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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在近年来研究取向的影响下，我们一提到明末的社会，马上就联想到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思想的多元与解放。但课题一转到十八世纪，我们的焦点却都集中在帝王的专制统治、学术思想的闭锁和文化道德的保守压迫。明清文化似乎在此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断层。我在〈十八世纪中国社会中的情欲与身体──礼教世界外的嘉年华会〉一文中，从下层文化的角度，证明十八世纪的文化，并不像我们一般所假想的那般冷酷森严。在另外一篇讨论袁枚的文章中，我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士大夫阶层中，十八世纪的面貌，也和我们从文字狱、干嘉礼学中所得到的印象截然有别。
袁枚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十八世纪社会的视野。我们当然可以轻易的假定袁枚的颓废放纵，只是一个偶发的例外，缺乏更广泛的文化史或思想史意涵。但在没有对更多的士大夫生活史作更深入的分析之前，这样的假设，其实和我们过分突出干嘉礼学的社会影响力一样，都缺乏坚实的基础。无法让我们对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有更全面的掌握。
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透过个案研究，进一步累积我们对十八世纪士大夫的知识。将对象集中在扬州和郑燮有几个原因：一是盐商的聚集，带来了繁庶的经济生活。根据研究，在明万历年间，数百家的盐商已经造就了扬州「富甲天下」的荣景；清康、雍年间，扬州经济在劫乱之后，再度稳定的成长。康熙、干隆多次南巡扬州，更对城市的风貌带来深刻的改变。袁枚在干隆五十八年(1793)追忆扬州的历史时，曾提到他在四十年前游历城西北的平山堂，一路水道狭隘，「旁少亭台」。但从干隆十六年(1751年)皇帝南巡之后，山水、树木、苑落都有了戏剧性的转变：
水则洋洋然回渊九折矣，山则峨峨然隥约横斜矣，树则焚槎发等，桃梅铺纷矣。苑落则鳞罗布列，閛然阴闭而霅然阳开矣。猗欤休矣！其壮观异彩，顾、陆所不能画。班、扬所不能赋也。
第二，盐商的大量进驻，不仅改变了扬州城的外貌，也大大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内涵。从戏曲、园林、声色、饮食到绘画、出版、经学，集中地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复杂面貌。对以经学、礼学着称的扬州来说，多重面貌的同时存在，尤足以显示从干嘉考据或礼学复兴来概括十八世纪文化风貌之不足。
第三，郑板桥的多重身分(儒生／文人／艺术家／官员)和生命历程的各种矛盾、纠结(儒／释，田园／仕宦，城／乡，科名／叛道，对商品经济的依赖和批评)，正如同他所身处的盛世扬州一样，提供了一个重新观察十八世纪的新鲜视野。
生平梗概
自号板桥的郑燮，康熙三十二年(1693)生在扬州府兴化县的书香世家。曾祖父作过庠生，祖父是儒官，父亲则是品学兼优的廪生，以授徒为生。三世儒生的背景，固足以说明板桥的出生纯正，却不能保证他衣食无忧。事实上，贫穷可以说是板桥前半生最刻骨铭心的经验。康熙六十一年(1722)，板桥的父亲立庵公过世。年已三十，并育有二女一子的郑板桥，在一组回忆平生的诗作中，就不断提到自己的贫寒和落魄：「郑生三十无一营，学书学剑皆不成。……今年父殁遗书卖，剩卷残编看不快。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扬州画派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却落到绝薪并被逼债的地步，令人不胜唏嘘。
虽然学书不成，又落到出卖父亲遗书的地步，但世代业儒的板桥，也只能效法父亲的榜样，授徒为生。在村塾授课，也许能一济贫乏，却绝无法满足他的鸿鹄之志。到此为止的顿挫，也使得出生儒者家庭的郑燮，对人生有更多的质疑：「几年落拓向江海，谋事十事九事殆。长啸一声沽酒楼，背人独自问真宰。」板桥集中的强烈佛教色彩和他的狂放性格，显然和前半生的贫穷、落魄生涯，有直接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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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友 kk 提供 来源：互联网 点击：730 时间：2008-4-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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