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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虚掩的暴力之门:谁是栅栏外的敌人

李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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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左高山教授的《政治暴力批判》
这个世界最为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往往是我们最为陌生的事物。这是一种由熟悉带来的陌生,那些所谓的熟悉掩埋了澄明与晦暗之间的界限与鸿沟,导致人的认识始终处于一种模糊的游离状态,恰恰是这种境况,极大地阻碍了我们对于政治生活中诸多现象的敏锐知觉,被动地处于麻木、冷漠与茫然无知的心境。暴力就是这样的一个被有意或无意地严重遮蔽与涂抹的概念,暴力作为人类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心灵与生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很少被关注、或者被文化的错误表象所蒙蔽。前些日子,有幸读到左高山博士的《政治暴力批判》一书,读后有一种久违的感觉,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我与左博士的认识有些不同,但是这部著作所展现的很多观点在我内心中还是深以为然的,这也是近几年国内学人少有的学术力作。那么借着阅读这本书的契机,本人愿意简单谈一下个人在阅读中的一些体会以及自己关于暴力的一些思索,希望以此文与左君在智识上进行一场交流。
研究暴力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学术工作,之所以艰难,原因无外乎两点,其一,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中,倡导和谐理念,导致研究暴力总有一丝与主流不符的敏感意味,需要研究者的极大勇气。其次,暴力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致,毕竟暴力活动已经成为人类生存中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不论你是否喜欢,暴力总是存在的。再加上历史上各种学说的累积以及政治架构有意或无意的遮掩,有关暴力的言说与论述也就显得尤为庞杂与混乱,暴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诡异的事情,我们时常恐惧于暴力加之于己的伤害,又在无可奈何之时渴望暴力的最后解决,在这种矛盾心理的纠结中,暴力现象的深层本质却总是逃脱人们的视线,处于毫无悬念的搁浅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全方位梳理出暴力概念的本质就是所有论述的起点,也是政治哲学领域至为关键的工作。如果说政治哲学的天空下还有什么新鲜事的话,那么一定是对政治暴力的研究。
左高山博士这部著作恰恰是沿着这条运思路线展开的,全书共分六章,导论部分以开阔的视野展示了当前有关政治暴力研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确定了本书的政治暴力批判的研究路径,以及政治暴力对存在者存在的政治性剥夺这样一个宏观命题。第二章以厚重的篇幅梳理了政治暴力的观念史,这部分工作无论对于研究者来说,还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都是意义巨大的,它展示了政治暴力观念历史发展的谱系图,通过这种概念考古学式的分析,一些晦暗不明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思想的道路也在这种敞开中得以行进。第三章到第五章则按照从个人、国家到世界的逐渐放大的空间来展示政治暴力所呈现的不同样态,以及存在者的存在在空间放大性转换中所遭遇暴力的情形。第六章给出了本书的结论:通过理性的建构把“我们”的概念外延扩大化,将一直游离于栅栏外的他者包容进来,从而超越传统的我——你——他的认同架构,进而超越或者终结暴力才是可能的。这样的论证线索非常清晰,与人类的认知习惯相契合。通常来说,研究政治暴力有两种路径,从宏观角度入手与从微观角度入手,这两种方式也是国内外常见的研究模式,其优缺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宏观视角适合于历时性分析,体现政治暴力所强调的集体状态;而微观视角适合于共时性分析,更能彰显政治暴力的结构性特点,通过个体层面的遭遇与表现透视集体层面的苦难与无序。这两种研究进路也是政治哲学的常规选择,本书令人惊喜的是,作者另辟蹊径,没有单纯按照这两种既定模式来研究政治暴力问题,而是通过对政治暴力下个体心理层面的反应的深入挖掘,把我们与他者的关系置于生存论的视角下进行解剖与分析。如果一种关于政治暴力的学说,没有关注到个体在暴力影响下的心灵状态,仅仅划归到宏观层面的政治分析,那么关于政治暴力的研究将是无力的,因为这种集体形象掩盖了暴力在微观层面最为真实的剥夺与伤害,进而施暴者与受害者一同脱离了在场的快乐与痛苦,作为在时间中生存的个体在整体性框架的切割下,还原为一种无意义的构成要素,与暴力有关的真实个体感受消失了,暴力成为一种无对象的力的释放,进而导致政治暴力沦落为一种空洞的关于存在者存在的抽象形而上学,前些年流行于街市的各种关于暴力的观点与学说之所以被刻有时代特征的具体的人所抛弃,原因也在于此。毕竟这是一个正在启蒙的世纪,主体性意识以不可逆转的姿态正在快速的觉醒,没有任何理论可以忽视那些具体的你——我——他,这是一个通过破碎来还原整体的时代,我们更为关心那些卑微的、具体的、鲜活的存在者在暴力面前的命运,只有基于无数个体的真实感受,未来克服暴力才是可能的,这也是我对本书论证中最为欣赏的地方。
顾名思义,政治暴力主要是指出于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一种集体性行为,它的结构是群体与政府或者制度之间的一种冲突或者对峙。通常暴力作为最后的解决手段,是基于如下事实:当所有化解冲突的低成本策略都失灵的时候,作为高成本的暴力将作为解决问题的最有力手段,暴力迷恋的深层原因也正在于此。如果说在微观层面,政治暴力彰显了个体心理性痛苦,那么在群体层面则呈现为现世性的苦难。如果政治暴力发生于国家层面,关于政治暴力,我们更为关心它的合法性问题,一个缺乏合法性的政治暴力,将导致社会系统的瓦解,所有的人类历史都在展示这种政治暴力由合法到不合法的轮回。在更为宏观的国际层面,各个国家作为基本的理性单位,为自身利益博弈,导致在国际层面上由各个国家组成的世界,实际上是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对于这个层面的政治暴力,它以战争形式来表征,对此,我们更关心它的正义性,而正义性与暴力一直是个很模糊的问题域,没有人知道正义的门把手在哪里?这也是经典的政治哲学难题。面对如此无法回避的困境,左君以高超的智慧充分挖掘思想史中的材料,对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愚夫隐喻”与古希腊柏拉图的“牧羊人”隐喻进行了大胆的解构,希望通过这种努力,化解无政府状态下克服暴力的理论出路,这种论证思路很漂亮,不过我认为还可以回到更为根本的问题上,即苏格拉底悖论上,即没有一个人愿意为恶,但这些人组合起来又培育了罪恶。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这个问题是典型的休谟问题,对个体的行为进行归纳,并不能必然保证结果为真。哲学家阿伦特曾认为这是由平庸的罪恶造成的。问题是缺少反思是平庸者为恶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换言之,平庸一定会演变为恶吗?是否还需要一些我们尚不知道的条件?基于此,从个体到平庸的恶是没有必然的逻辑通道的。简言之,一个平庸的人不会平白无故地突然变成恶棍的。如果我们承认德国哲学家彭费霍尔的观点,即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那么,即便如此,缺陷也不等同于罪恶。因此,阿伦特的回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我看来,也许问题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方式上,因此,无论康德的世界公民也好,还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也罢,都没有关注到人和人之间的结合方式在其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如果把这种结合方式理解为制度,那么,政治暴力在不同制度之间又该怎样呈现它的秘密根基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推开虚掩的暴力之门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栅栏外的那个人吗?当我们完成了对自我的认同建构,一个认同的边界就在个体心理或者意识形态中固化与呈现,那个边界之外的人就是认同框架所认定的他者,他者的存在为一个异质意义上的敌人的建构准备好了所有的材料。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存在开始觉得需要一个敌人呢?霍布斯曾表达过类似的说法:对于死亡的恐惧,使我们有了需要订立契约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暴力是人类内心对于恐惧的一种反动。问题是能否用更恐惧来征服内心原有的恐惧。也许这是一个死循环,如何跳出这个栅栏,或者干脆推倒栅栏,看来我们还有很长的理论之路要走。
曾记得,2006年的某一天,与左君等朋友在湘江边上的小酒馆喝酒聊天,席间左君问了我一个问题:敌人一定该死吗?记得当时内心对于这个句式深为震撼,恍惚记得给出一个不严密的回答:敌人不该死,而坏人则该死。四年了,经常会想起左君的这个问题,上面的文字就算做我对四年前问题的一个认真回应。也期待未来左高山教授会为我们大家揭开更多的政治暴力之谜,而这种期待是值得信任的。
2010-11-7草稿,12日修改,16日再修改,2011年7-15再次校对
左高山著,《政治暴力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6月出版,定价:49.8
说明:这篇小文章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2012(5),这是原稿,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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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坚持就是最好的理由 0 193 思考的芦苇 20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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