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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按两个方面来分述临安城的粮市：一、省仓等官方市场；二、米行等自由市场。
临安城内，政府建有省仓、丰储仓、端平仓、淳佑仓和平粜仓。省仓又分上、中、下三个子仓，上仓在天水院桥北，收贮浙江东部各州县征收的粮米，供宫廷、宗室、宰执、内侍日常食用；中仓在东青门（我们还记得这里是规模巨大的菜市场）外菜市塘，收贮浙江东部各州县和籴（和籴与征收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有偿购买，后者是义务缴纳，前者相当于统购粮，后者相当于农业税）的粮米，用于宫廷的祭祀和赏赉，禁军和侍从官的粮补也出于此；下仓在东仓铺，所存粮米用于发给庶官（宋朝官制，百官分宰执官、侍从官、庶官三种，庶官级别最低）。淳佑仓在余杭门内斜桥南，原是收贮军粮，供给临安厢军的，后来也用于赈济百姓。平粜仓在仙林寺东，收贮临安郊县所产稻米，米贵则粜，米贱则籴，用于平抑京师粮价。咸淳仓在东青门内后军寨北，收贮宫廷土地和国营农场所产稻米，属于后来修建，用于宫廷支应，以及其他难以预估的非正常开支（据《咸淳临安志》、《梦粱录》）。
很明显，各种官仓都是公共性质的，有的还有兼具公益性，如淳佑仓和平粜仓。
即便是这些官仓，在运输环节也有市场化的趋势，两浙、江淮诸路转运使向朝廷进贡稻米，若漕船不够，就大量雇用民间货船，包括长途搬运的脚夫、贮运稻米的席囊、叉袋，都可以花钱雇请或赁用，装船运到京师，在武林门码头卸货，再由诸仓库兵搬进去存放。
商品经济在宋朝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而南宋尤甚，许多在北宋由官方包办的事务，到南宋都自发地或被迫地交给了市场。以漕运为例，北宋时所用船只、所雇工役、所需器具，均属政府，虽有商人参与粮食购销，但并不准商人涉足漕运。南渡之后，巴蜀粮米调补抗金前线时，商人的船队和马队占了大半；再到南宋孝宗时期，地方漕运不仅雇请工役，甚至还统包给富商进行（见洪迈《夷坚丙志》）。在那个迟钝的帝制时代，资本已经凭借它灵敏的狗鼻子嗅到了无处不在的钱腥味，既为自己赚了大钱，也给政府省下了经费。类似今日政府采购的和籴、和买，在南宋时也有了竞价供货的新策略，比如宫廷买丝绸，原先是将指标层层分包给丝绸产区的各级官员，后来便发布和买公告，使“四乡趋利而来”，很快就完成了和买任务（见朱彧《萍洲可谈》）。前述省仓之中仓是收贮浙东和籴粮米的，或许也在和籴的过程中，采用过发布和籴公告，让粮商和自耕农竞价供货的做法。
再说自由市场。
在前一节里，我们提到过临安菜市主要分布在城东区，彼时有“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的说法，所谓米行，主要是在城北。临安城北武林门外，大运河支流沿岸地带，有泛洋湖、棕毛场，从北郭税务到半道红一带的陆路，以及与陆路并行的水路河面上，穿梭往来的牛车、货船随处可见。再沿着半道红、夹城巷的道路向北而行，不久就到达“湖州市”（城北有集市名“湖州市”，并非今天的湖州；现位于杭州市湖墅区），这里即是临安最大的米行，经由大运河和余杭塘运来的江浙之米，在这里筛选、分等、定级、估价，再由大米批发中介机构发卖市内销售，一部分通过城南的米铺转卖给来自浙江方面的山乡客户（见《咸淳临安志》）。
米行之所以聚在城北，跟水路的便利和稻米的产地不无关系。京杭运河从镇江府逶迤而来，经由常州、无锡、平江（今苏州）、嘉兴、崇德、余杭，在临安天宋门、余杭门、钱塘门绕城而过，城北正是大运河在临安的水利枢纽，“凡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舟，皆由此达于杭都”（吴自牧《梦粱录》）。再者，临安附近方圆九百里（九百里为当时水路运输粮食的极限距离，再远了则运价等同于粮价，经济上极不划算）内，主要产米区均集中于北方，如平江、常州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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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友 kk 提供 来源：互联网 点击：615 时间：2007-1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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