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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面食，争议最大的莫过于毕罗了。
有一点能够达成共识：这是一种面食，在唐代由中亚传入我国。
有一点难以达成共识，那就是毕罗的基本形状。
国内学者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它是烤制的，圆形带馅，类似今天的馅饼；另一派认为它没馅儿，也不是圆饼状，而是大米拌菜，先蒸后炒，类似新疆的抓饭。
两派各有依据。
前者拿典籍说事儿。先引证《玉篇》（南北朝字书，后经唐人增编）和《广韵》（宋朝字书），《玉篇》讲：“毕罗，饼属。”《广韵》讲：“毕罗，饵也。”——元以前，饼、饵并提，饼就是饵，饵就是饼，证明毕罗属于饼类。然后引证《酉阳杂俎》，该书记载唐代豪门名食，其中有一道“樱桃毕罗”，做好后，里面的樱桃“其色不变”，这又证明毕罗有馅，至少曾以樱桃做馅。
既属于饼类，又有馅，自然是馅饼了。
后者拿字音说事儿。如前所述，毕罗源于中亚，而在盛唐，古波斯人管抓饭叫pilaw，在今天，新疆维族同胞管抓饭叫帕罗，不管是pilaw还是帕罗，在字音上都跟毕罗极为接近。据此可以推测，毕罗本是流行于古波斯的抓饭，后来传入西域，呼为帕罗，再传入中原，呼为毕罗。因为pilaw和帕罗都是抓饭，所以它们的移民后代毕罗也该是抓饭。
前者以唐史学者黄正建先生为代表，坚持毕罗属于馅饼；后者以已故史学家向达先生为代表，认为毕罗就是抓饭。我们且把前者叫作“馅饼派”，后者叫作“抓饭派”。
还有一些学者，既不认为毕罗是馅饼，也不认为毕罗是抓饭，而是另辟蹊径，独出心裁，断定毕罗就是饽饽。这派是以清代文人姚元之先生为代表，姑且称之为“饽饽派”。
小小一个毕罗，算是费尽了众多文化人的口舌和心思。而它自己的形象，在我们看来依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不出来。
事实上，上述三派都不足以服人。
《玉篇》和《广韵》确曾把毕罗归入饼类，但是众所周知，在古人的饮食概念系统里，饼未必就是那种扁乎乎的东西，面条属于汤饼，馒头属于蒸饼，它们名字虽然叫饼，形状可一点儿也不扁。所以《玉篇》和《广韵》只能说明毕罗属于某种面食，而不能证明它跟今天的饼有什么关系。
就抓饭派而言，毕罗虽在字音上接近于古波斯的pilaw和新疆的帕罗，也只能说明毕罗可能属于抓饭，究竟是不是抓饭，还需要别的证据来检验。我们知道，俄国人管馅饼叫расстегай，其读音跟毕罗也是相近的，如果仅凭字音就认定谁跟谁是一个系统，那么毕罗显然也可以解释成俄国人的馅饼。
跟前两派比起来，饽饽派的依据比较薄弱，该派只迷信姚元之的一句猜测，姚某说：“饽饽，古之毕罗也。”（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其实您只要端出来唐朝那道“樱桃毕罗”，姚元之的老脸就会发烧啦。很简单的常识，饽饽既不以樱桃做馅，也不拿樱桃做调料。
答案还在宋朝。
早年风行于唐代的毕罗，酒楼里有卖，食店里有卖，流动摊贩的挑筐里有卖，小市民以此作主食，豪门大户拿它当点心，甚至还形成了连锁性质的专营店，大唐长安一百零八坊，坊坊都有毕罗肆。晚唐以降，毕罗却不再风光了，从五代到两宋，市面上都没了毕罗的踪迹。然而毕罗没有消失，它激流勇退，隐居了。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毕罗秉承大隐的优良传统，栖身于皇宫大内，成了御膳。
孟元老记录北宋皇帝的生日宴会，宰相把杯，群臣贺寿，教坊司奏起器乐，散乐坊上演杂剧，皇帝本人带头饮酒，喝一杯酒，来一段音乐，听一阕散曲，并换一回饭食，待喝到第五杯，换上来的饭食里即有毕罗。
孟元老是这么写的：“杂戏毕，参军色作语，放小儿队，又群舞应天长曲子出场。下酒，群仙炙、天花饼、太平毕罗饭、缕肉羹、莲花肉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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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友 kk 提供 来源：互联网 点击：627 时间：2007-1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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