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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末世的晚明文人用狂放和疯癫等非常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选择虽然离“人的觉醒”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是，能够在无声的世界里表达自己的悲哀与绝望，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没落时代对思想的禁锢已经力不从心。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惯性来延续自己身上固有的奴性的。苟延残喘的王朝政治已无力挽救内在的精神危机。经受长久压抑的知识分子开始从“非圣之书”里面去寻求思想资源的更新，统治者的道德语言已无法统摄人心。不堪一击的谎言被那些空头学者精心修饰着，这种悖谬的局面只能出现在一个不可救药的时代。
读费振钟先生的《堕落时代》一书，看晚明这一群追求畅快而不得的畸形文人的精神扭动，我们会感到心中有一股难以排遣的郁闷。这些原本可以成为“言尧之言，行尧之行”的“圣人”，被一个有气无力的时代耽误了。既然“兼济天下”已成为不可能，那么，又何必为名教所羁绊呢？中国文人的工具理性是十分强烈的，他们的“圣人情结”说到底只是个人的一种人生设计，他们不会像宗教徒那般不计得失。一个不争气的时代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有的道德理想，官场的溃败迫使他们去体味市民社会的百般滋味。如果单纯把“人生只是个快活”当成一句气话，就只能显露文人的矫情和虚伪。这些文人的功利心过于旺盛，所以，他们很难成为快乐主义者。尽管他们口头上宣称“耕稼陶渔，无往不乐”，实质上，他们是在用绝望这一形式来表达对于人间世事的态度。文人的狂放总是有原由的。
市井生活是救治激进文人的良药。一旦浸泡在“俗趣”当中，那些污浊的教谕顿时失去颜色。沦落民间的文人不情愿地恢复了本真，从而完成了空洞的儒学道统的断裂。晚明文人的反叛是被逼出来的。在一个虚伪的、毫无生气的时代，能出现李贽这样怀有一颗“童心”的“异端”，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尽管李卓吾终归脱不了背负“惑世诬民”的罪名夺刀自刭的命运。晚明文人对于“义理”已无多少好感，他们发现打着圣人的招牌去蒙蔽和窒息鲜活的生命是一种罪孽。文人一旦走上放荡、选择流浪，那么，就说明他们已不再与腐败政治为伍。颓丧与堕落是审美上的革命。在一个失语的时代，没有人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政治上的高压使他们“弃家出游”，并且以怪异为美，这是无路可走之后的惟一选择，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末世文人的疏狂是对正统之学的无形嘲弄。在一个颠倒的时代，不干正事正是最大的正事。
费振钟先生说，明代中叶以后的时代，是一个让文人狂躁不安的时代。残酷的政治环境与僵硬的文化传统把文人置于病态的生存环境中。身心羸弱的晚明文人无力去积极争取作奴才的资格。这反而使他们获得了有限度的自由。作为“必死者”，他们在走投无路之前，尽情地享受堕落的快意。这种风流和浪漫富有极浓的悲剧意味。《堕落时代》一书指出，晚明文人的那种旷达和性情化“不是从更加无所畏惧的精神自由的意义上表现出来的生存境界，而是在拒绝外在拘束的借口下，对身外世界的冷淡和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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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青年报 点击：1815 时间：200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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