究与某些经典艺术形象有关的疑团，认为这些疑团就是掩盖着对理解这些艺术品来说是最根本、最有价值的东西；拉康从语言学的心理分析理论提出，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与看得见的原文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些。国内首先应用这一方法的蓝棣之先生在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性文本的同时又把它用于理论著作，并取得了重大突破。对垃圾诗歌的分析既涉及到诗歌文本，又涉及到诗学主张，本文试图通过对疑团的辨析及空白、沟壑、藏锋的填补来导引读者自己评判垃圾诗歌。

二、疑团：垃圾诗歌“崇低”吗

因为个人的阅读趣味，自己读过不少垃圾诗歌，其普遍的诙谐、反讽及少数处理个人生命体验、忠实于心灵的诗歌极具进步意义，自己也曾实验过。但自己常常问自己，有意识没有“崇低”，无意识“崇低”过吗？个人不曾“崇低”，其他垃圾诗歌都真正“崇低”吗？垃圾诗歌不“崇低”似乎是个奇怪的问题，它的第一原则就是“崇低、向下，非灵、非肉”。然而关注下面分析的过程可能比结论更重要。首先，诗学主张“崇低”的提出是对“假、大、空”的“传统”创作风尚的反叛，是为了反对“伪崇高”。从逻辑学的角度分析，垃圾诗歌的一切努力岂不都是针对那个前缀“伪”字？“崇高”涉及到英雄，垃圾诗歌主张反英雄、非英雄、丑英雄、恶英雄，同时认为审丑意味着审假与审恶，那不是为了“真、善、美”吗？同样从逻辑学的角度分析，还是为了那个前缀“伪”字。“崇低”概念的原发性机制缺失显而易见，为了自圆其说，于是出现了“低性写作”的概念，丁友星诠释道，“崇低只是低诗歌写作的过程，不是低诗歌写作的目的”，对此，我表示认同，那么垃圾诗歌写作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还是反对“伪崇高”，本质上仍然是主张“真崇高”；接着我们分析文本，徐乡愁在《屎的奉献》中写道，“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别人都用鲜花献给祖国/我奉献屎”这里我先不谈它与某一文本的互文关系（后面专门论述），尽管看上去是调侃与诙谐，但诗中隐藏的“奉献”境界不是“低”的。《拉屎是一种享受》就更明显了：

这时候，我什么也不去想
两会是不是成功地召开了不去想
美国该不该打伊拉克不去想
人民是否小康了农民是否减负了
都统统不去想
我现在最要紧的是
把屎拉完拉好
并从屎与肛门的摩擦中获得快乐

真的“什么也不去想”吗？我看作者什么都在想，而且在想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与其说在“获得快乐”不如说在隐隐作痛。再读典裘沽酒的《张/志/新，我后悔没有把我的处男身献给你》：

张志新，我后悔没有把我的处男身献给你
我穿过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看见了一个罪恶的身影
把你压在身子下肆意的强暴着
你是怎样的耻辱怎样的生不如死啊
他/妈/的强/权强/奸了你的灵魂还要强/奸你的肉体
我突然看清了那个 ** 者就是人民
在那万马齐喑的时代几亿中国鸡巴都阳萎了

谁都不会认为它是“非灵、非肉”的，如果仅仅从诗中的不正经语言或下流语言来判断这首诗“崇低”，那只能是为“崇低”而“崇低”了；再考察中国诗歌走的路线。张嘉谚认为，近百年来中国诗歌走的是一条不断向下的路线。他描述是：

神（神话与传说英雄）——现实英雄——虚妄模范——人（群体崇高、理想主义）——平民（躲避责任、务实主义）——语言（空壳人）——人（个体平庸、低俗粗鄙）——肉（人已残缺）——物（垃圾）

照此看来，诗至垃圾止，垃圾似乎是中国诗歌的最后归宿。果真如此吗？且看这条线路的长、宽、高。长：中国诗歌自“风”“骚”算起，也走过了两千多年，笔者亦不完全赞同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来分类，尽管权威话语一直在倡导“诗言志”、“文以载道”，然而处理个人生命体验、忠实于心灵情感的诗歌在不同时段都有出现。总不能把“窈窕淑女”“所谓伊人”算作“虚妄性英雄模范”，把“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算作“群体崇高、理想主义”吧。即便是割裂古典诗歌，卞之琳的《断章》、戴望舒的《雨巷》，还有那腻人的“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是算传说英雄还是现实英雄，还是虚妄模范呢？宽：台湾及海外的汉语诗歌没有走“现实英雄——虚妄模范”这一段，可也并没走向垃圾。高：朦胧诗人以不失英雄气概的“人”取代了贺敬之、郭小川等讴歌的虚妄性英雄模范，第三代诗人进一步把诗的主角向平俗人和平凡人还原，这种还原可以说是诗的还原，“写作过程”已经“崇低”了。将此后的探索总结为必经之路，显然对这条路线进行了人为的切割，未必反映了探索的本质。

三、空白：垃圾诗歌究竟反什么

垃圾诗歌“反伪崇高” “反文化” “反道德”都是不容置疑的。那么还反什么吗？它们留有怎样的空白呢？
首先翻一翻对青少年进行诗教的中学语文课本，看看其中的当代诗歌，12册中，在初中语文第三册才出现余光中和席慕蓉的两首《乡愁》，在高中语文第三册（试验修订本）才有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梁小斌的《我热爱秋天的风光》，韩东的《山民》，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幼儿园“鹅、鹅、鹅”开始，差不多读了15年诗歌，才“春暖花开”一次，还不知道这个“试验”修订本能否“试验”成功。再看各种主流媒体登载或者朗诵的诗歌，许多几乎停留在“口号诗”层次上。这种进步的缓慢与网络先锋诗歌的各领风骚三五月形成强烈的反差。垃圾诗歌一方面是一种极端个人化的产品，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社会的认同，尤其是权威话语的认同。现实是垃圾诗歌尽管网上热闹，权威话语对此似乎视而不见，这里垃圾诗人应该感谢一个被他们骂做犬儒的谭延桐，他毕竟写了一篇让人骂的文章，本想批判他们，反倒成全了他们，因为许多垃圾诗人“是一头主动出击的公牛”“ 谁牛逼，就操谁”。此后更是没有那位严肃学者出来发言了。再从诗人自身观察，真正的诗人都是用天真和正直的眼光看世界的人，社会的某些不公平和腐败自然撞击诗人的心灵，不管用什么样的语言，都遮盖不住骨子里的反抗，往往这样的诗歌是不能在主流媒体发表的，就是在网络也几乎都明文规定了不得传播“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 社会主义制度”的信息。话不能说，诗歌影射引起不了注意，合伙撒娇没人理会，只有“夺回诗人与中国知识分子丧失已久的话语权力”了。于是接近了空白的两个结果：诗歌反权威话语，诗人反权威。怎么反？但又不能反党 *** ，于是一部分人诗歌绝食，另一部分人拿自己的诗歌作贱，拿诗人自己作贱，自戕地“反伪崇高” “反文化” “反道德”。此现场与其说是悲壮，不如说是悲剧。“伪崇高”可以反，“文化”可以反，“道德”也可以反，可是为什么垃圾诗只能反呢？这里在对其中大多数视诗歌如生命的纯洁诗人致以敬意的同时，也必须注意一些人，尤其是个别组织者的功利性。正如典裘沽酒自曝的“写垃圾诗的秘密”：

我要把我的像挂在 ***
随着垃圾运动势态越来越可喜
我的领袖欲也就越来越膨胀
我想做领袖那怕是网上虚拟的也好
可我不是凡斯能搞出个什么垃圾运动来
只好跟着高喊运动了运动了混个副领袖当当
有几次凡斯喝醉我真希望他永远都不要醒来
我就理所当然坐上垃圾运动第一把交椅
我的像就是挂不上 ***
也可以登在垃圾运动创刊号最显眼的位置

如果说这种功利性是正向努力的话，更能体现功利性特点的是以下极具破坏性的句子：

只要我当班时用枪逼着管教打开所有监仓
放出近千名穷凶恶极的犯罪分子
肯定是震惊中外的特大新闻
中国公安部肯定要发A级通缉令
他妈的若真的这样干垃圾运动肯定会红火
我也会名垂千古就等于我的像挂在 *** 了

这样做，个别组织者也许可以如他所愿地“红火”一下，但对于一批缺乏必备诗歌修养的爱好者，似乎提供了一条“名垂千古”的捷径：诗歌不需要真正的才能，自身不崇高的去反崇高，自身没文化的去反文化，自身缺乏准备的去反道德，自身缺乏诗教的去反权威。然而，这条捷径的尽头则是与主流话语及大众进一步疏离的悬崖，这显然有悖于垃圾诗人的初衷了。

四、沟壑：垃圾诗歌与哪些文本构成互文关系

“反讽”是垃圾诗歌的主要文本特色，普遍应用叽嘲、调侃，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装呆卖傻等修辞方式，笔者认为构成垃圾诗歌“反讽”意义的不得不提及一个“互文”的观念。罗兰.巴特认为，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是互相交织的，一个文本存在于其他文本之中，所有的文本都是互相重叠、彼此穿插的。简单地说，就是某一文本（或意义）是从其他文本（或意义）中析取或据以建构的。下面我们先看几句口号的互文关系：

大海航行靠老头（子），万物生长靠垃圾。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垃圾派，只有垃圾派，才是创造中国诗歌的真正动力。
（农民，只有农民，才是创造中国历史的真正动力。）

全中国的垃圾派诗人，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垃圾故，两者皆可抛。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垃圾。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再看垃圾诗歌文本：

东方黑，太阳坏
中国出了个垃圾派
你黑我比你还要黑
你坏我比你还要坏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 ***
它为人民谋幸福
它是我们的大救星）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才懒得去寻找光明
不如把自己的眼睛整瞎
我越瞎，世界就越光明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用它去寻找光明）

从今天起
当全世界的人
都在引体向上的时候
我却想趴在地上
练习用手走路

从今天起
我吃饭的时候
不再用筷子和调羹
也不用手去抓着吃
手是用来走路
不是用来搞嘴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此中的沟壑可以看出，垃圾诗歌既与“伪”诗歌构成互文关系，也与“真”诗歌构成互文关系。其文本意义的反道德是寄生在道德之上的，反文化是寄生在文化之上的。凡是文明的、崇高的、有价值的东西都要反掉，诗歌固然可以反这反那，但如果只能反这反那，就同阿塔要在9.11撞掉的双子楼一样，靠毁灭性的“解构”来实现其价值，这样，本来是想冲破栅栏，却变成了划地为牢，诗的路子也就越来越窄了。笔者曾举了一个向美女身上泼粪的例子，一方面垃圾诗歌从泼粪中获取破坏的成就感，美女越美，成就感越大。问题是这种成就感必须寄生在美女身上，一旦美女被泼得不是美女了，也没有人来不断制造美女，垃圾诗歌也就随之终结了。

五、藏锋：垃圾诗歌的诗学主张与文本一致吗

之所以在开篇称垃圾诗歌不称垃圾派，主要是基于垃圾诗歌的诗学主张与文本不一致。即便是有意识遵循“三原则”，写作中却无意识地走了样。先看徐乡愁的《春播马上就要开始了》
春播马上就要开始了
农民没有钱买化肥
农民只有哭泣

当官的却不能哭
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并紧急调配所有的机关干部
分期分批地
派遣到乡下去造粪
…………
对农民的同情、对官员的讥讽并未“垃圾”到哪去，尽管出现了一个“粪”字，笔者倒是认为这首诗极忠实于自己的心灵，无意识地回到第三代诗去了。再比较小王子同一组诗中的两首，更能说明问题。他在第一首《我有罪》写道：

我吃饱了饭
不把憋在大肠里的屁放出来
我有罪
我带着一把玩具刀走在81路
让吹过花圈店的风瑟瑟发抖
我有罪
我挺举着我的硕大鸡巴
让首都的人群慌张奔跑
以为我是恐怖分子要抢劫人民币
闹出交通事故吓坏了全身武装着的警察
…………
这是最“垃圾”、最“崇低”的了。然而接着写到母亲，便不再“非灵、非肉”了，请注意这首《给母亲》的全诗：

珍爱母亲的土地
也珍爱父亲的脊背
老家里的房门锁了十几年
为了供弟弟与我读书
老两口在小市镇做着小生意
我上了大学
我在陌生的城市写着诗句
每当到邮局取出那一张张揉皱的人民币
我就会想起那无数的父母
如蜘蛛在农村的田地里爬行
永远这样挂在粘稠的线上
逐渐衰老
一阵风
连人带网
飞走，不再回来

谁不认为这是一首“有灵、有肉”的诗呢。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显然，诗人先是有意识地坚持“崇低”原则，以显示其为作为垃圾诗人的骨干，事实上是“主题先行”，后来在“母亲”的创作过程中无意识地忠实于自己的心灵，写出了无所谓高低上下、一点也不“垃圾”的诗来了。这也证实一个观点。即：垃圾诗歌反对文以载道的口号式诗歌的同时，却又蛮横地为其植入“革命”的主题，实际上又要诗歌退步到文以载道的口号式诗歌上去。
当下诗歌现场冷清与繁嚣共存的矛盾，已经到了必须建构民间与权威话语互动机制与平台的时候了。因为诗歌的“话语换场”不是一个年代人就可以完成得了的。一方面，需要“先锋诗歌”的不同时装在T台披荆斩棘开路，并在此过程中淘汰一批；另一方面，又需要落后于T台“时装”，并不断随之进步的、且为大众接受的、相对稳定的优质产品来维持日常诗歌生活，如果有人将衣服全部撕掉，在身上涂上粪便就更“先锋”，将诗作贱得不是诗，那就不是讨论时装也就不是讨论诗歌的话题了。

2004年岁末

本贴由胡丘陵于2004年12月28日14:59:25在〖扬子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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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点击：1565 时间：2004-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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