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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东京和南宋临安府，人口最盛时都在百万以上，既是宋朝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两个大城市的人口数字尚未有确切考证，但根据国内学者和国际汉学家们的推算，东京人口最多时曾达190万，临安人口则在150万上下（一说是500万，考虑到临安府城区面积不到20平方公里，如果每平方公里居住25万人，这么大的人口密度让人难以置信；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也曾说临安“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故而150万人口的说法应是接近史实的）。如果以每人每天所需口粮两升计算（按宋末元初文人方回《古今考》：“人家常食百合斗，一餐人五合可也。”五合为半升，三餐即一升半，加上酿酒、养殖等耗费，每人每天两升口粮是维持正常生活的最低标准），两个城市每年都要消耗掉至少一千多万石的粮食。
两个城市中，都有部分居民是靠耕种为生的，也就是说，他们居住在城区，其职业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如东京南厢有“老圃”，临安西湖有“葑民”。但这类居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大多为菜农，并不生产粮食，而是靠出售农副产品换取粮食。扣除这部分居民，剩下就是规模庞大的官员、胥吏、军户、商贩、工匠、僧道和士子，以及官妓、乐户、奴仆等贱民。这些人都不生产粮食（宰执官虽有封地，僧人们虽有寺田，但多在城郊，而且是由佃户耕种），其生活资料要么从市场购买，要么由政府配给，要么是佃户提供，而无论是经由哪种渠道，最终都是从别处获得。所以，就像古往今来所有的大城市一样，两宋都城必须是外向型的经济体，必须是开放性极强的生态系统，必须是和大规模的物资运输和市场交易分不开的。
东京居民所需粮食多由官方供应。如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各路各州上供粮米，从汴河运米300万石、豆130万石、粟50万石，从惠民河运粟40万石、豆20万石，从广济河运粟12万石。合计552万石（见《宋史·志第一百二十八》）。而此时宋朝建国不久，京师居民人数90万有余，按每日人均口粮两升计算，一年所需粮食约675万石，官方漕运的552石固然不能完全满足京师的需求，也不会有多大缺口。到真宗朝，京师人口跃升至百万以上，漕运规模也随之上升，大中祥符初年，仅从汴河运往京师的稻米，即有700万石（同上）。当时管这种官方运输的米叫“仓米”，北宋建国之初的半个世纪，东京人吃的米以仓米居多。换句话说，大家的日常口粮虽然不是由政府配给，却是由政府运输的。直到真宗景德三年，因京师居民对漕运依赖程度过高，每逢内河淤塞，京师粮价就狂涨，中央才改变做法，允许并鼓励商人加入到粮食购销中来。即使是在这时候，私人经营的粮食储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受政府操纵，比如说，想当粮商必须去找榷场办“米引”，一张“米引”要花铜钱一万文，跑关系走后门所花费用另算（见《永乐大典·卷一万五千九百四十八》所引“垫江志”），就像现在收购粮食需要有相关部门颁发粮食购销许可证一样。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宋朝吃“仓米”并非都要花钱，普通百姓当然是要花钱购买的，官员和官员的家属则享受免费供应。北宋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公务员的工资福利为历朝历代最高，如宰相月薪达到300足贯（一般来说，每贯应为1000文，但实际上常以九百文或七百文为一贯，“足贯”即指1000文为一贯，按足贯发工资自然是相当实惠的），参知政事月薪达到200足贯，三师、三公120足贯，六部尚书60足贯（见《宋史·志第一百二十四》）。按购买力换算，一足贯约合今天160元，宰相月薪即有48000元，六部尚书月薪也能领到9600元。这个数目固然比今天公务员的工资标准高一些，也谈不上有多优厚，关键是除了工资还有福利。北宋时正八品以上的京官，每年都有粮食、衣物、薪炭、茶酒、刍粟（喂马用）、食盐等项补助，其中粮食一项，宰相每月补助就达100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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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友 kk 提供 来源：互联网 点击：619 时间：2007-1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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