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位置：颜如玉网 > 镜花缘 > 散文轩
|
|
|
|
|
|
水古的第二本诗集《汉语言精确制导》的大部分诗歌通常有多种解读版本，这正是他的“幸福”。这个现象曾一度引起我的思考。
一种是比较正常的“诗不达诂”解读。比如他的《处女作》，廖老先生认为，“这是唱给祖国母亲的歌，是唱给百姓母亲的歌。把祖国母亲及她的女儿艰难前进的步履呈现出来了。”而罗小风只认为，这只是“呈示祖国母亲在前进道路中的艰辛与坎坷。”
更多的是极具争论性的解读。比如《爱心》全诗如下：“我虽然贫穷/但即便剩下最后一滴泪/要捐/也要捐黄河//让断流一餐的黄河/也滔滔向我咆哮起来//”在此诗下，有一个网名叫小春的小五字号评论文字：“在一个扭曲的社会，我们献出爱心，往往成了一个美丽的欺骗，得到的回报是“黄河滔滔的咆哮”。
显然，“咆哮”，一个富有多重象征意义的动词或名词，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虽然我无从下结论，指责别人的评论或对或错。因为读者的阅读与评论也是一种二次创作过程。艺术的社会性在于它不只属创作者，也不能属某个读者。用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它是属于人民的。
一个诗人想完全读懂另一个诗人作品的可能性等于零。这就是自古至今人们常说“知音难寻”的原因。
我只能得出这种结论：中国，首先是个隐喻大国，12亿人，12亿哈姆莱特；而后才是人口大国。
这是水古诗歌引起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并由此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水诗的争论不只在于“诗”或“非诗”，还存在着对诗中的“象征”、“隐喻”有不同的发现。这种发现是一个不断挖掘的过程。它在于受众本身，而不是创作的主体。我想，一些年后，中华民族的大众式“象征”与“隐喻”被模糊、被附予新的概念，关于水古诗歌的争论，应该还继续。
对于这个问题，我试图在下文进行扩大化性的思考与观照，通过一些对比、综合，发现某种性质，才能得出更好的结论。
一部中外文学史就是一部创作观念不断发展的历史。在工业化大生产全球一体化与“物质”意态楔入人们心灵的今天，不单是诗歌让人产生一种“诗不达诂”，而且某一阶段的小说也有类似的下场。
这让我想起我在大学时期读过的乔伊斯《尤利西斯》。他就公开表明：他是处心积虑要为读者设置难以逾越的阅读障碍的作家。
1921年，他在苏黎世一家咖啡馆对给他写传记的画家说：“我在书中设置了那么多的迷津，它将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争论我的原意。”他还恶作剧地调侃：“这就是确保不朽的惟一途径！”
难道水古就是有这种故意？有意在诗中给人们设置了种种的阅读障碍？我想不是。
众所周知，乔伊斯受易仆生的影响尤大。他的骨子里流着一种戏剧精神的血清基因。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意态与心灵对撞下，诞生了伟大的作品。
我宁愿相信，让人读不太懂的《尤利西斯》只能这样去解释：小说的某种精神性质与戏剧极度亲近。而诗歌也与戏剧比较接近。（于是西方形成了所谓的歌剧）
在古希腊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们是这样评证诗歌与戏剧的关系：诗歌（特别是戏剧诗）实质是一种幻觉。诗歌与戏剧，都是为了制造一种幻觉“舞台效果”。诗与魔术相近，以语言的迷幻人的能力为基础，就仿佛观赏者着了迷。这种幻觉诗论，这种幻觉主义的野心后来发展成弗洛伊德的“无意识”“非理性”创作概论。
我认为，诗的抒情性容易造成诗的创作与阅读双方向戏剧的“幻觉要素”靠近。水古诗大量的太阳、月亮、星星与黄河、长城，标志着他的诗歌曾一度潜入过极度痛苦、孤独与疯狂的状态。这造成了受众的一种语言幻像与跟随，从而造成多种解读。 |
|
|
|
|
【 回页顶】 ■版权声明 |
感谢网友 sgsr 提供 来源：易冰之冰 点击：456 时间：2008-5-4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