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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上的晋商票号,管理运营中有着类似于近代西方企业管理中的“持股分红”模式,也具备类似于近现代“职业经理人”雏形,然而竟不能完成由近代而现代的金融管理进化,终至完全覆灭。本文拟从组织特征、管理特点、制度缺陷等方面予以论述,以期厘清原委。
关键词:秘密社团 制度缺陷
明清两季,山西的经济地位十分特殊。一方面“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1]而财赋有出,且所出皆为千百万两白银之数;一方面是十室九空、惯于“挟轻资牵牛车走四方”[2]的山右行商,眨眼间风云际会,以票号经营独步天下、笑傲江湖,令近现代的海内外研究者,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票商际遇或突增感慨,或仰慕之情有如滔滔江水。 明清500多年历史中,鲜有一个商帮能够异常幸运地仰仗天时、地利、人和诸要素,迅速爬上神话般的财富巅峰然后又全然衰落。当年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地,如今只存留了几座令人乍舌的明清高规格民居建筑,所有的辉煌似已化作尘土。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又因何而败?本文试图从一个新角度予以解释。 ―――――――――――――――――――――――――――――――――― 1、(清)康基田《晋乘嵬略》卷2。转引至《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张正明、薛慧林主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2页。 2、(明)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0、《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转引同上。
一、组织特征:晋商票号的“秘密社团”属性 原则上讲,“晋商”不能与“票号”划等号,晋商的历史要远早于票号的历史,远可追溯到两汉甚至春秋时期时期。但晋商最辉煌且成就突出者,非票号莫属于。至于其他行业的山西商人,与同期的徽商等国内大商帮相比,似乎并无明显过人之处。因此,讲晋商多涉票号。票号的起源颇具传奇性,近现代曾有过多种说法[3]。其中又以“顾炎武创立票号”最为缺乏根据也最具传奇性[4]。类似的说法还不止一家。[5]而且每有知名学者附议[6]。20世纪60年代,山西大学历史系王守义、郝树侯两位先生也曾关注于此。 1、票号传说的“秘密社团”内容 顾、傅创票号说并非本文中心内容,仅以引证票号创制起始的扑朔迷离,及其某种程度的“秘密社团”(secret societies)性质。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很特别的士子类型。他们受前朝教育却身在当朝,在精神上比本朝的贵族还高傲,但并未(或者说不屑于)获得上等职业和显赫地位,他们拒不认同社会的特权显贵,并对现存秩序保持不满和对现行体制总在进行批判。士子所处的社会通常经济上落后政治上较前朝更为专制。正是因为如此,当这些士子群体企图将批判精神化为具体运作,试图引出激烈社会变革的时候,他们会组建秘密社团以求一逞。 晋商票号既传说是清季著名的反政府士人所创立,自然纲领、宗旨和管理手段总要异于常人。因此“号中规则极严密”且“尊行不废”,而非简单的在商言商[7]。同样地,由于其“秘密社团”的性质,保守机密与保护社团的需要,决定了有关票商的档案文牍是极难获得的。能够相对完整、准确复原票号业务状况的账册、信稿之类,因为有人拿了粘贴房屋的顶棚,才偶然存留了下来而且也已经残存不堪[8]。 总之,传说虽不同于历史,背后却往往隐藏若干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事实上,山西票号缘自管理上的高度自闭、经营过程的固步自封以及对从业人员严密控制的事实本身,已然带有某中“秘密社团”的倾向。有学者认为,票号与其说是个企业,不如说更像“一支秘密部队”或是“一个地下帮派”。山西票商一手造就的这个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而又与世隔绝的组织,通过“秘密社团化”的管理,给票号带来了历史上短暂的大繁荣,也注定了其覆亡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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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友 kk 提供 来源:国学龙腾 点击:655 时间:2008-6-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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