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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庆忠：口述历史的制作与口述传统的发掘
孙庆忠
（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口述史（oral history）与作为民俗学研究主体领域的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虽然都是以口头叙述的方式呈现，但前者受到个人生命周期的限制，主要是对个人亲历的生活事件及感受的叙述；后者则是世代相承的口述证词，主要指神话、传说、故事、民谣、谚语等文艺样式。口述历史最为突出的功用在于收集口述凭证，弥补文字资料的不足。而作为集体传承的程式化了的口述传统则是唤起民族历史记忆，激发其自我意识，进而建构族群认同边界的主要依据。
当下笔谈的主题是口述史，笔者拟从文与野、主与客的关系切入，对口述历史与口述传统的特色谈些体会，与相邻专业的学者切磋。这里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民俗学研究的口头传承文本是研究者通过田野作业发掘的，而口述史的相应文本则是研究者通过访谈制造的。
Oral一词根据不同的上下文被选择用不同的汉语语词来表达，翻译透露的修辞含义当然不言而喻，这里或许还能进一步窥视到口述与文字在互动中的不平等关系，因为与文字的大传统相比，凡带了“口”的都已经明白告诉世人它的小传统地位。口述史在历史学中处于非主流的地位，也因其“野”一再招到正统历史学家的质疑和责难。比如，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尔（Patrick O’Farrell）曾讽刺道：“口述历史正在步入想象、个人记忆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美国历史学家B•塔齐曼也认为，“虽然口述历史或许会向学者们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但总的说来是保存了一大堆废物”。[1]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口述史的兴起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把被上层社会各类精英人物垄断的历史恢复成为普通人的历史，一改民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不具有研究价值的观念。在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看来，只有凭借个人经历的真实证据（“过去的声音”），才能如实地再现历史，还过去以本来的面目。[2]正是基于自下而上的史学理论，口述史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其自身地位的提升。
20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白话运动对于整个社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中国的民俗学也就在此期间开始成形。在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史著作里我们不难发现，从北大的歌谣征集运动，到妙峰山庙会调查，当时文化人到民间去的这些有开拓意义的实践，不仅使山野民风成为了学术研究的主体，也标志了治学只专注文献资料的转向。钟敬文先生曾指出：“文献，不是民族文化成绩的全部。……除了上述那类文献的保存和所显示的历史成果之外，中国还有更大量的、没有或很少被文字记录的、流传在民间的各种文化。它就是民俗学的对象。”[3]可见，文与野的界线是变动的。清代学者陈澧对于文字起源曾经说过一番话：“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东塾读书记》）我们认为此话同样适合解说某些经典文献的由来。“诗三百篇”之成为《诗经》可以例证，荷马的《奥德修纪》亦然。这演变借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则可以称作“转生为熟”。
与口述史和民俗学的晚出状况相似，人类学和社会学几乎也是19、20世纪之交的新兴“舶来”学科。这与具有悠久传统的文学和史学自然不能相提并论。可是20世纪初期恰恰也是文、史两门“不分家”的传统学科发生革命性转变的年代。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以及闻一多的上古神话研究[4]，大抵反映了当时做学问方法的改弦更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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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友 kk 提供 来源：互联网 点击：528 时间：2008-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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