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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00732)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三
清前中期是晋商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不但体现在商业地域、资本和商人队伍的扩大上，而且在经营的领域上也有很大的扩展。从北京的136宗个人样本中，涉及商业行当达30种、80余个铺号便可得到一定的印象，何况它还远非全面。
再就是我们所说、所列举的北京山西商人、商号，多数是些资本不大、铺号不显的中小商家，反映它们的经营状况。一般来说，当人们提起某行业或某商帮时，总会举出积资雄厚、名扬天下的名家名铺，这固然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实力和品牌。但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众多中小铺号的存在，对于提高和烘托商帮整体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其实，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真正的大商家不过几家、十几家，更多的是那些中小商家。在北京，正是这些中小晋商勤奋努力，不顾本小利薄，把铺面开到街头巷尾，既流通了物资，也方便了百姓，使城市得以运转，体现它的生机，从而显示了晋商在北京的深厚基础和无限实力，两者是相得益彰、不可偏废的。
由于本文所采样本都以个人资料为主，所以文章的第二部分介绍了一些在商业经营中成功和失败的例子，这也是商业史讨论中较少涉及的问题。实际上，商业既充满竞争，那么总会有成功和失败者。若说所见例子中失败的远多于成功者，这可能与笔者触及的对象基本都是中小铺主有关。他们本小利薄，往往很难经受冲击，甚至店主一场病，或家中某些生活变故，也会导致铺号的败落乃至关张。在文中，笔者举出3个店伙失业后，本人或家人的悲惨命运。虽然这可能属于极端，但说明与老板相比，他们更处于低层，更经受不了生活的冲击。至于那些由山西家乡来到北京求职未成而流落成为城市弃儿的情况，若从更广的社会层面考察，或许还与当时的城市化水平有关。自清中叶以后，一方面由于人地矛盾加剧，促使不少农民离开土地，告别家乡，向外流动，包括进入城市以求得更好的出路。山西地近北京，晋中、晋南又有很多商人在北京事业有成，所以人们选择进北京碰运气，是理所当然的，但这里有个供求关系问题。就城市而言，一定的城市规模，只能容纳一定的城市人口。具体到每个行业，像北京的商业，到了清晚期，市场容量不但未能扩大，还有萎缩之势，商业网点只限于此，也就无法消化不断增加的就业压力，即使有乡情之谊，也爱莫能助，是经济原则在起作用。这样讲，尽管离题太远，但也是一种道理。
最后，本文是通过136宗个人样本介绍清代北京晋商的活动情况，但不是说，当时在京客居的只有这些人，在此之外，还有从事其他行业或因故留驻者，如行医、从教、看守会馆，在京郊佃地，以及买房收租、作中介、被拐卖为娼的女子等，不过人数不多，占有主导的，即85％以上是参加商业活动。这确实是个值得考究的问题。因为笔者还统计了其他省籍人士来京后的从业状况。如直隶(今河北)，那是北京外来人口中人数最多的，他们多从事苦力和手工杂活或是些叫卖街头的小商小贩；山东的人数占第二，从商者也不少，像粮行、绸布行、饮食等业，其比例不过50％左右，至于还有些省份，因总体人口数不多，可略而忽计。如此多山西人进京，目的只奔着从商，说明晋商在北京事业上的成功，以致对家乡起着强大的虹吸效应，这也是对85％比例数所作的注解。自明以来，谚传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形容安徽徽商在各地势力之大，但那主要在南方各省。在北方，晋商占有更大的优势，北京的例子，也许就是这样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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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友 kk 提供 来源：互联网 点击：201 时间：2008-7-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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